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大清王朝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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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 白莲教起义

以“弥勒降生”、“明王出世”号召群众的白莲教,在元、明、清三代均被视为异端,而加以取缔。

顺治十三年(1656年)十一月初七,清帝谕礼部:“儒、释、道三教并垂,皆使人为善去恶,反邪归正,遵王化而免祸患。此外乃有左道惑众,如无为、白莲、闻香等教名色,邀集结党,夜聚晓散,小者贪图财利,恣为奸淫,大者招纳亡命,阴一谋不轧”。“向来屡行禁饬,不意余风未殄”,“若不立法严禁,必为治道大蠹”。“尔部大揭榜式,今后再有踵行邪教,仍前聚会烧香、敛钱号佛等事,在京著五城御史及该地方官,在外著督、抚、按、道有司等官,设法缉拿,穷究奸状,于定律外加等治罪。”①

查办邪教,官逼民反。

清朝廷在平定清水教王伦起事后,对秘密宗教进行更为严厉的镇压。乾隆四十年(1775年),河南巡抚徐绩(王伦起事时为山东巡抚)破获混元教(白莲教一支),处死十四人,发边充军者三十一人。在被发配的教徒中,有一人名唤刘松,他在发配地甘肃与前来探望的徒弟刘之协“商复旧教”,将混元教改名为三阳教(乾隆五十三年)。刘之协在原籍安徽以及湖北等地广为传教,并将从教徒处敛得的根基钱送往刘松处收藏。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刘松在发配所传教案发,刘之协及其所传徒弟宋之清、齐林等均在被通缉之列。刘之协因一起窃案牵连,前往河南扶沟②,得到被通缉的消息后,立即潜逃。

为了抓获刘之协,地方官株连无辜,“胥役衙书四处滋扰,闾阎无赖借事吹求”③。“因查办教匪,竟将轿头作教头,连逮数百人”④,甚至以查办教头“吓诈富家无算,赤贫者按名取结,纳钱释放;少得供据,立与惨刑,至以铁钉钉人壁上,或铁捶排击多人;情介疑似,则解省城,每船载一二百人,饥寒就毙,浮尸于江;殁狱中者,亦无棺敛。聂杰人号首富,屡索不厌,村党连结拒捕”⑤,“以致人心逼反变生意外”⑥。

楚、川、陕三省并起。

面对血腥的镇压,白莲教首领决定在辰年、辰月、辰日(嘉庆元年为丙辰年,三月为辰月,初十为辰日)发动起义。湖北荆州一带为准备起义,制造刀枪,屯积粮食,缝制衣帽,被当地政府觉察,只得在首领张正谟的率领下在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七,据守灌脑湾,以三百多杆鸟枪、六个栗木炮、几百枝弩箭(箭头都抹了毒药)同前来搜捕的清军对抗。“进山的道路都埋了火弹地雷,四路扎了石卡,卡上都有滚木擂石,地下挖有土坑”⑦。参加起义的群众二万余人⑧,“头上带白布号帽,身上带有黄绫符”⑨。富户聂杰人因不堪胥吏敲诈而与张正谟共同举事。

张正谟、聂杰人倡议之后,湖北纷纷响应,“荆门则有熊道成、陈德本破当阳县,跨其城池;南则有杨子敖起来阳,谭贵起旗鼓寨;郧阳则有曾士兴、曹海阳起竹山,破竹山、保康;汉阳则有楚金贵、鲁惟志起孝感;宜昌则有林之华、覃起耀起长阳”⑩。

该年九月,四川东乡、巴州及川东、川北各地亦相继举兵,“徐添德与弟添寿、王登廷、张泳、赵麻花起达州;王三槐、冷天禄与张子聪、庹向瑶、符日明起东乡,破东乡;罗其清、苟文明、鲜大川起巴州;通江则有冉文俦、冉添元诸贼;太平则有龙绍周、唐大位、王国贤等”,“大股数千人;小股千余人,下者亦数百人”,“扰四川”。同年十一月,陕西白莲教揭竿而起,“冯得仕踞安康之将军山;翁禄玉、林开泰起米溪;王可秀、成自智起安岭;胡知和、廖明万、李九万起汝河、洞河”,于是三省白莲教并起。

王聪儿、姚之富转战楚、川、陕。

王聪儿,又称齐王氏,世称“齐二寡妇”,襄阳人。“襄阳县总差役齐林娶为第四妾,居黄龙挡”。齐林系刘之协之徒宋之清的弟子。宋之清原为三阳教徒,后因“徒众日多”,另立西天大乘教,其教义与三阳教无异。乾隆五十九年,刘松教案发,宋之清、齐林均被逮杀,同时被杀者,“凡一百余人,悬齐林首于小北门”。“齐林之徒刘启荣、王廷诏、张汉潮、高均德、曾大寿、樊学明之子樊人杰及张添伦、王光祖、姚之富谋为齐林发丧复仇”,“遂以齐林妾齐王氏为主而统属焉”。

嘉庆元年二月初二,王聪儿、姚之富等“聚万人,屯黄龙挡”,揭竿为变,“三月攻襄阳城不克,焚掠樊城而去”。

王聪儿、姚之富部纪律严明,在所发布的告示中要求:“经管头目,务须严加管约弟子,毋许一人滋事”;“弟子住札营房,各归各营,毋许乱营混杂”,“毋许酗酒撒泼,偷窃物件”;“出阵斗勇务须奋勉踊跃,争先上前,毋许一人退后”;“遇有妇女,毋许奸淫,违者立斩”。

该部坚持流动作战,避敌锋芒,姚之富叮嘱部下:“断莫与官兵接仗,遇见时即四散奔走,总要官兵不知我们出没才好”。“俟官兵追逐疲乏之时,再拚死上前抗拒,若敌不住,再逃不迟。”嘉庆二年(1797年)正月,王聪儿、姚之富将所部分为三路,进入河南,袭南阳,攻嵩县,相继在裕州煤炭坡击败清军。该部流动范围从一省扩至楚、豫、陕三省,在行进中“不整队,不迎战,不走平原,唯数百为群,忽合忽分,忽南忽北”,以牵制清军之势。而“陕、楚接壤一带大山,素习邪教之人,处处皆有”,此次各股义军“过郧西、商南、商州一带,随入逆伙者不下数千”。“山阳县属,山僻村庄,邪教尤多,竟有自焚其屋随去者”,难怪清朝廷将领发出“贼愈杀而愈多”、“兵日添而日少”的惊叹。同年五月,三路军会师于镇安,在表带铺大败清军,击毙护军统领阿尔萨瑚,旋又在王家坪设伏,重创尾随而至的清军。六月,王聪儿、姚之富率部强渡汉水后,兵分三路入川,穿越大巴山,抵达通江、达州,在东乡与四川义军会师,“延亘三十余里”。

王聪儿、姚之富有与四川义军合并之意,但却遭到四川方面的拒绝,王三槐说:“我们四川地方犯不着叫他们湖北的人糟踏”,致使川、楚义军彼此防范,不能团结对敌。兼之川东人烟稀少,粮食供应困难,王聪儿、姚之富决定率主力返湖北,留李全、樊人杰等在四川转战。

嘉庆二年八月,王聪儿、姚之富所部二万人由兴山北上,再攻襄阳。清朝廷“诏发吉林、黑龙江索伦兵三千,令侍卫惠伦、都统阿哈保以木兰进哨兵百余为先锋,并解察哈尔马八千匹赴河南、湖北”。九月,义军在关庙河歼灭副都统丰绅所部二千清军,又在郧县草甸设伏,击毙护军统领、御前侍卫惠伦。但义军攻取襄阳的计划,却因清军防守严密未得实现,王聪儿、姚之富等遂率军西入陕西,与从四川北上的李全、樊人杰部在兴安会师。

为了对付义军分股流动作战,清统治者责成参加围剿的将领“各办各贼”,“其各自为战”,令宜绵对付王三槐、徐天德、罗其清、冉文俦部义军;令额勒登保对付覃加耀部;令惠龄、恒瑞、庆成对付李全、樊人杰部;令德楞泰、明亮等追剿王聪儿,姚之富,而且“劲兵健马,俱在明亮、德楞泰一路”。

为了打破清军以重兵围剿的局面,王聪儿、姚之富兵分四路出击:以王聪儿、姚之富为一路;以王廷诏、高均德为一路;以李全、樊人杰为一路;以张汉潮、刘永泰为一路。嘉庆三年初(1798年),王聪儿、姚之富进抵汉中东部,吸引清军,高均德率一支褊师强渡汉水后穿越秦岭,直逼西安,“全陕震动”。明亮“遂舍齐王氏,率大兵八千驰赴汉中”。王聪儿、姚之富乘机从西乡奔石泉,在黑石头渡汉水。该年三月,王聪儿等与高均德等会师,奔镇安、山阳、商州。李全、王廷诏等则从城固北上,出宝鸡、岐山,攻郡县、周至。

青花福寿缠枝莲纹扁瓶王聪儿、姚之富一路被清朝廷视为“贼中首逆”,清军集中优势兵力追剿。该部义军入陕后一直被围追堵截,在山阳县的石河、宽坪一带接连被围,退至湖北郧西的三岔河。三岔河两旁俱是高山峻岭,义军“从沟口窜出大路”,郧西知县孔继擀率乡勇数千堵住沟口,前有乡勇堵截,后有清军追击,义军只能攀上山梁,“奔突冲口”,冲击多时仍不得突围。王聪儿、姚之富部八九千人被困在左右两个山梁上。清军得知王聪儿、姚之富被困在名为卸花坡的左边山梁上,便集中全力攻击。王聪儿、姚之富在突围无望的情况下,跳崖身死。

但张汉潮、高均德、王廷诏、樊人杰等依旧率部众转战川、楚、陕。嘉庆四年(1799年),张汉潮在陕西阵亡,高均德在四川被歼;一年后齐国谟(齐林之侄)在仪陇战死;嘉庆六年(1801年),王廷诏在川陕交界的鞍子沟兵败被杀。直至嘉庆七年(1802年)樊人杰在竹山被歼,黄龙挡起事的义军才被彻底消灭。

罗其清拒守大鹏山。

嘉庆元年十二月,罗其清、苟文明等在方家坪起义,这支义军“占据大神山,连营数十里”。嘉庆三年七月,清军大举进攻,罗其清等率部转移到营山县的箕山,适值湖北义军王廷诏、高均德等率部至。两支义军在箕山“排栅三层山后寨卡林立”,湖北义军“左右立寨依之”,无懈可击。该年九月,清军诱罗其清等率部下山,罗其清中计战败。湖北义军北上,清军分兵追击北上的义军。罗其清乘机派兵六千攻打营山县,袭清军后路,徐天德部则东扼清军渠县饷道,夺取清兵粮草。罗其清旋即将营地移至大鹏山扎营。

大鹏山“宽广一百余里,半属悬崖”,山后“悬削数十余丈”,山前“各隘皆垒石严守”,山寨周围分立卡隘,寨内屯积粮食。同年十一月,清军兵分四路围困大鹏寨,纵火焚寨。经过一个多月的激战,清军从南面、西面突破山寨防线,罗其清率部从大鹏山撤离,退守虚空寨,再次被围,在向方家坪突围的过程中罗其清被俘就义。

冉文俦、冉天元血战四川。

冉文俦及其侄冉天元、冉天泗等在王家寨起义后,一直活动在川北一带,一度曾与罗其清据守大神山。大神山失守后,冉文俦等率部投奔已在箕山扎营的罗其清,罗其清却“不许上山”,冉文俦等只得“退据通江,在地势险峻的脂麻坝建造工事,分筑寨门,外设木城三座”。嘉庆三年腊月三十,清军逼近通江营寨,双方展开激战,义军击毙清守备何胜华等人,冉文俦在率部突围时,受伤被俘,旋即牺牲。

冉文俦死后,其部众由冉天元等指挥。嘉庆四年七月,冉天元与王登廷等转战东乡、大竹、邻水、长寿一带,袭扰清军运输线,一改冉文俦拒险避战的做法,声势大震。该年年底,冉天元率部向川西挺进,屯兵苍溪。经略额勒登保集中优势兵力,包围苍溪。额勒登保令参将杨遇春、穆克登布从左右两翼合围攻击。冉天元率部自山巅往下冲,直压穆克登布后帐,同时派军攻击额勒登保的指挥营,彼此“短兵格战”,义军击毙副将以下军官二十四名,“诸帅远却,遇春亦退”,入夜之后,义军点燃草团,四面出击,清军不支,只得从苍溪败逃。冉天元遂率部向巴州方向转移。

嘉庆五年初(1800年),冉天元经定远县的石板沱渡嘉陵江进入川西,与东乡义军、达州义军会师。由于在深山老林中流民的大量加入,义军从数千增至数万。冉天元率众攻蓬溪,行至高院场与前来堵截的清军遭遇,阵斩清总兵朱射斗。为接应进入甘肃的义军,冉天元率部北上梓植、剑州(今剑阁)。清军德楞泰部自陕西回师,驻扎广兀,阻截义军北上,双方在自家坝遭遇。义军且战且退,将清军引至主力所埋伏的新店子。义军“占据九座山包,排列整齐”,清军进入埋伏后被“三面环绕”,“刀矛交错,鏖战两时之久”,清军“箭支射尽,持刀砍杀”,直至天黑才得突围。

清军突围后,很快得到增援,兵分四路向冉天元部发起攻击:赛冲阿等攻包家沟;阿哈保攻火石垭;温春攻龙子观;德楞泰攻马蹄冈。德楞泰在马蹄冈陷入埋伏,冉天元与德楞泰短兵相接,德楞泰率亲兵数人,下马占据山巅,冉天元率众登山仰攻,在此关键时刻,当地地主团练头目罗思举率乡勇增援德楞泰,“急令兵多拾雹石”,纵乱石雨击,冉天元因坐骑中箭,跌入山涧,被俘遇害。

马蹄冈之战后,该部义军尚有万余,自剑州南下,转战川西及西充、盐亭、阆中一带,后又北上甘肃与阶州、岷州义军会合。

王三槐、冷天禄的兴衰。

王三槐,东乡人,“向来学习巫师,与人禳灾治病”,乾隆五十七年,拜冷天禄为师,“学习灵文经咒”。嘉庆元年二月,因被堂兄弟王元伯诬为白莲教,“逃往后河吴魁家躲藏”,王三槐母、妻均被抓拿。遂在嘉庆元年九月,“约会同伙七百多人。在本地莲池沟起事”。

王三槐、冷天禄被清朝廷视为“川匪最悍者”,彼等所居“川东数州县,皆界连汉南大小巴山,袤延千余里”。嘉庆三年初,王三槐、冷天禄等与清军大战于云阳、开县之间,断清军粮道,致使清军“缺饷两月,乡勇四散”。紧接着又在梓撞庙、九龙山、铁索桥、金盆池一带接连大败清军。

王三槐经不住清朝廷招降的诱惑,嘉庆三年八月,去清军大营谈判招抚事,被逮,解京处死。但东乡义军仍在冷天禄的指挥下,在安乐坪与清军对抗。该年十一月,清军包围安乐坪,因寨中粮、盐将尽,冷天禄诈称请降,以麻痹清军,乘夜突围。直至冷天禄在穆克登布、杨遇春的遭遇战中,“毙于箭”,东乡义军一直出没于巴山蜀水。

在低潮中转战。

白莲教起义后,清统治者号召地方官吏组织团练、乡勇配合清军作战,又在追剿义军的过程中实行“坚壁清野”,“并小村入大村,移平处就险处,深沟高垒,积谷缮兵,移百姓所有积聚,实于其中。贼未至则力农、贸易,各安其生;贼既至则闭栅登陴,相与为守,民有所恃而无恐,自不至于逃亡”。使得“据险之贼,不能下山掠食”,“坐困月余,积粮既竭,终亦归于死亡逃散而已”。自嘉庆六年(1801年)下半年,义军被局限在川、楚、陕交界处转战。“自陕入川,由川折陕,皆在沿边一带万山之中,冰雪之间,非老林不走,非极险不屯,所窜之路,多系羊肠鸟道”。

在这种极为艰难的流动作战中,一支支义军相继陷入失败:

嘉庆六年初,王廷诏在川陕边界的鞍子沟战败被俘,“槛送京师”;该年四月,义军首领马学礼、高天得在大宁二郎坝被俘;同年八月义军首领冉天泗、王世虎在简池坝被杀。

嘉庆七年(1802年)六月,樊人杰部在湖北房山县战败,撤退时误入马鹿坪绝地,该地峰高路险,前有大溪挡路,后有清军追击,该部义军(包括妇孺)五百余人全部跳入湍流的溪中,“俱行淹没”,樊人杰与三个企图生擒他的清兵“扭在一处,溜至急湍处所,均为巨浪搏击下滩,杳无踪影”该年七月,苟文明在宁陕厅花石岩被围,无法突围,跳崖身亡。

嘉庆八年(1803年)三月,冯天保等数十人在与清军交战中殁于阵。

嘉庆九年(1804年)九月,苟文润所率领的最后一支义军被击溃,苟文润、苟朝九等被俘遇害。

历时九年的白莲教起义,被清军平定,清朝廷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靡饷二亿两;

出动军队“共计十一万七千六百六十二名”;

动用战马“共四万二千五百六十三匹外,尚有各省购买者”;

转运粮食,截止嘉庆七年“陕、湖、川三省动拨米三百四十万五千六百二十九石有奇;山西协济谷七百八十石有奇;江西米二千四百石;安徽六万石;湖南北截留漕米三十三万五千五百石”。

注释

①《清世祖实录》。

②刘之协派刘起荣携银二百两前往甘肃送交刘松,行至扶沟因行迹可疑被捕,刘自认行窃,后又翻供,云银钱系表兄刘之协令其贩货所给。

③《清仁宗实录》卷七八。

④高廷瑶:《宦游纪略》卷上。

⑤《清史稿·谷际岐传》。

⑥《勘靖教匪述编》。

⑦《军机处录副奏折》。

⑧据张正谟口供;“初上山时,计同教家眷并掳来人口共有二万以外,不习教的约有一半。”(军机处录副奏折)

⑨《军机处录副奏折》。

⑩周凯:《纪邪匪齐二寡妇之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