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了理论满足于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页）法家强调用严刑峻法迫使人民努力耕战。这一理论对秦国的强盛和用武力征服它国，产生了显著的功效，所以它受到秦国统治者的青睐。荀子曾于秦昭王时入秦，声称“秦无儒”，并想为儒家传道。但秦昭王以为“儒无益于人之国”，使荀子抱憾而去。
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嬴政在读韩非的《孤愤》、《五蠹》篇时，对韩非其人心向往之，感叹道：“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这足见他对韩非法家理论的赞赏。后人评论秦代是“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汉书·董仲舒传》）。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统治者对某种思想的重视，目的在于有利于现实政治，而不在于思想本身。统治者对某种思想的尊崇，与思想家的惟我独尊，有着很大的不同：前者为的是实用，而后者突出的是思想本身（比如思想的纯粹性、完整性）。秦始皇对法家思想所持的实用主义态度，就极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秦始皇喜爱韩非的著作，但是，为秦始皇欣赏和付诸实践的，仅是韩非思想学说中的一部分。这主要是鼓吹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和强调严刑峻法对治国的重要性的那部分。而不对秦始皇胃口的那些韩非思想，如反对“刑过”，主张刑罚要有限度；要求“赏”、“罚”并用，软硬两手缺一不可；以及强调君主不能“释法用私”等等，却被秦始皇弃之不理。
如此，作为秦王朝统治理论的法家学说，就像东汉班固所指出的，失去了先秦法家那种“信赏必罚”的积极含义，而只是“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汉书·艺文志》）了。这也正如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所说的那样：“（它）愈来愈变成统治阶级专有的东西，统治阶级只把它当作使下层就范的统治手段。”
四、阴阳家思想与秦的统治理论
统治阶级对思想理论的实用主义态度，决定了秦始皇在尊崇法家思想的同时，为了其现实政治的需要，还会吸纳、采用其他诸子的思想。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秦始皇利用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说”，以神化皇权、促进统一。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传：次序），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意谓秦王朝以水德而兴，周不胜于秦）。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号，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无）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于是急法，久者不赦。”
以上这段话包含了这样几方面的内容：
1．秦始皇接过了邹衍提出的“五德终始说”，以为周为火德，而秦王朝以水德兴，是顺从了天意。这其实是将“五德终始说”当作秦帝国的神学基础，以此证明秦王朝的建立及其措施，都出自于神的意志。
2．在秦始皇眼里，秦王朝的诞生，就是水德之始，于是他便按照阴阳家的规定，以十月为一年的第一个月。
3．按邹衍的说法，凡是新朝代即将出现，上天必然会先显示出某一种德盛的现象，即所谓“符应”。比如，夏禹时先出现了草木秋冬不枯黄的木气盛的现象。这是“以木德王”的“符应”。预示着夏代的兴起。邹衍又根据某一朝代由某一种德支配制定了相应崇尚的颜色。夏代属木，木色青，故尚青色。殷代属金，金色白，故尚白色。周代属火德，火色赤，故尚赤色。传说秦文公时，一次出猎捕获了一条黑龙。此被视为水德之瑞，昭示着秦王朝的必然兴起。据此，秦王朝以黑色为正色，衣服等的颜色都尚黑。
4．秦王朝的事物都用“六”来记数。除了符（朝廷用以传达命令、调兵遣将的凭证，以竹木或金玉制成）、法冠（秦御史等所戴之冠）为“六寸”和“舆（车子）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等，还有：秦始皇在泰山、之罘、东观、峄山所作刻石，都是十二韵，144字，皆为6的倍数；会稽刻石二十四韵，288字，亦为6的倍数；全国划为36郡，也是6的倍数。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说：“秦之遗物，殆无一不用六之倍数。”（《观堂集林·秦郡考》）这种以“六”来计数而造成形式上的划一，能给人留下“统一”的印象。用“六”记数，与在全国一律以十月为岁首和以黑为正色，都明显带有促进统一的意图。
5．因秦为水德之故，将黄河改称“德水”。
6．秦始皇又进一步将“五德终始说”变成法家专制独裁思想的一种补充。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在解释上引一段话时说：“水主阴，阴刑杀，故急法刻削，以合五德之数。”这是讲秦为水德，水德主阴，阴在政治上就表现为残酷的刑罚。依据这一原则，秦始皇滥用苛刑严罚，又多了一条理论根据。因此，就这一点而言，阴阳家思想与法家思想的渗透、混合，助长了秦王朝“专任刑罚”的做法，其后果极其严重。
五、儒家思想与秦的统治理论
长期以来儒家思想在秦国一直没有什么市场，统治阶级在制定其政治策略时，更是一贯摒斥儒家的那套主张。至吕不韦执政，情况有所变化。在吕氏的门下，召集了不少儒家的信徒；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反映出相当程度的儒家思想；吕不韦的为政方略，也采纳了儒家的某些主张。但吕不韦不能为嬴政所容，吕不韦兼采儒、法的施政纲领，也未被嬴政所接纳。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儒家思想与秦始皇毫无关系。站在实用主义立场上的秦始皇，还是看到了儒家思想对巩固其统治有所“用”。
例如，先秦齐、鲁两国的儒生有一套“封禅”的说法。他们将泰山看作最高的山，认为历来帝王都应到泰山顶上去祭祀上帝，叫“封”；在泰山下的一座小山祭山川，叫“禅”，合起来叫作“封禅”。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二十八年），秦始皇第二次出巡至泰山，就从齐、鲁故地召来儒生和博士70余人，“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史记·秦始皇本纪》）。只是由于儒生们拟议的祭礼“乖异”，难以施用，秦始皇遂采用了自己早先祭祀上帝的仪式（《史记·封禅书》）。秦始皇虽然没有采用儒生所拟议的祭礼，可毕竟还是举行了封禅礼。
儒家的封禅学说如同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说”一样，是迎合帝王的政治需要而制定出来的。秦始皇为了表示自己出于“天命”，就成为儒家封禅学说的第一个实践者，如同他是阴阳家“五德终始说”的第一个实践者一样。
在秦始皇巡游时的几次刻石中，也反映出儒家的思想。如《琅琊刻石》所说“皆务贞良”，“专务肃庄，端直敦忠”；《泰山刻石》所说“专隆教诲，训经宣达，远近毕理，咸承圣志”；《会稽刻石》所说“饬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佚，男女絮诚。夫为寄豭（寄狠：寄放在别家传种的公猪，此处借喻入别人家中淫乱的男子），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等等，都是典型的儒家伦常观念。
自然，为秦王朝统治思想所吸纳的，仅是儒家思想中很小的一部分，而且影响也极有限。为秦代统治者所服膺和实践的，主要是法家的政治学说。
六、独尊与兼容：对历史的一些反思
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自汉代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便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统治理论。然而，即使是汉武帝本人，在他表示要对儒术“独尊”的同时，对法家以及其他诸子的思想仍采取一种“兼容”的态度。汉武帝不仅儒法并用，而且凡有利于巩固其统治的思想，都予以采纳。这样，中国古代的统治理论，就形成了一种“独尊”与“兼容”并存的特点。
“独尊”是为了统一思想，因为君主专制的统治离不开思想上的专断；而“兼容”也是为专制统治服务，因为它可以使君主的统治手段多样化，并且使专制制度具有一种灵活性。总之，“独尊”与“兼容”，都是为了最大程度地满足统治阶级的需要。
秦汉以降，中国古代社会一方面实行的是专制政治，而另一方面，它又表现出极强的兼容性。这与上述“独尊”与“兼容”并存的特点，恐怕有着很大的关联。
再回到秦代。
从本文前面的论述看，“独尊”与“兼容”并存的特点，其实在秦代已露出端倪。所不同的是，汉代独尊儒术，而秦代独尊法术。
秦代可视为中华帝国的统治者试图建立相应的统治理论的探索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他们朦胧地、不很自觉地开始采用“独尊”与“兼容”并用的两手。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法家思想的局限，更不懂得法家思想“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史记·太史公自序》）。对儒家，他们似乎感觉到了它对维护君主专制统治有所作用，然而却没有真正领悟其意义和功效所在，仅把它作为点缀太平、树立君权君威的装饰，或仅用于整饬风俗。为此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从独尊法术到独尊儒术，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逐渐地变得成熟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