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十九日，多铎大兵将扬州包围，为了活捉史可法，多铎下令诸军暂缓攻城。在此时，多铎已遣使致函史可法，署称“豫王致书史老先生阁下”，史可法却将其书转呈朝廷。后多铎又接连五六次发出招降书，但史“皆不启，投之火中”，至此，多铎无奈之下，又令明降将李遇春持书前往扬州城下劝降。史可法怒斥其变节通敌。李遇春说：“公忠义闻华夏，而不见信于朝，死何益也！”史可法大怒，令发箭射李。
多铎在屡屡招降失败后，知道史可法殉国之志不可移，于是加紧攻城。二十五日，扬州城破。随后的几天，因恨扬州兵民固守，抗命不服，多铎命清军大开杀戒，留下了屠戮扬州十日的历史记录。
扬州城破之后，有关史可法的下落成为一个千古不解之谜。当时人洪承畴就曾发问：“果死耶？抑未死耶？”此后关于史可法去向的记载、传说颇多。
有的说，史可法于城破时出城逃生。具体出逃过程又各执一端。一为缒城出走，计六奇在《明季南略》中记曰：四月二十五日，清兵诈称明总兵黄蜚的援兵到，史可法令开西门放行，清兵进城，即攻击明军。史可法于城上见此状况，知无可挽回，即拔剑自刎，左右相救，遂与总兵刘肇基缒城潜去。二是跨骡出城，乾隆《江都志》载扬州故老所言：城被破时，史可法“跨白骡出南门”，为此还有人赋诗云：“相公誓死犹饮泣，百二十骑城头立。瞬息城摧铁骑奔，青骡一去无踪迹”。
康熙年间孔尚任《桃花扇》，则认为史可法是沉江而死。史可法出城后，骑马渡河，因马蹶落水溺死。或说他出东门遇清兵堵截，自觉无望，即赴水自尽。
还有说清兵破扬州时，史可法便销声匿迹，不知所终。计六奇于顺治六年（1649）外出，途中坐船遇一嘉兴人，自称是当年扬州抗清失败后逃出来的，他说城破时史可法下落不明。
一般史家通过对清代的史料加以分析，认为史可法于扬州之役被俘遇害。《清实录》云：“攻克扬州城，获其阁部史可法，斩于军前”。《明史》说，史可法自刎未遂，被部将拥至小东门，为清军抓获，史可法大呼：“我史督师也”。遂遇难。还有史可法嗣子史德威著《维扬殉节纪略》记述道，扬州城陷时，史可法自刎未遂，为清军捕获。多铎对史可法“相待如宾，口呼先生”，并劝降说：“为我收拾江南，当不惜重任也”。史可法答曰：“我为天朝重臣，岂肯苟且偷生，作万世罪人哉！我头可断，身不可屈……城亡与亡，我意已决，即劈尸万段，甘之如饴”，于是被杀。此外，史可法于四月二十日左右写过五份遗书以及给其母亲、夫人、叔父兄弟及致嗣子史德威的书中，都表示了“一死以报国，固其分也”的坚定态度。可见他早就抱定一死之心，说他得以逃生似不可信，且其部将刘肇基在扬州城陷前已中流矢而亡，不可能与史可法一同“缒城潜去”。
吴三桂投清
吴三桂的一生，身经两朝，历事三主，朝秦暮楚，反复无常，完全是个地地道道的野心家、阴谋家，他的一切行动和策略都是为了卑鄙的小我。在他投降清朝这个重大问题上，尽管还存在很大争论，但视吴三桂为民族败类的定性还是比较清楚的。
“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这是清初著名诗人吴伟业所写七言古诗《圆圆曲》中的两句，不无讥讽地鞭笞了不顾民族大义、屈节投降的明山海关总兵、平西伯吴三桂，极耐人寻味。
吴三桂（1612—1678），字长白，高邮（今属江苏）人，后迁辽东（今辽宁辽阳），生于将门之家，父亲吴襄，武进士出身，崇祯初年，以守辽东有功官至锦州总兵。吴三桂自幼学习弓马，后来得中武举，又以父荫袭封都督指挥。他在军中先后任游击、副将等职，由于其父和舅父祖大寿都是高级军官，他又投在辽东方一藻和洪承畴的名下，并拜总监辽东兵马的大太监高起潜为“义父”，明末已是兵权在握的驻防山海关的辽东总兵，封平西伯。
崇祯十四年（1641）七月，明、清军队在松山和杏山展开决战，吴三桂中了皇太极的埋伏，差点儿做了俘虏，只身逃回山海关。崇祯闻之大怒，想对其严惩。多亏吴三桂疏通关系，才化险为夷，只受了降职三级的处分，仍旧带兵驻守宁远。
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九日，李自成进入北京，腐朽的明王朝终于灭亡于农民战争的烈火之中。已封为平西伯的吴三桂因勤王不及，于三月二十二日退守山海关，开始了他一生中矛盾复杂而又富于戏剧性的历程。李自成知道吴三桂重兵在握，因此许以高官厚禄，并派人送去四万两犒师银，以解吴部的燃眉之急。七天之后，李自成派人携带吴襄的家书、封侯的敕书和大量银钱，去山海关招降吴三桂，劝他“审时度势，弃昏就明”“（如果）及时早降，不失通侯之贷”。
吴三桂面对急剧变化的形势，吴三桂心中十分矛盾，他原想观望一下再说，待看了父亲的家书之后，吴三桂面对民军和清军两大势力，最终做出投降大顺农民军的决定。然而，四月五日，当吴三桂率军抵达永平以西的沙河驿时，途遇由京中逃出的吴府家人。于是，“忿而中改”，勒转马头，再次返回山海关。
对于吴三桂中途返回，坊间向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吴三桂因其爱妾陈圆圆为大顺农民军将领刘宗敏掠去而怒改初衷。如《清史稿》记载说：“三桂引兵西，至滦州，闻其妾陈为自成将刘宗敏掠去，怒，还击破自成所遣守关将”。《清史列传》记载说：三桂“悦歌女陈沅，以千金购之……至是，为贼将刘宗敏掠去。三桂闻之，作书绝父，驰归山海关”。明末诗人吴梅村更是特赋《圆圆曲》一首，笔调尤其尖锐。诗曰：“顶湖当日弃人间，破敌收京下玉关。痛哭六军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从此，“冲冠一怒为红颜”脍炙人口，并似成这一事件的定论。此外，《明史》、《平寇志》、《四王合传》，以及《庭闻录》等书均持此说。
另一种说法则认为：大顺农民军实行了追赃助饷政策，拷掠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导致了吴三桂的反悔。如张怡在《謏闻续笔》中说：“贼得京师，召三桂。至永平，闻其父大将军襄为所系，索饷二十万，乃惊曰：‘此诱我，剪所忌耳！，乃率兵还”。程源在《孤臣纪哭》中也说：“逆闯急于降三桂，三桂父总兵吴襄住京城，贼逼襄书招之，襄不从，贼掠索之。三桂间京城，得状，乃以兵出关”。《甲申核真略》等史料记载，自成部下拷打吴襄，他只交了五千两银子，农民军嫌少，将其下了大牢，继续施以酷刑追逼。吴襄派家人傅海山送信给三桂，详述目前惨状，盼他快来解救。三桂算算行程日期，来不及救出父亲，况且母亲权氏、弟弟三辅等人也被自成拘捕，难有生还希望。前思后想，只能投降清军以报家仇。谈到降清原因，吴三桂自己也说：“正值李自成作乱，考虑到不能两全其美，于是乞师本朝（清朝），以雪君父大仇”。
可以说，李自成对明朝官吏刑掠和吴襄被逮，的确是吴三桂降李复叛、最终导致降清的重要原因，或根本的原因。但在当时这只是一个潜在的因素，而陈圆圆的被夺，则在吴三桂的这一转变中起了不可忽视的决定性作用，它诱发了潜在的原因，促成了转变的发生。
吴三桂决定投降关外的清军后，就以亡明孤臣的口气给多尔衮写信，言辞恳切地请他：“灭流寇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此时的多尔衮正在出师中原的路上，得知吴三桂乞师的请求，真是喜从天降，立即改道从山海关入关，并复信吴三桂许诺说：“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爵为藩王，国仇可报，身家可保”。
吴三桂尚未动作，李自成却已率兵东进。消息传来，促使吴三桂下了坚定决心，他亲自到威远城迎接多尔衮的兵马，并在清军兵营剃头结辫，走出了投降的第一步。当年四月二十二日下午，李自成农民军和吴三桂军在山海关一片石展开激战，双方打了一天多，没有分出高下。两军正杀得难分难解，两万清兵突然从阵地左侧杀来，充作吴三桂的帮手。农民军寡不敌众，仓促败退西走，清军分为两路入关，不久即占领北京。这时，吴三桂及时打起了“复君父之仇”的旗号，在清和硕英亲王阿济格的麾下，充当了追剿李自成军的先锋官。三年之后，清廷又调回吴三桂，命他与八旗将领李国翰守卫汉中。吴三桂没有辜负清廷的期望，不仅剿灭了不少抗清义军的余部，而且还杀害了一些朱明后裔和遗臣。顺治十四年（1657），他又进军云贵，攻打南明桂王永历政权，十八年（1661）十二月，出师缅甸，追执桂王，次年初即在昆明绞杀了桂王父子，彻底灭亡了南明政权。可以说在大清入主中原的整个过程中，吴三桂起了重要而又独特的作用。尽管他在以后又扯旗造反，但他投降清朝的想法和行动有目共睹，是不能怀疑的。
纵观吴三桂的一生，身经两朝，历事三主，朝秦暮楚，反复无常，完全是个地地道道的野心家、阴谋家，他的一切行动和策略都是为了卑鄙的小我。在他投降清朝这个重大问题上，尽管还存在很大争论，但把吴三桂视为卖国者和民族败类，这一点是比较肯定的。正如杜甫诗句所言：“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戴名世获罪
戴氏获罪的种种因素，其中很大一个原因看来正是戴的“狂悖”个性。不狂不会遭到王公大臣的嫉恨，王公大臣也就不会故意拨动皇上的政治敏感神经，不狂也就不会使“诸公责人”“畏其口”，而感到威胁，不狂也不会被赵申乔抓到把柄。显然，戴名世之死正是落在了一个“狂”字上了。
康熙末年的《南山集》案，是震动一时的文字狱大案，涉及戴、方两大名门望族。案主之一的方孝标遭到戮尸，另一案主首犯戴名世是科举制中的新科顶级人物——会元、榜眼，则受到极刑的处罚。该案株连亦极广，凡两家亲属朋友，年十六岁以上者俱处死，母女妻妾及十五岁以下之子孙俱入官为奴。此外，亥印者、作序者等无一幸免。桐城派名宿汪灏、方苞因为该书作序，本来要处绞刑，后经多方相救，从宽免死，罚入旗籍，至雍正登基始获大赦。《南山集》案不仅是康熙裁抑汉族知识分子的一种严酷手段，亦为乾隆大兴文字狱开一恶例。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戴名世到底触犯了什么忌讳而遭此厄运呢？且容慢慢拨开这层历史的迷雾，了解事件的真相。
戴名世，安徽桐城人，康熙四十八年进士，殿试一甲第二名，自然很有才华。曾卜居故乡南山冈，由此门人尤云鄂为其刻了《南山集》，该书集中引用了方孝标的《滇黔纪闻》中的若干内容。
康熙五十年（1711），左都御史赵申乔上表参劾翰林院编修戴名世所著《南山集》、《孑遗录》，题为：“特参狂妄不谨之词臣，以肃官方，以昭法纪事”。据称：“乃有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妄窃文名，恃才放荡。前为诸生时，私刻文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多狂悖，逞一时之私见，为不经之乱道”。于是掀起了一场罕见的文字狱。
戴氏缘何获罪？历来说法不一。但传统的看法可归结为二说：一为“反清”说，一为“枉死”说。持“反清”说者又有两种不同的立场，一种立场认为“有罪”，一种立场认为“有功”。戴氏的罪状即“悖逆”或“大逆”。《清史稿·戴名世传》云：“都御史赵申乔奏劾《南山集》语悖逆，遂逮下狱”。从清正史的立场来看，戴氏作为清王朝的官员（翰林编修）反叛清王朝，当然罪该万死。虽然没有反叛的具体行动，但有“悖逆”或“大逆”的言辞，应属思想上犯罪。而持“有功”立场者则多为今人。比如许永璋认为：“戴氏受时代与家庭的影响，自幼具强烈的反清意识”，“将满腔激愤贯注笔端，欲潜心著述，以期从文化战线唤醒民族，如其《画网巾先生传》、《鸟说》等，就深刻反映了清统治者对中原人民肆意戮杀的罪行以及清初人民对清廷种族征服政策的强烈反抗，并表现了自己对人民遭遇及反抗的同情和讴歌……”认为这是一起民族思想斗争的大案，戴氏不仅无罪，而且有功，以自己的热血和头颅谱写一曲民族“正气歌”。
持“枉死”论的，则首见于咸丰庚申（1860）萧穆的《戴忧庵先生事略》：“盖年少气盛，择言不精，轻论史事，实非熙朝臣子所宜出此……”从萧穆的论断中可看出，其言外之意即戴氏当时年少气盛，说了几句不该说的话而已，决无反叛事。戴氏被杀，实乃康熙皇帝不明真相所致，是为“枉死”。王树民先生则认为“从这件事情的发生和发展来看，其本身自无民族思想斗争的性质可言，不过是统治阶级内部一次争执的扩大，并夹杂一些偶然的因素”。“世人只从结局方面看待此案，于是将戴名世列为具有反清思想的人，那样就看不到史实真相了”。
近来，对戴氏到底是因何获罪有了新的解释。
清王朝的统治者，作为异族刚刚开始对中原进行统治，曾遭到汉民族百折不挠的反抗。康熙时，虽政局稳定，但心有余悸，小规模的反清斗争时有发生，故清政府对有关反清的思想言论尤为关注，并严加禁止，凡涉禁例，宁愿错杀一千，也决不放掉一个。《南山集》一案正好碰上了康熙皇帝的敏感神经。赵申乔的参劾，虽无“大逆”、“悖逆”字样，但实际上正轻触了康熙的这根敏感神经，或许这正是赵的用心处也未可知。后来，九卿奏议已是有意识地、明确无误地要拨动这根敏感神经了。
为什么会导致九卿奏议这一局面，从更深层的原因来看则在于戴氏的“狂悖”个性。戴氏自己在《徐诒孙遗稿序》中曾回忆丙寅、丁卯年间在太学时的情形：“一时太学诸生皆号此数人（指徐诒孙、方灵皋、刘言洁、戴名世等人）为狂士”。赵申乔参劾奏文也称戴为“狂妄不谨之臣”、“狂诞之徒”。可见“狂”正是戴氏的个性，也正是其获罪的根源。正因其狂而遭朝中大臣、公卿的嫉恨，上下齐手，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清史稿·戴名世传》“诸公贵人畏其口，尤忌嫉之”一语可谓中的。从整个事件的发生发展来看，赵申乔一开始是以“狂妄”“狂悖”之罪上奏章弹劾的，后来九卿复议，由“狂悖”一变为“悖逆”，虽一字之差，性质却发生了根本变化。“大逆”之罪显然是九卿罗织之语，而罗织罪名的原因就在于“忌嫉”。
戴氏本人一身中充满了矛盾，他对科举制度以及科举制度下选拔人材的抨击不遗余力，然而其在五十七岁高龄时，还是参加了进士考试，并在殿试中一甲第二名，授翰林院编修，成为统治集团中的一员。另有一种推测认为。赵申乔之所以弹劾戴名世，是因与他的长子即戴名世同科状元赵熊诏有关。康熙末年南北闱的科场案先后曝光，而北闱又与赵申乔有关，所以赵申乔不仅急于洗刷自己，而且要立新功，而如戴名世的“狂悖”言论文字为他人举发，可能会牵连儿子挂上结党之嫌，更有可能牵出前科论材不当的另一科场案，所以不如先发制人，以“狂悖”纠参戴名世，摆脱干系。
上列戴氏获罪的种种讨论，其中很大一个原因看来正是戴的“狂悖”个性。不狂不会遭到王公大臣的嫉恨，王公大臣也就不会故意拨动皇上的政治敏感神经，不狂也就不会使“诸公责人”“畏其口”，而感到威胁，不狂也不会被赵申乔抓到把柄。显然，戴名世之死正是坏在一个“狂”上了。
陈名夏之死
对于陈名夏的死因，史家有种种解释，但大体不出“党争致祸”或者“满汉矛盾牺牲品”诸说。实际上，围绕着陈名夏的死丛集了很多矛盾，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则是皇权与议政王大臣会议间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