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长安后，玄奘即组织专门机构翻译佛经。20年中，共译出佛经75部，1335卷。他还根据自己在旅途中的丰富见闻，写成了《大唐西域记》一书，记载了我国新疆及原苏联中亚地区、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和锡兰境内的138个古国的山川、物产、风俗、宗教和政治经济情况，是研究这些国家和地区7世纪中叶历史的重要文献。他的另一个贡献，就是把老子的《道德经》译成梵文，介绍给印度。又把唐朝的《秦王破阵乐》介绍给印度，印度的戒日王了解到《秦王破阵乐》的来源后，决定派使臣到长安，与唐朝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唐高宗麟德元年（664年）二月五日，玄奘死于玉华寺。四月十四日，安葬在终南山下。在举行葬礼时，长安周围500里内。有数万人来送葬，3万余人庐于墓旁，可见当时人们对玄奘是多么爱戴。
在玄奘“西天取经”后不久，公元688年，鉴真出生在江苏扬州江阴县。鉴真俗姓淳于，14岁出家，曾在长安、洛阳两京游学。他的活动以他所住持的扬州大明寺为中心，遍及淮南地区，威望很高。鉴真除了戒律以外，还学习钻研建筑和医药知识。他特别热心社会活动，主持建寺80余所，铸像无数，还开慈悲院救济贫民，给贫病的人亲自煎药。
天宝元年（742年），日本高僧荣睿和普照从长安来到扬州大明寺，拜谒鉴真大师。除了听他宣讲戒律以外，还希望取得他的支持，派几位弟子东渡日本。鉴真答应了这一请求，但他的弟子们认为日本远涉大海，不愿东渡。鉴真庄严宣誓：“这是法事，不应顾惜生命。大家不愿去，我去！”弟子深受感动，有20多人决心跟他一起东渡，但因为种种原因，5次东渡计划均受到阻碍，未能成功。
天宝十一年（752年），日本遣唐使从长安回国途中，到扬州延光寺，拜会鉴真，敦请他继续东渡日本。这时鉴真已66岁，且已双目失明，扬州僧俗都挽留他，但他决心东渡传戒。这一年的十一月十五日，鉴真率弟子们乘日本副使大伴古麻吕的船只东渡，于天宝十四年（755年）二月四日，到达平城京（今日本的奈良市），受到天皇以下朝野人士的欢迎。
随鉴真到达日本的25人中，有建筑师、画师、雕刻家，以及医药、刺绣、铸写等方面的人才，他们实际上是一个文化使节团。他们到达日本后，除宣传戒教外，在建筑、艺术、医学等方面也对日本做出了很大贡献。鉴真在日本领导创建的唐招提寺，其中的金堂、讲堂和一些重要的经象法物，代表了我国盛唐时期建筑雕刻的最高水平，是日本的艺术明珠，至今保存完好，视为国宝。鉴真又是医学、药物学专家，他给日本皇太后治愈了疑难病症，当时曾有《鉴真上人秘方》一书问世，据说就是他的处方记录。当时日本药物学初兴，药物真伪混杂，日本天皇下令“辨证”，鉴真虽然双目失明，但他凭着自己的嗅觉，识别药物品种，鉴定药物性能，给日本古代药物学奠定了基础。据说现在日本东大寺传的“奇效丸”，就是鉴真传到日本去的。正因为如此，一直到江户时代（1603～1867年），日本的药袋上，仍然画着鉴真的图像。
唐广德元年（763）三月，鉴真开始患病，弟子们为他造了肖像，至今仍保存在日本的唐招提寺开山堂，这就是日本的国宝“鉴真和尚坐像”。这年的五月六日，鉴真在招提寺逝世，终年76岁。
在这一时期的中日友好关系史上，还有一位杰出的人物，就是日本的著名学者阿倍仲麻吕。
阿倍仲麻吕公元689年生于日本本州大和。他自幼聪明好学，少年时代在本国度过。唐开元五年（717年）十月，他被选人唐朝留学，随日本遣唐使来到中国长安。到达长安后，唐政府分配他到太学学习。这里的学生都是五品以上官员子弟，太学的教师都是全国的知名学者，课程有《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等必修课，还有《孝经》、《说文》和时务策等，阿倍仲麻吕在太学经过9年的勤奋学习，不仅精通经典，而且善作诗赋，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强烈的爱慕之心，改名叫晁衡（一说叫“朝衡”）。
大约开元十六年（728年），阿倍仲麻吕担任了唐朝左右春坊司经局的校书郎（从九品），专门校理图书。次年，转任“补阙”（从七品），这是皇帝身边的谏官，职位虽然不高，但接触中央高级官员的机会较多，是中央政府中的清贵官职。4年以后，他又担任了仪王李燧的“友”（从五品下），职责是陪伴亲王，并以封建道德教育亲王。就在这个时期，大诗人李白应唐玄宗的邀请来到长安。担任翰林供奉，是皇帝的文学词章顾问侍从。李白在长安居住的两年多时间里，除结识了贺知章等人外，还结识了阿倍仲麻吕。两人经常在一起痛饮酣歌，高谈阔论，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天宝年间，传说阿倍仲麻吕在归国途中的海上遇难，李白以十分悲痛的心情写诗悼念他的挚友：“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日本史籍中至今仍记载着这首诗。
阿倍仲麻吕在海上遇救后，又回到长安。任秘书监（国家图书馆馆长，从三品）。这一时期，他又与王维等人结成密友。阿倍仲麻吕回国时，王维送他到海边，写下《送秘书晁监还日本》的五言诗：“积水不可极，安知沧海东。九州何处远，万里若乘空。向国惟看日，归帆但信风。鳌身映天黑，鱼眼射波红。乡村扶桑外，主人孤舟中。别离方异域，音信若为通。”在诗句里，王维心随神往地写出阿倍仲麻吕东渡的艰险。充满对挚友安危的深切关注和惜别之情。
阿倍仲麻吕在担任唐政府官职，以及与中国文人交往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两国友谊交往的桥梁。他既是唐朝官员，又执行日本大使任务。每当日本遣唐使来到长安。他都主动协助使团。与唐政府接洽有关事务。比如，天宝十二年（753年），日本第十一次遣唐使到达长安后，阿倍仲麻吕即引领日本使团会见唐玄宗。会见后，唐玄宗令阿倍仲麻吕带领使团参观唐中央政府的府库和三教殿等。由于阿倍仲麻吕的疏通，唐玄宗授予日本大使藤原清河“特进”（正二品散官），授予副使大伴古麻吕银青光禄大夫、卫尉卿（从三品）。
大历五年（770年），阿倍仲麻吕在中国辞世，终年72岁。
隋唐时期的对外开放，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隋唐的封建文明中，包含有当时世界上许多国家和民族的贡献。隋唐的封建文明又对当时与之交往的许多国家和民族的文明进步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人类文明的相互吸纳与共同进步史上，隋唐的对外开放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隋唐时期的国门四开、不惧往来的全方位对外开放，对当时中国和世界的文明进步，都产生了积极的深远的影响。
从中国方面而言，以佛教广泛传播为代表的思想文化领域，以及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都从对外开放中吸纳了许多新的有益的成分。
佛教既是宗教，也是哲学。佛教在这一时期的广泛传播，对中国哲学思想领域的影响，是相当深刻的。这一时期的天台、法相、华严、禅宗等四大佛教宗派，程度不同地渗透到各个阶层的思想意识之中，与中国传统的统治思想之间，发生着错综复杂而又有些微妙的相互影响，总的来说，是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的成熟与完善的，这从当时绝大多数统治者对佛教的大力提倡中，就可以得到证明。当然，在某些时候，也会产生一些不利于社会稳定的副作用，并因之而受到统治者的排斥，甚至出现武力灭佛的事件，如唐武宗时期就是如此。但这只是短暂的插曲，冲突过后，是更广泛的发展。到了宋代以后，有人感叹，传统的儒家思想只剩一副假面具，骨子里完全是佛家思想了。
佛教的影响，主要是在思想意识领域，但又不止在思想意识领域，而是十分广泛的。如文字方面，唐朝沙门守温仿拟梵文字母体系，择定了汉语的30个字母（后经宋人修订为36个字母）。此外在大量经典翻译中所新创的词汇和成语，有数万之多，虽然未必一一流行，但确有不少成为中国的新词汇和新成语。在文章方面，当时佛教界所用的，通常是带有白话性质的新文体，文章的组织结构，也随佛经本身的组织结构而有新的类型，有人甚至认为，唐代的义疏之学，就是从佛典的疏钞中学来的。文学体裁方面，起于隋唐、盛行于宋元明以后的传奇小说等，显然与佛教传播中的“俗讲”与“变文”有渊源关系。建筑方面，随着佛教的传人，中国建筑领域也出现了浮屠（梵文的音译，意为“塔”）、石窟、佛寺等新的成分。举世闻名的唐代大雁塔，就是唐高宗时期，为安存玄奘取回来的佛经而建造的。此外，在雕琢、印刷、绘画等方面，也都因佛教的传入而增添了一些新的成分或因素。
在学术艺术领域，这一时期天竺的数学、天文学传入唐朝，唐代《开元占经》中就保留有天竺数学的数码、圆弧的画法、弧的正弦等知识；僧一行编制《大衍历》时，就曾参考过天竺的《九执历》。音乐、舞蹈方面。外国的音乐、舞蹈占相当比重，如隋炀帝制“九部乐”、唐太宗制“十部乐”，其中都有外国乐，安国（今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乐，康国（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麻尔罕）乐，就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医药学方面，天竺的外科手术、骨科、眼科等，阿拉伯传人的大量新药材品种，都对当时的中国医药学领域产生一定的影响。在其他学术、艺术领域中，都能或多或少地找到外来因素的成分，堪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交相辉映，共同繁荣。
在经济生活领域，一些新的动、植物品种引入中国。如印度的白茄、刀豆，尼泊尔的菠菜，地中海沿岸的莴苣，都于这一时期在中国种植成功。汉武帝时由西域传来的葡萄，这一时期经过培育繁殖，已十分兴盛。长安一带的葡萄是“园种户植，接荫连架”。在原有的制糖技术基础上，这一时期还从印度吸收了新的制糖技术，加工制出了白糖和冰糖。从西域引人大批优良马种，进行繁殖杂交，使内地的马种得到改良，体质健壮，外形优美。还利用杂交方法制造出新畜种——骡，更是畜种科学中的一大成就。除了新的动、植物品种的引进和加工方法的革新外，经济生活中的居室、服饰、饮食等方面，也受到域外习俗的影响。如唐玄宗曾筑“凉殿”，引水入室，以转风扇，据传说就是从佛菻（东罗马）传来的。唐朝宫人骑马都戴“胡帽”，并影响到民间，还学习外国的化妆技术，白居易以诗形容“元和（唐宪宗年号）妆梳君记取，髻堆面赭非华风”。波斯的三勒浆、龙膏酒以及西域的“胡饼”等，也传入长安，当时曲江池一带，开设不少波斯酒店，酒店里还有外国女招待，著名诗人李白曾在这里醉酒吟诗。
与隋唐的封建文明中有当时世界上众多国家、民族的贡献相应的，是中国的封建文明，也对世界众多国家和民族的文明进步，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古代人物中国的一些重要的科学发明成果，在这一时期广泛传播到世界许多国家，对这些国家的技术进步与社会繁荣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天宝十年（751年）十月，唐将高仙芝率军与阿拉伯军在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打仗，唐军大败，很多士兵被俘，其中有的是造纸工匠，阿拉伯就利用这些造纸工匠开始造纸。后来，阿拉伯又把造纸术传到埃及、摩洛哥以至欧洲。到公元1189年，法国有了造纸作坊，在此之前，欧洲人用羊皮纸，一部圣经需用30只以上的羊皮，用纸代替羊皮，其意义自不待言。与造纸术相应，雕版印刷术也先后传到朝鲜、日本、越南，以及欧洲，不仅对这些国家，而且对整个世界的文化发展与交流，都产生了无法估量的积极作用。这一时期，僧一行的《大衍历》传到日本，淳仁天皇于公元763年废去原有的《仪凤历》，采用了《大衍历》。唐高宗制定的《麟德历》，也很快传到新罗，被新罗采用。以“药王”孙思邈的《千金方》为代表的中国中医药学，传到日本和朝鲜等国。并与阿拉伯医药互相交流、影响，促进着当时世界上比较先进的医学事业的共同发展。
与科学发明的传播有一定联系的，是中国的文化对当时世界许多国家文化事业的影响，也很广泛。如在文字方面，日本、朝鲜等国都受到中国文字的影响。日本最初没有自己的文字，大约从3世纪起，中国文化通过朝鲜半岛传人日本，如《论语》、《千字文》等都到了日本。到5世纪，日本贵族已经能熟练地使用汉字。到8世纪，日本正式有了文字，而日本文字的“片假名”，是吉备真备根据汉字的偏旁创制的楷书字母；“平假名”，则是空海根据汉字草体而创制的草书字母。朝鲜在由新罗统一后，由薛聪创造了“吏读”法，就是利用汉字的音表示朝鲜文字的助词、助动词，夹在汉字中间，帮助阅读汉文，这对朝鲜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此外，中国的文学、史学、书法、绘画、音乐乃至建筑艺术、雕塑艺术，还有服饰、饮食等诸多方面，都既渗透着当时世界许多国家民族的文化因素，又对世界许多国家民族的文化生活领域产生影响，尤其是对邻近的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影响更为深远，直到今天，仍可看到当时的影子。
更为重要的，是当时中国的政治、法律制度，也对与之相互交往的国家产生革命性的影响。《唐律》对当时朝鲜、日本、越南等国法律制度的影响，我们在本书中已经作过介绍。除此之外，在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方面的影响也不小。这一时期，除了朝鲜在制度方面多仿效中国外，日本也很重视运用中国的制度改造自己的旧有制度。当时来中国的日本“遣唐使”最多，这些遣唐使回国后。很多人做了中央或地方的文武官员，他们在任职期间，利用各种机会，把在唐帝国的所见所闻推广于日本，在日本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化革新”，就是日本留唐学生在政治上的一场革新运动。从当时革新的主要内容看，“班田制”与唐的“均田制”大体类同；官吏制度的改革，实际上也是以唐朝官制为样板的。“大化革新”推动了当时日本社会的文明进步，并由此出现了与唐朝社会趋同的发展方向。由此可见，包括政治借鉴的全方位对外开放，在总体上有利于世界各国各民族相互取长补短，从而在与本国、本民族的实际结合中，选择更为合理、正确的前进方向、道路和方法，促进人类社会的共同富强、民主和文明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