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世纪末，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资本输出成为它对外侵略的主要特征。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在中国强占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的同时，即将投资的重点集中到铁路的建筑和矿山的开采方面，并以此作为其巩固“势力范围”和伸展侵略势力的手段。这就不仅使中国人民蒙受了重大的经济损失，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严重地侵犯了中国的主权，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存亡。因此，二十世纪初，在民族资产阶级力量有所增强，资产阶级领导的爱国运动和革命运动同时兴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民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收回路矿权的运动。
收回粤汉铁路主权是收回路权运动的开端。十九世纪末，美国华美合兴公司同清政府先后签订《粤汉铁路借款草合同》和《粤汉铁路借款续约》，攫取了粤汉铁路的修筑权。但合兴公司违背条约，自光绪二十八年（1902）起将大量股票私售给法、俄支持的比利时资本家；又按《续约》规定，粤汉路工程应在5年内修成，但直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秋，铁路仍未动工。这种侵犯与无视中国主权的行为，激起了湘、鄂、粤三省人民要求“废约自办”粤汉铁路的斗争。从三十年（1904）开始，广东商务局决议力争废约；湖南省绅民纷纷上书湖广总督张之洞，要求“立废合同”；湖北绅民“亦群起力争”；三省留日学生组成铁路联合会，积极声援国内的斗争。当年底，美商摩根财团向比方收回被买去的股票，但仍拒绝废约。三省人民坚持斗争，并积极自筹款项，准备自办。美国迫于压力，于三十一年八月初八（1905年9月6日），同清政府签订《收回粤汉铁路美国合兴公司售让合同》，中国以六百七十五万美元的代价将粤汉铁路赎回自办。
接着，浙江、江苏人民要求商办苏杭甬铁路的斗争进入高潮。苏杭甬铁路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向总理衙门要求准许英商承修中国五条铁路中的一条，它起自苏州，中经杭州，迄于宁波。但合同签订后，测勘工作一直没有进行。光绪三十一年六月二十二日（1905年7月24日），浙江绅商在上海议决成立浙江全省铁路有限公司，公举前署两淮盐运使汤寿潜和在籍京堂刘锦藻为正、副总理。接着江苏也组成了以官绅王青穆为总理、状元资本家张謇为协理的铁路公司。两公司不仅要求自办铁路，而且立即着手集股筑路，浙江先修杭州至嘉兴段，江苏则先修上海至嘉兴段。但在英国胁迫下，清政府竟于三十三年（1907），同英国订立《中国国家沪杭甬铁路五厘利息借款合同》，议定借款一百五十万英镑，用英国总工程师筑路。“借款筑路”消息传来，江浙人民立即大哗。杭州、苏州、绍兴、宁波相继成立国民拒款会或拒约会，两省学校也分别聚众集议，一致要求“力拒借款，保全权力”。浙路副工程师汤绪绝食抗议死难，浙路业务学校学生邬钢因路事呕血而亡。清政府无视群众愤怒的呼声，竟然下令将领导争回路权斗争的浙路公司经理汤寿潜革职。由此浙江全省顿时沸腾起来，“茶寮酒肆以及街巷之间，所谈无非路事”，“甚至谓现在情形实系政府强迫我人民暴动，我人民亦不能再守秩序云”①。鉴于苏浙人民顽强不屈的争路斗争，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于宣统三年（1911）与美国银行公司协议，将沪杭甬借款移作开封至徐州铁路借款；江浙人民终于争得了商办沪杭甬铁路的胜利。与此同时，由于绅商各界的努力，四川人民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争得了商办川汉铁路的胜利；直隶、山东、江苏三省人民争取自办津镇铁路和云南人民反对法国修筑滇越铁路的斗争也先后开展起来。
与收回路权斗争互相呼应，收回矿权的斗争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以后也日益高涨起来，而其中斗争最激烈，影响最大的是山西人民收回英国福公司掠夺的矿权的斗争。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二（1898年5月21日）清廷同英国控制的福公司签订了《山西开矿制铁以及转运各色矿产章程20条》，规定将盂县、平定州、潞安、泽州与平阳府所属煤铁以及他处煤、油各矿，转请福公司办理，限六十年为期。但因山西对外交通不便，采矿迟迟未动。光绪三十一年正月初六（2月9日），山西巡抚张曾歇等支持绅商组成山西同济矿务公司，制定开办章程十四条，规定“先行推广开采煤炭，次第举办五金煤油各矿”，并强调“不招外洋股份，不用外省人员”。然而福公司在英国驻华公使萨道义的支持下派人到平定州、盂县勘察，且蛮横地向清政府要求专办权，声言非经福公司同意，无论向人何公司都不准在该处开矿。这就更加激起了山西人民的愤怒。这年底翰林院庶吉士解荣辂、梁善济、知县崔廷献、举人刘懋赏等三百四十三人联名公禀山西巡抚，要求废除与福公司所订的办矿合同；山西大学堂和武备、师范、商矿、警务、农林等中等学堂学生一千多人也联名具禀主张筹款赎回矿权。次年二月初七（1906年3月1日），中国留日学生总会以及山西、河南、陕西三省留日学生也先后联名致电外务部，请求主持废约。山西省留日东京法政大学学生李培仁因愤于清政府的卖矿活动而在该年八月二十六日（10月13日）蹈海自杀，留日学生连续举行追悼会，随即派代表回国在太原、平定州等地举行悼念活动，从而将争矿运动推向高潮。接着同济矿务公司改组，于当年冬创设保晋矿务公司，并着手集股开采煤矿。经过反复交涉，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1907年1月），福公司被迫同意与山西省商务局订立《赎回英商福公司开矿合同》，山西绅民以二百七十五万两的代价赎回福公司凭一纸合同所攫得的山西矿权。在这期间，安徽人民为收回铜官山等处矿权、山东人民为收回德国霸占的五处矿权、四川人民为收回江北厅矿权、云南人民为收回汫江等七府矿权、河南人民为抵制福公司掠夺矿权以及辽宁人民为收回奉天锦西暖池塘煤矿、湖北人民为收回阳新炭山湾矿权、黑龙江人民为收回都鲁河及吉拉林沙金矿权，都进行了持续不懈的斗争，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
总之，收回路矿运动是一个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为内容，具有相当规模的群众性的爱国运动。参加运动的有工人、农民、资产阶级上层和中下层以及部分官绅，而在运动中起领导作用的则是资产阶级上层即立宪派。因为有广大群蝴口，所以运动具相当大的声势；因为起领导作用的是立宪派，又使运动具有极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这不仅表现在对清政府的依赖上，而且还表现在对帝国主义掠夺我国路矿权利不是采取“夺回”而是“赎回”的方式上，据统计，仅九项主要矿权的“赎款”即达九百多万元。但是收回路权运动的意义是巨大的，它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大大激发了人们的爱国主义觉悟，并且使人们进一步看清了清政府反动卖国的真面目，因而加速了革命形势的成熟。
注释
①《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2册，第8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