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五月十四日（6月10日）西摩率领的侵略军向北京进犯时，京津铁路沿线的义和团首先拆毁部分铁路，并在沿途伏击敌人。在义和团的狙击下，侵略军进展极为缓慢，四天时间才前进60公里，到达廊房车站。五月十八日（6月14日）清晨，义和团约三百余人将廊房车站包围，他们“奋不顾身，直逼火车，持矛猛触”，狠狠地打击了侵略者。二十二日（18日），义和团二千人与董福祥部清军三千人向廊房车站发起猛烈攻击，经过两小时激战，杀死敌军五十多名。西摩看到“进京之路，水陆俱穷”，只好退回杨村，沿北运河向天津逃命，直到三十日（26日）才狼狈地窜回天津租界。这次廊房大捷，打死打伤侵略军三百人，粉碎了八国联军进犯北京的计划，大大鼓舞了京、津人民抗敌的勇气。
在天津，义和团和侵略军的战斗，是从五月下旬（6月中旬）开始的。五月二十一日（6月17日）晚上，攻陷大沽炮台的侵略军由大沽分乘火车开往天津，盘踞老龙头火车站。二十二日（18日），义和团向老龙头火车站发起攻击，杀伤大量敌人，其中二千名俄军竟死伤五百名之多。此后，义和团在天津火车站和紫竹林租界，与侵略军展开顽强的争夺战。在战斗中，义和团表现了义无反顾、置生死于度外的勇敢精神。据记载，他们“遇有战事，竞冲头阵，联军御以枪炮，死者如风驱草，乃后队存区区之数，尚不畏死”⑥。从六月十日（7月6日）起，战斗愈益激烈，义和团和聂士成所部武卫前军，连续和敌人苦战三昼夜。六月十三日（7月9日），侵略军分两路向驻守在八里台的聂士成军发动攻击，聂士成率部英勇抵抗，最后身中七弹，壮烈牺牲。这时，清政府已决计投降，急调两广总督李鸿章回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调四川提督宋庆为帮办北洋军务大臣。遵照清廷的旨意，宋庆于六月十四日（7月10日）到达天津后，不是率军抵抗侵略军，却大肆屠杀义和团。由此部分团民被迫撤离天津。六月十八日（7月14日），侵略军炸开城墙拥进天津城内。义和团和部分清军临危不惧，与联军展开巷战和肉搏，许多人壮烈牺牲，后被迫撤离，天津失陷。
在北京，义和团也与侵略者展开了英勇的战斗。因为在北京的帝国主义分子分别集中在东交民巷公使馆和西什库天主教北堂内，因此，义和团攻击的目标也就在这两个地区。五月十九日（6月15日），义和团和部分清军开始围攻西什库教堂；二十四日（20日），包围了东交民巷公使馆。在这两处的战斗中，义和团同样表现了英勇无畏的精神。尽管在机枪扫射下，遭到重大牺牲，但他们仍然前仆后继，奋勇向前，毫不退缩。然而，清政府在把义和团攻击的矛头引向公使馆后，又很快地出卖了义和团。自五月二十七日（6月25日）起，荣禄即遵照慈禧太后的旨意，对使馆明攻暗保，不断派人去使馆慰问，并送去粮食、蔬菜、水果等物。因此，义和团围攻使馆56天、围攻西什库教堂63天，都未能攻下。
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兵力增至二万人。七月十日（8月4日），联军分两路，从天津沿运河两岸向北进犯。这时津、京地区尚有清军十万人，但清政府已一意主降，组织不起有效的抵抗；清军则毫无斗志，遇敌退溃。只有义和团和部分清军在北仓进行了英勇抵抗，打死打伤侵略军数百人。十二日（6日），直隶总督裕禄在杨村兵败自杀。十三日（7日），清政府任命李鸿章为议和全权大臣，决心向侵略者乞和。十五日（9日），原任巡阅长江水师大臣李秉衡奉命统率各地赴京援军万余人在河西务迎战侵略军，结果也是一触即溃，李秉衡自尽。十九日（13日），八国联军攻占通州。当晚，日、俄军队进抵北京城下。在京的义和团和部分爱国官兵奋起抵抗，激战一夜，有效地阻止了敌人的进攻。二十日（14日），侵略军攻入北京城内，清军大都溃逃，只有部分爱国官兵与义和团同联军展开激烈的巷战。当晚北京沦陷。二十一日（15日）凌晨，慈禧太后带领光绪帝及王公大臣仓惶出逃，先至太原，后转赴西安。
沙俄在参与八国联军侵华的同时，又以保护中东铁路为借口，出兵侵占我国东北地区。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三日（1900年7月9日），沙俄分兵六路向我国东北进犯。至九月九日（10月31日），仅两个多月的时间，俄国侵略军就占据了东北的主要城市和铁路交通线。在侵犯我东北过程中，俄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制造了血洗海兰泡、江东六十四屯和火烧瑷珲城等一系列惨案。面对俄军的暴行，东北义和团、各族人民和爱国清军一起，奋起抗击，予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八国联军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到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对中国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
联军统帅瓦德西是闰八月二日（9月25日）到天津，闰八月二十四日（10月17日）到北京的。这时距八国联军从大沽陆磕已过4个月。他在日记中所记沿路的景况是：从大沽到灭津之间，所有沿途村舍，皆成颓垣废址。原有五万居民的塘沽，“已无华人足迹”。从天津到北京，沿途房屋未被毁坏者极为罕见，“大都早已变成瓦砾之场”。据他估计，从大沽经天津直到北京沿线，至少五十万人变成无家可归的流民。
另据记载，联军攻陷天津，“城门刚一打开，联军就出现在城里的各个角落，于是，中国人的有一点价值的便于携带的财物就换了主人”⑦。
联军攻占北京后，这种烧杀抢掠更达到了疯狂的程度。他们见人就杀，“以致尸横满地，弃物塞途，人皆踏尸而行”。联军从各级军官、教士到普通士兵，一无例外地参加了抢劫活动。皇宫和颐和园所藏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物、金银珠宝，包括《永乐大典》等数万册珍本图书，均被抢劫一空。
帝国主义者口口声声攻击谩骂义和团“野蛮”、“残暴”、“杀人放火”，但铁的历史事证明：真正野蛮、残暴和杀人放火的恰恰是帝国主义自己。
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为继续扩大侵略战争，陆续增兵至十万七千人。他们以北京、天津为中心，分兵数路向东、西、南、北四个方面，进行野蛮的攻掠。此时，清政府已完全撕去“宣战”的假面具，彻底暴露了卖国投降的真面目。慈禧太后一逃出北京，就催令李鸿章迅速北上，并加派庆亲王奕勖会同商办“议和”事项。八月二十四日（9月17日），在山西崞县的慈禧太后又发布上谕，说“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剿除不可”，通令清朝官兵对义和团要“实力剿办，以清乱源”⑧。从此以后，中外反动势力就公开联合起来，对义和团进行了血腥的镇压。
闰八月初（9月底），俄、德两国合兵攻占芦台。接着俄兵东下进犯山海关；英军从大沽乘舰径取山海关炮台和火车站；德军先占秦皇岛，然后又夺得北塘，津榆铁路沿线全被敌人占领。闰八月下旬（10月中旬），英、法、德、意四国侵略军一万多人沿芦保铁路向南推进，直至保定。面对帝国主义的攻掠，清军不仅不进行抵抗，反而用大肆杀戮义和团的行动来表示对侵略者的欢迎。联军统帅瓦德西写道：“当联军（向保定）前进之际，常常发现中国军队与拳队相战之遗迹。各个城镇入口之处，多悬已斩拳队领袖之头，以欢迎联军。”因此，他得意忘形地说：“现在余已居然自认为攻打拳党之中国官军统帅矣。”⑨在清军的配合下，这年冬天，德、法军向西攻娘子关、固关，山西移动；德、意军向北攻居庸关，侵入宣化，占领张家口；另一支侵略军则向东，逼近山东边境。在中外反动派的联合剿杀下，各地义和团遭到残酷的镇压。
从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日（1900年8月14日），联军侵占北京起，到《辛丑条约》签订，有关和约的谈判，整整拖了一年多的时间。在这期间，谈判主要不是在帝国主义与清政府之间，而是在帝国主义之间进行的。
帝国主义各国在共同侵略中国的目标下暂时联合起来，但各个帝国主义在如何从中国攫取最大利益的问题上，各有各的打算，彼此矛盾重重，一时难于调和。经过激烈争论，各国于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1900年10月）接受了美国在六月（？月）提出的《第二次门户开放宣言》。这个宣言除重申第一次“门户开放”政策原则外，又虚伪地提出“保持中国的领土和行政完整”的主张。依据这个原则，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基本政策达到了共同的结论：继续维持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的统治，形式上保持中国的“领土和行政完整”，实际上对中国建立帝国主义列强的共管。十一月三日（12月24日），它们提出《议和大纲》十二条，强迫清政府接受。慈禧太后见《议和大纲》上没有把自己作为祸首加以惩办的条款而感激涕零，立即命令奕勖、李鸿章“所有十二条大纲，应即照允”。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1901年9月7日），由奕勖、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俄、英、美、日、法、德、意、奥、西、比、荷十一国代表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
杨深秀《辛丑条约》共十二款，其主要内容有：（1）赔款白银四亿五千万两，以关税、盐税和常关税作担保，分三十九年还清，年息四厘，本息共九亿八千多万两，另有各省地方赔款二千多万两。（2）拆毁大沽炮台及北京至大沽沿途的各炮台，允许各国在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的十二个战略要地驻军；在北京东交民巷设立使馆界，界内不准中国人居住，外国可在界内驻军。（3）永远禁止中国人民成立或加入任何反帝组织，违者处死；地方官对辖区内发生的“排外事件”，如不及时弹压惩办，“立即革职，永不叙用”。（4）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位在六部之上⑩。
《辛丑条约》是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又一副沉重的枷锁，它的订立标志着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首先，通过条约，帝国主义大大加强了在华的侵略势力，从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完全控制了清政府，为它们对中国进行军事控制、政治奴役和经济掠夺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第二，清政府以条约的形式承担了保护帝国主义在华侵略利益的义务。从此，清政府不仅是中国封建势力的总代表，而且彻底成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第三，巨额赔款极大地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中国的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全部被帝国主义所控制，中国的社会经济陷于崩溃。
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虽然在中外反动派联合剿杀下悲壮地失败了，但是，农民英雄们抛头颅、洒热血创造的历史功绩却是永垂不朽的。第一，它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迷梦。瓦德西在给德国皇帝威廉的报告中说：中国群众“含有无限蓬勃生气”，“中国所有好战精神，尚未完全丧失，可于此项拳民运动中见之”，因此，“无论欧美、日本各国，均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第二，义和团运动也沉重地打击了中国的封建买办势力，进一步暴露了清王朝反动卖国的真面目，加速了这个反动王朝的崩溃。第三，义和团运动大大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觉悟程度，直接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孙中山对义和团运动前后的形势曾经作过一次鲜明的对比，他说：义和团运动以前，“举国舆论莫不目余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惟庚子失败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碗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造成这种差别的，无疑应归功于义和团。
义和团运动失败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它仍然是一场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自发的群众运动。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造成义和团运动没有科学的革命理论作指导，不能对复杂的阶级斗争形势作出深刻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正确的纲领和斗争策略。
义和团反帝斗争的历史再次证明：一方面农民阶级不但是反封建的主力军，而且是反帝的主力军；另一方面，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单纯农民战争不可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
注释
①《义和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册，第169页。
②《近代史资料》，1959年第2期，第15页。
③《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版，上册，第186～187页。
④《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202～203页。
⑤《义和团》第3册，第335页。
⑥《义和团》第1册，第149页。
⑦《八国联军在天津》，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205页。
⑧《清德宗实录》光绪二十六年八月癸未谕。
⑨《义和团》第3册，第129页。
⑩《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1002～10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