在我国封建社会，读书—中举—当官，是飞黄腾达的路子，当官就能“光宗耀祖”、“封妻荫子”，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选拔官吏必须经过考试制度，分科举士，即“科举”考试分级，有县试、府试、院试、乡试、会试、殿试。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分三甲。“一甲”三人，称为赐进士及第，第一名通称为“状元”，第二三名通称“榜眼”、“探花”。“二甲”若干名，第一名通称“传胪”，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殿试的象征意义重于实际意义。殿试结束，按照科甲排名，新进士将获在京城或地方上做官的权利。
明初，为了网罗人才，稳定天下人心，朱元璋重开科举考试。洪武十七年正式颁布科举章程。洪武十八年定下考官人数，主考官2人，同考官8人，其他又有会试提调官、收掌试卷官、弥封官、誊录官等等，体制十分完备。当然，开科取士，以举子的文章成绩好坏为标准。
但是，洪武三十年，朱元璋却一反常例，搞了一个“南北榜”事件，以“地区”取士。这是怎么回事呢？事情由一场考场骚乱引起的。
洪武三十年的三月五日，是三年一次的“会试”放榜的日子。这天，黄榜一开，人群大哗。原来上榜之人全是南方人。北方人一个未取。顿时引起骚乱。南京城里，落第的举子成群结队涌向礼部，要求对质。“皇家警察”锦衣卫赶来镇压。街头巷尾贴满了指责主考官偏袒同乡，必有隐情的传单。一场考场骚乱竟发展成了南北对抗的政治运动。朱元璋对此十分重视，立即召见会试主考剂三吾了解详情，方知本次科考并无舞弊现象，南北举子成绩属实，南方举子的成绩确实比北方举子高。但是，为了安定人心，朱元璋要求特录几位北方举子，竟遭到了剂三吾的拒绝。一怒之下，朱元璋把剂三吾赶出宫城，把前主考白信蹈停了职，并下令对考卷复审。北方举子们闻之，大呼万岁。会试复审成了人人关注的头等大事。
四月十三日，朱元璋亲临奉天殿，听取复试结果，六部九卿官员与原主考人一起进宫听旨。主持复审的翰林院侍讲张信当众评点几位北方举子的试卷。他先说这些试卷有可取之处，但后来突然语锋一转，把话题引到这榜评卷问题上来，说北方卷确实不如南方卷，考官绝无偏袒之事……朱元璋闻言大怒，当即指责官员们互相包庇，是将水平不高的卷子送交皇上阅，并宣布，以前结果一概无效，自己亲自复审。事情闹大了，这些主考之人被缉拿下狱，严加拷问，他们的家人也受到了酷刑，结果，他们竟被指称与十几年前的胡惟庸案、蓝玉案有牵连，全被处死。
五月初，朝廷宣布复审结果，新选 61 名贡士全部为北方人，南方人则无一人入选。史称“南北榜”。
为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洪熙元年设立南北卷制，南卷取60%，北卷取40%，宣德、正统年间，南北各让出5个名额给中原地区，以取得地区间的平衡。从此以后，明代科考就不是纯粹以成绩取士了，而是按地区取士，并形成了制度，相沿不变。
这次“南北榜”事件，表面上看是朱元璋亲手制造的一起冤假错案，许多正直无辜的官员惨死在专制皇权之下，朱元璋应该是个残暴的昏君了。但是，综观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形势，从大局出发，朱元璋此举是用心良苦的。
其一，朱元璋采取极端措施平息北方知识分子的不平，是为了维护国家政局的安定。因为，当时南北方经济文化发展是不平衡的，北方一直处在元朝政府统治之下，民不聊生，经济落后，文化不发达，而南方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南北相比，差距很大，这是客观存在。朝廷选拔官吏，如果简单地以文章好坏取士，势必造成南方人当官越来越多，而北方人则永无出头之日，这不但影响北方落后地区的发展，也将引起北方人的不满，影响国家政局的稳定。按地区取士，则会缩短地区差距，化解这些矛盾，有利于朝廷的统治。
其二，北方地区的重要地位不容忽视。北方原来是元代的政治中心，当时是明代的军事要地。明初之时，北方士人迟迟不愿依附明朝，对朝廷持观望徘徊态度，因此，用科举收服北方士人之心是当务之急，而张信等人眼光短浅，就事论事，体会不到“圣意”，难免成了牺牲品。
朱元璋不以成绩取士，绝不是简单的科举制度的改革，而是血淋淋的政治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