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年（1904）春，齐集武昌的革命者讨论革命进行方略，“众意以为会党发难易？成功难；即成而嚣悍难制，不成则徒滋骚扰。若暗杀又为个人举动，不足以摇撼全局。几经研究，皆主张从运动军队入手，不轻率发难”④。他们认为：“革命非运动军队不可；运动军队，非亲身加入行伍不可。”⑤于是一些具有革命思想的知识分子，相继投入新军。在军中，每当饭后或操练余暇，他们就对士兵讲述清朝统治的残酷暴虐和反清的历史故事，并暗中散发《猛回头》、《警世钟》、《孙逸仙》、《黄帝魂》、《湖北学生界》等书刊，用以提高士兵的觉悟，串联组织。与此同时，他们又与武汉各学堂的进步知识分子建立密切联系，形成了军、学两界声气相通的有利形势。
光绪三十年四月（1904年5月），张难先、胡瑛与工程营的朱元成、陈从新、雷天壮、陈教懋、毛复旦、李胜美以及学界的吕大森、欧阳瑞骅、曹亚伯、康建唐等发起组织机关，在武昌同庆酒楼召开筹备会，共推吕大森起草章程。五月二十日（7月3日），武汉军、学两界的革命者集会，正式建立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所址设于武昌阅马厂附近的多宝寺街。举吕大森为所长，胡瑛为总干事，曹亚伯任宣传，时功璧任财政，宋教仁任文书，康建唐任庶务，军营及各学堂均置干事。补习所对外以补习科学为名，招收在校学生进行稞余补习，每逢星期日由教员轮流讲授史地、数学、外语、理化、卫生；但内部却是“以心记之宗旨‘革命排满’四字为主”⑥。科学补习所的一项重要活动，是介绍知识分子和会党成员加入新军，一般在未入伍之前，必须接受补习所密约，“谓吾汉人四万万，亡于满清之手，已二百数十年，受尽苦痛。诸君此次入伍，务学成健儿，待时机至，即起而革命，光复汉族，为一定之宗旨”⑦。在革命党人的积极活动下，补习所的成员迅速扩大。
这时，正值华兴会在湖南准备起义，并与湖北革命党人接洽，以求协同大举。补习所同人一致表示赞同，约定湖南一经发难，湖北马上响应，然后两省起义军会师武胜关，挥军北伐。接着，科学补习所立即开始做响应起义的准备，积极筹备饷械，并印就军用票三十万张，以备起义时两省之用，推曹亚伯为湘鄂两省联络员，派吕大森、康建唐赴施南，何季达赴荆、宜，联络会党；由张难先、刘静庵、欧阳瑞骅负责动员组织工程营、马队营和武昌文普通学堂、武高等学堂中的革命分子；由胡瑛、王汉赴湖口起运军械来鄂。正当湖北革命党人紧张地进行准备时，华兴会起义计划泄露，清湖北地方官吏得悉两湖革命组织间的联系，湖广总督张之洞于九月二十日（10月28日）派兵搜查科学补习所。幸好革命党人预先得到黄兴的密电，已提前疏散，并销毁文件册据，清军警未获任何证据。事后，湖北地方当局仅将欧阳瑞骅和已离校的宋教仁开除普通学堂的学籍了事。但由于主要领导成员被通缉逃亡和多数同志的离散，科学补习所自此无形中停止了活动。
科学补习所虽然仅仅存在数月，但它对湖北革命运动的影响却是巨大的。亲历辛亥革命的李春萱指出：科学补习所对湖北革命，“撒播了许多种子，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第一，提倡知识分子投军，为以后运动新军革命打下了基础。第二，联合湘、鄂两省，易使革命运动迅速展开，武昌、长沙交通便利，武昌又为两省文化中心；‘科学补习所’与湘省联合，为两省以后开辟了联合的道路。第三，会党不受约束，容易坏事，湖南‘华兴会’失败，给予革命党人以极大的警惕，以后湖北革命得到教训”⑧。总之，从科学补习所开始，直接投身新军下层做艰苦细致的发动工作，成了湖北革命党人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和优点。
四、光复会
义和团运动失败前后，随着清政府卖国面目的彻底暴露，国内新式学堂的建立以及出国留学人员的迅速增加，浙江革命振的队伍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并开始着手筹建组织的活动。光绪二十六年（1900），杭州求是书院的进步师生组织了一个研究时势的小团体，名为“浙会”。后来浙会改为“浙学会”，其大部分成员或留学日本，或前往上海，相继投入东京留学生和上海中国教育会等组织的爱国革命运动。二十九年（1903）发生的“拒俄运动”与《苏报》案事件之后，在东京的原浙学会的会员十余人齐集《浙江潮》编辑王嘉神的寓所，举行秘密会议，决定另行组织秘密的革命团体，目的不仅为了加强革命的宣传工作，更重要的是“要用暴力发动武装起义”⑨。在其后不久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决定派陶成章等人归国，开展发动会党和联络知识分子的工作。
陶成章（1878～1912）字焕卿，浙江绍兴人。他自幼读书，尤喜史学。青年时期即已萌种族革命之念。为此，他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东渡日本，初拟进成城军校，但遭清留日学生监督阻挠未果，遂愤然投入留学界的反清革命运动。二十九年（1903）底他和同省留日学生魏兰一起回国，先到上海与蔡元培熟商进取之法；十二月二十八日（1904年2月13日）抵杭州。然后他同魏兰每天步行七八十里，历游浙东各地，遍访山堂林立的各会党头目，并在会党群众中广为散发《革命军》、《猛回头》、《浙江湖》等书刊，“由是浙东之革命书籍，遂以遍地，而革命之思想亦遂普及于中、下二社会”⑩。这样，陶成章就为光复会的建立打下了较好的群众基础。
与此同时，受军国民教育会委派归国的龚宝铨，在上海正积极筹建新的组织。龚从日本回到上海即建立了“暗杀团”，准备先杀二三个满族大臣，以为武装起义的先声。不久，因“暗杀团”人数太少，力量薄弱，龚宝铨急想扩大组织。正在此时陶成章从浙江来到上海，经与龚宝铨议商，决定根据东京“浙学会”的原议，建立革命团体；推举蔡元培为首领，以资号召。密议后，由龚宝铨先与蔡元培商讨，决定扩大暗杀团组织，并由蔡元培提出邀陶成章参加。在狱中的章炳麟也参与了革命团体的创立工作。经过认真筹备，光绪三十年十月十三日（1904年11月19日），在上海新闸路余庆里启华译书局内正式召开革命团体的成立会，确定团体名称为光复会，又名复古会，以蔡元培为会长。成立时拟定的章程没有流传下来，据其成员后来回忆，光复会的誓词是：“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其核心是“光复”二字。为了把会党引导到民主革命的旗帜下来，陶成章拟联络东南各地会党，组织革命协会，山名为一统龙华山。他为革命协会起草的《檄文》和《会规》更为具体地反映了光复会的政治倾向。其中宣布革命的宗旨是要“赶去满洲鞑子皇家，收回了大明江山”，但又说“今日就是同种人来立宪（指君主立宪），还要再再起革命”，“无论如何，皇位是永远不能霸占的”；在经济上“要把田地改作大家公有财产，也不准富豪们霸占，使得我们四万万同胞，并四万万同胞的子孙，不生出贫富的阶级，大家安安稳稳享福有饭吃”。由此可以看出，因为参加光复会的有各阶层的成员，尤其有较多的会党头目，所以光复会的政治思想比较复杂，但它的革命总目标却是以反满民族主义为核心，争取建立一个平等、自由、富裕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光复会在组织上最初选择会友极严格，会内制度亦极严。会员彼此都不相识，只有在共同参加多次会议和秘密工作之后，才互相知道是会友。新会员入会时，必须选一极秘密的地方举行仪式，并要刺血和对天发誓，表示革命的决心。
光复会成立后，首先致力于扩大组织，为武装革命作准备。在国外，陶成章在日本建立了光复会东京分部。在国内仍以会党为发展的重点。先是陶成章、龚宝铨协助原中国教育会成员敖嘉熊在嘉兴成立温（州）、台（州）、处（州）会馆，作为光复会在浙江的联络点。但不久敖因遭家难，经费发生困难，光复会中心转移到徐锡麟主持的绍兴大通学堂。徐锡麟（1873～1907）字伯荪，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光绪二十七年（1901）任绍兴府中学堂算术讲师，次年升任副监督。二十九年（1903）春赴日本大阪参观博览会，受到留学生的影响，坚定了革命信念。三十年底（1905年初）在上海由蔡元培邀请加入光复会，随即回乡发动会党。在寻访过程中，他深受鼓舞，说是“涉历四县，得俊民数十，知中国可为也”。但又感到“侩党知识浅暗，莫若稍事教训，以兵法相勒”，于是决心创办武备学堂，以训练会党骨干。在徐锡麟、陶成章的共同努力下，大通师范学堂于三十一年八月二十五日（1905年9月23日）在绍兴正式开学，金（州）处（州）绍（兴）三府会党头目均入校受兵操训练，且校规确定“凡本学堂卒业者，即受本学校办事人之节制；本学校学生，成为光复会会友”。从此光复会本部之事权，亦已由上海移于绍兴，而浙江的民主革命运动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次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光复会多数成员加入同盟会，部分会员则继续独立活动。光绪三十三年、三十四年（1907、1908），徐锡麟、秋瑾、熊成基以光复会名义在安徽、浙江先后发动两次起义。宣统二年（1910），章炳麟、陶成章因不满孙中山等人倾全力在华南发动起义，以后因经费问题发生误解，与同盟会分裂，在东京成立光复会总部，李燮和在南洋组织光复会南洋总部，代行东京总部职权，并在浙江、上海等地组织光复军。武昌起义后，光复军在汕头、浙江、上海、镇江等处响应。民国元年（1912）3月陶成章在上海被陈其美刺杀，光复会解体。
注释
①②《黄克强先生荣衰录》，1918年长沙出版，第25、26页。
③《湖北革命知之录》，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27页。
④《辛女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1页。
⑤⑥《湖北革命知之录》，第55页。
⑦《武昌革伞真史》，上海书店1982年版，第3～4页。
⑧《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辑，第110页。
⑨《辛亥革命回忆录》（四）第132页。
⑩《辛亥革命》第3册，第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