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凉抑塞丁酉科考素闻世
清统治者入主中原以后，为了安抚士入，从顺治三年（1646）丙戌始开科取士，而大大小小的科场案也就随之接踵而来。闹得最凶的，就是顺治十四年（1657）的丁酉科场案。但真正令后人津津乐道的，却是这场科举闹剧中的悲剧性人物——吴兆骞。
清朝统治者入主中原以后，为网罗知识分子，从顺治三年（1646）丙戌开科取士，几乎连年考试，而大大小小的科场案也随之而来。从《吴梅村年谱》中的记载来看，“壬辰（顺治九年，1652年）权贵与考官有隙，因事中之，于是科场之议起”。闹得最凶的就是顺治十四年（1657）的丁酉科场案。此案牵连之广，影响之大，在清代二百多年的历史中也是罕见的。但是真正令后人津津乐道的，却是这场荒诞的科举闹剧中的悲剧性人物——吴兆骞。
首先案发的是北闱（即顺天府）科场案。这次主考是翰林侍读曹本荣，侍讲宋之绳，分校官有大理事左右评事李振邺、张找朴等十四人。参加者五千七百多人，中式名额仅二百零六名，于是一些人便竞相贿赂考官。李振邺进士出生，少年轻狂，为了结交权贵，也为了自己收揽私人，他一下答应了二十五个人的关节。最终的结果是京官三品以上的子弟无一不取，但也有花了银子没有考上的，于是投状叫冤。顺治于十月二十七日下旨：“李振邺、张找朴、蔡元禧、陆贻吉、项绍芬等立斩，家产籍没，父母兄弟妻子俱徙尚阳堡”。十一月十一日顺治又谕礼部：“今年顺天乡试，发榜之后，物议沸腾，同考官李振邺等贿赂关节，已经审实正法。其余中式各卷，岂皆文理平通，尽无情弊？尔部即将顺天乡试中式举人，速传来京，候朕亲行复试，不许迟延规避”。复试的时间和题目，全部由顺治皇帝钦定。顺治十五年（1658）正月十七日，在太和门复试，士子们在八旗亲兵的押送下进入考场，由顺治皇帝亲试。二十五日宣布结果，革去苏洪浚等八人的举人，米汉雯等一百八十二名仍准会试。四月二十三日，顺治皇帝在太和门亲审其余各犯，把应处死的二十五人痛加申斥以后，“俱从宽免死，各责四十大板，流徙尚阳堡”。顺治还特意强顺治帝调：“自今以后，凡考官士子，须当恪遵功令，痛改积习，持廉秉公……如再有犯此等情罪者，必不姑宥”。
无独有偶，过了半年，顺治十四年（1657）十一月二十四日，给事中阴应节参奏：“江南士考方犹等弊窦多端……物议沸腾”。由于顺治帝处置“北闱”乡试科场案的怒气未消，听到这个消息，更是火上加油，怒不可遏。立即传旨：“方犹等经朕面谕，尚敢如此，殊属可恶。方犹、钱开宗并同考试官，俱著革职”。并且下令派总督郎廷佐清查此案。
丁酉科江南乡试，正主考是翰林院侍讲方犹，副主考是翰林院检讨钱开宗。放榜以后，虽然得中的多是江南名士，但是中式的举子，不少是贿赂考官而中的。因而两江的上议哗然。落第的士子们群集在贡院前，有人还贴了一副对子：“孔方主试付钱神（指考官方犹和钱开宗），题义先分富与贫（科题取《论语》中“贫而无谄”一词）”。并且将门上“贡院”两个大字的“贡”字中间加了一个“四”，改成“卖”字；“院”字用纸贴去“耳”旁，变成“完”字，“贡院”就变成了“卖完”。其时，士人还刻了一部传奇，叫《万金记》（以“方”字去一点为“万”，“钱”字去旁边为“金”），指的就是两位主考官。
顺治十五年（1658）二月庚戌，顺治帝在中南海瀛台亲试该科江南中式的正副榜举子。和上次亲试情势差不多，每个举人都身带刑具，由护军营的军校持刀监视，戒备森严。二十四日公布皇帝亲试结果，二十四人罚停会试，十四人文理不通，革去举人，只汪溥勋等七十四人准许参加会试。十一月二十八日顺治帝在刑部奏折上谕批：方犹、钱开宗俱著即正法，妻子家产，籍没入官。叶楚槐等十八名同考官处绞刑，妻子家奴，籍没入官。方章钺、吴兆骞等八名考生，俱著责四十板，家产籍没入官，父母妻子流徙宁古塔。
在这场科场狱案中，吴兆骞交白卷一事最为轰动。吴兆骞（1631—1684），字汉槎，江苏吴江人，九岁作《胆赋》，十岁写《京都赋》，少年时即声震文坛。少年的吴兆骞性情狂放。据清笔记小说上载，他在私塾里念书时，见桌上有同学们除下来的帽子，常拿来小便。同学们报告老师，老师自然责问他，他的理由是：“与其放在俗人头上，还不如拿来盛小便”。老师叹息说：“这孩子将来必定会因名气大而惹祸！”另一部笔记中还说他一件逸事：有一次他与几位朋友同出吴江县东门，路上忽对汪钝翁说：“江东无我，卿当独秀！”旁人为之侧目。史料也说他：“为人简傲自负，不拘理法，不谐与俗，故乡里忌之者众”。但是这个“惊才绝艳”的吴兆骞，这次皇帝亲试，他却交了一张白卷。于是众议哗然，有人说他是惊魂未定，所以提笔忘字；也有人说他是恃才傲物，故意卖弄。其实，是吴兆骞看到当时如同刑场的景象，感慨万端，把笔一扔，说：“焉有吴兆骞而以一举人行贿的吗？”真是清高得很！于是触怒了顺治帝，在顺治十五年（1658）戊戌八月，被发配到宁古塔充军（今黑龙江省宁安县）。临行时，京中好友顾贞观、徐乾学、吴梅村等人都来给他送行。吴梅村还作了一首长诗《悲歌赠吴季子》送他上路。这一去就是二十多年，吴兆骞写了许多悲愤慷慨的诗歌和感人泪下的书信，后来编成了《归来草堂尺牍》和《秋笳集》。郭磨云在《灵芬馆词话》中称赞他的诗“悲凉抑塞，真有崩云裂石之音”。
康熙十五年（1676）冬，吴兆骞的好朋友顾贞观（宁华峰，号梁汾，江苏无锡人），在当朝太傅明珠家里教书，想起好友在寒冷偏塞之地受苦，于是寄了两阕词给他。不料明珠长子纳兰性德看了这两阕词后，不禁感动得流泪，认为古来怀念朋友的文学作品中，李凌与苏武的《河梁生别诗》，向秀怀念嵇康的《思旧赋》，与此鼎足而三。纳兰性德很感动，慨然许诺十年之内，一定帮助吴兆骞归来。
好友顾贞观的鼎力营救，纳兰性德等人在朝中斡旋，恰巧这时康熙帝派人去祭长白山，吴兆骞写了一篇祭长白山赋，献给康熙皇帝。康熙一阅，文词华美，确实才气过人。因此大学士徐乾学趁机倡议捐钱把其赎回来。徐乾学官居显赫，又和当朝太傅明珠同是一党，自然一呼百应，闹得朝野名流只恨钱少。
康熙二十年（1681），吴兆骞奉诏赐还。他在塞外度过了二十三年，终于生入雁门关，回到北京后，夜夜梦乡里的情景遽然变成了现实。他在东北生的儿子吴振臣已经十七岁。吴振臣在他写的《宁古塔纪略》中记述了这个激动人心的场景：“与亲友相聚，执手痛哭，真如再生也。流人复归本土，玉门之关既入，才子之名大振”。吴兆骞获释回来后，京城名流纷纷给他接风洗尘，日日欢宴，在大学士徐乾学和相国冯溥等人的倡议下，众人还纷纷赠以诗文，一时成为盛事。
吴兆骞五十四岁时，在北京病逝。他再也没有回到山清水秀的江南故土，却留下几卷动人的诗稿和一个令人难忘的故事。
维民所止查嗣庭案
对于“查嗣庭科场试题案”，历史上传说纷纭，莫衷一是。较普遍的说法，是认为查嗣庭所出的试题是《大学》中的“维民所止”一句。“维”、“止”两字，是去“雍”、“正”之首。实际上查嗣庭并没出过这个题目，那么，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清朝雍正四年（1726）秋天，发生了一桩震惊全国的大案，即所谓“查嗣庭科场试题案”。这是继顺治间庄廷铣《明史稿》案、康熙间戴名世《南山集》案和雍正三年汪景祺《西征随笔》案之后的又一大案。历来的文字狱中基本上是以诗文获罪，而以科场试题嫁祸的可谓绝无仅有，且受到查处的竟是当朝二品大臣、内阁学士兼礼部左侍郎、江西正主考官查嗣庭，除了株连亲属、大加杀戮之外，还停止整个浙江士人参加乡试会试。此中内幕，确实令人费解。
由于事情来得突然，当时就传说纷纭，莫衷一是。较普遍的说法，是认为查嗣庭所出的试题是《大学》中的“维民所止”一句。“维”、“止”两字，是去“雍”、“正”之首。实际上查嗣庭并没出过这个题目，而至今仍有人以讹传讹。
另一说出自《清稗类钞》。据说：“查君书名震海内，而不轻为人书，琉璃厂贾人贿查侍者，窃其零镰剩墨出，辄得重价。世宗登极，有满人菜欲得查书，贾人以委侍者，半年不能得一纸。一日，查闭书室门，有所作。侍者穴隙窥之，则见其手一巨帙，秉笔疾书，书讫，梯而藏之屋梁。乃伺查出，窃以付贾人。贾人以献满人，遂被举发”。此说确否待证，或为最早被举发的一道线索亦未可知。
以上种种传说，均未能说明问题的实质所在，雍正的真正用心，还须层层揭去假象，从头说起。
查嗣庭，字润木，号横浦，又号查城。府廪学生，中康熙乙酉（1705）亚魁，次年联捷得进士。由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甲午（1714）湖广副主考，戊戌（1718）任山西正主考。嗣经吏部尚书隆科多荐举，特令在内廷行走，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复经左都御史蔡珽保奏荐举，授礼部左侍郎，加经筵讲官。想不到以后兴起的这场大案，根子就出在这两个荐举人身上。
查氏学问渊博，才识过人，但不免有些恃才傲物、目空一切的名士风度，常在笔底发泄他对当时现实的某些不满。清史专家邓之诚在《清诗纪事》中亦记其《除夕感事》诗句云：“能餐白石家堪住，解作黄金吏待廉”，称其“语含讥刺”。又《代皇子寿某》云：“柳色花香正满枝，宫廷长日爱追随。韶华最是三春好，为近龙楼献寿时”。邓之诚认为：“皇子与所寿者，俱不知谁某。玩‘宫廷长日爱追随’一语，非椒房即内侍也。交通宫禁诸王，岂能免于雍正之时，而况曾为隆科多所荐举乎！乃知嗣庭杀身之祸在此”。这话发人之所未发，是说得很有道理的。查嗣庭喜欢玩弄文字，嘲讽时事，且生性疏狂，言语尖刻，这在他的日记中也常常有意无意地暴露出来。
就在这次案发的前不久，也即雍正四年（1726）四月十一日，雍正在制造另一桩文字狱——钱名世案的时候，为了显示自己的“皇恩浩荡”、“宽大为怀”，他玩弄手法，别出心裁地下了一道谕旨：“皇上以其（暗指钱名世）玷辱名教，罪不容诛，特洒宸翰，榜其门曰‘名教罪人’，又命在京大小臣工，由科制（举）出身者，咸为歌诗以攻其恶，俾天下后世懔然知所凛戒……”即命令有文化的臣子们合力围攻咒骂。当时海宁籍的京官，如礼部尚书陈元龙、翰林院编修许焞等都不得不赋诗“奉旨批判”，查嗣庭当然也得批判钱名世，他写了这样一首诗，以示表明自己心迹：“羞恶廉隅了不明，读书堪笑负平生。昧心语已忘颜赧，悖理辞尤恶贯盈。一网开恩宽斧领，百年遗臭辱簪缨。从今负罪归乡里，掩口人惭道姓名”。尽管这种皇上命题的诗言不由衷，只能是“官样文章”，但查嗣庭万万料想不到的是，就在五个月后，灾祸会降临到自己头上，而且下场远比钱名世更惨。
对查嗣庭的陷害是从“试题”打开“缺口”的。在我国封建时代，实行科举取士制度。到明、清时，一个读书人要取得生员（秀才）资格，必须先经过县试、府试和院试。接下去，正式的考试分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在京城和各省城举行，取中者称为举人。乡试一般都在农历八月，因此又称“秋试”。考试的题目，按规定都选用“四书五经”中的语句。
查嗣庭在雍正元年出任山西乡试正主考时，也曾出过试题，选的是“不患人之莫己知”二句，“宜民宜人”句和“子产听郑”一章，三题都还算平正，没有被雍正抓住把柄。这很可能和雍正认为下手的时机尚未成熟有关。
然而，三年以后，到雍正四年秋天。查嗣庭受命出任江西乡试正主考时，厄运终于降到了他的头上。查嗣庭按照惯例，出了这样几道试题：首题是“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出自《论语》；三题“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出自《孟子》；次题两道：一道是《易经》的“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另一道是《诗经》的“百室盈止，妇子宁止”。本来都是合乎规范、无疵可指的，而且那次主持乡试时行事相当谨慎，对关节的查防非常严格，考试也顺利结束，一切正常。
可是，雍正却无中生有，借口“有人告发”，猛然拿查嗣庭“开刀”，实际上是蓄谋已久的事变发生了。雍正帝把查所出三个题目联系起来，说：“今查庭嗣所出经题，前用正字，后有止字，‘正’字有一止之象”，又罗织其他试题及查的日记文字有悖逆之词，共四十二款，定为“大逆不道，怨诽诅咒”罪，查下狱，病死后戮尸另示，籍没家产，子查淫处斩，秋后处决。胞兄查嗣瑮、胞侄查基“从宽免死”流放三千里（查嗣琛年逾八十，不久卒于戍所）。族人或流放或与功臣为奴。只有其兄著名诗人查慎行（嗣琅）父子“从宽免罪”释放。后来民间也有附会，说查嗣庭所出题中“维民所止”一句（语出《礼记·大学》），“维”“止”二字是把“雍”“正”砍去了头。这大约是因为查嗣庭著过一部《维止录》，后世附会从这部书名产生。
查嗣庭案虽然也归入文字狱一类，但因同隆科多、蔡珽两案连结一起，具有了一定的政治性质。实际上是雍正为了削弱和打击隆科多一派的势力，进一步除掉隆科多的“连环案”。隆科多是雍正的亲舅父。在康熙去世之前，以皇后佟佳氏弟弟的特殊关系，担任理藩院（掌管蒙、藏、新疆少数民族事务）尚书兼步军统领，掌握京师警卫部队。雍正即位之后，表面上对隆科多格外重用，但和年羹尧相似，隆科多也是个“招权纳贿，擅作威福”的人物，引起雍正帝注意。因此，在查案发生之前，首先向年羹尧开刀，借口汪景祺案，依靠身任吏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要职的蔡珽，解除年羹尧的职权，扣上九十二条罪名，责令自杀；后又将蔡珽定罪。查嗣庭曾经隆科多和蔡珽荐举，相互间免不了有交往，这就必然会被看作隆科多和蔡珽的同伙。再者查嗣庭平时在对待现实政治、对待满汉关系等有时也表现一些不同看法，甚至发泄一些不满情绪，这对于时刻都在密切注视着臣下的政治思想动态、政治嗅觉特别敏锐的雍正来说，自然要当作敌对势力，眼中之钉，必欲除之而后快了。所谓试题“怨望、讽刺”，实际上只不过一种借口，一块遮羞布而已。
查嗣庭之狱结案后没几个月，隆科多因私藏玉牒（皇室宗谱）罪付审，诸王大臣合议劾隆科多犯有四十一条大罪，得旨永远圈禁，家产追补赃银，其二子也受处分。第二年，隆科多死于禁所，这个“连环案”宣告结束。
千古奇书《大义觉迷录》
雍正帝因为意想不到的案件，又意外的涉及到他的继统谋位以及宫中秘闻的事，异想天开地用史无前例的方法编了此书。其初衷为辟谣，结果适得其反，反而成了自我暴露，让人信以为真。此奇书实系千古未有，个中情节仍是一谜。
雍正六年（1728）有一宗发生在西安的案件，却搅动了清宫中的雍正帝，使他坐卧不安、颇费心思，最后竟编出一本《大义觉迷录》的奇书来，这就是曾静投书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