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开连连叩头道：“大王，我的本心也是好的，谁知弄成这个样子。司马尚大将军不来，我去一步叩一个头请他。”
赵王迁道：“好好，你跟司马尚大将军说，请他快快出山领兵，本王赏他黄金千锭。”
郭开应了，百官散朝，赵王回宫。
郭开回府，打点了黄金三千两，锦帛十匹，命人用箱笼抬着，他自己坐车，到了司马尚府前，他在府前跪下叩个头，起来向前走一步，再跪下叩个头，又起来走一步……后边抬箱笼的八个奴仆，也同他一样跪叩、走路。
司马尚大将军府前的人见他如此，慌忙报进府内。司马尚听了，心也软了，再者国难当头，他也顾不得私人恩怨了，他忙接出来，拉起郭开道：“相国，快别如此，有话请讲！”
郭开跪地不起，泪落如雨道：“大将军，你救救赵国人的命吧！扈辄战死了，将士十多万，全做了无头之鬼！”
司马尚涕泪横流地拉起郭开来，口中凄惶地道：“秦人此胜，使我赵国蒙受灭顶之灾，我也忧心如焚！”
司马尚把郭开让到前厅，在几案左右席地坐下。郭开命奴仆献上黄金、锦帛，郭开道：“以前用扈辄，是我的大错。今日特来谢罪，献此薄礼，望大将军纳之。”
司马尚作色道：“我等食赵君之禄，皆应为赵国尽忠。若收相国礼物，老夫便负罪如山了，请相国收回。”
郭开百般央求，司马尚只是不受。郭开见让不下去了，便哭道：“大将军若不受命赵王，为国领兵解邯郸之围，吾就罪过通天了！”
司马尚道：“相国既悔当初，老夫也不再问前愆了。明日老夫与相国一同去拜见吾王，自有抵御秦兵之计。”
郭开又道：“谢过大将军宽恕之情。”
次日，司马尚拜见赵王，赵王迁急忙命人给司马尚搬过坐褥来，司马尚坐了。赵王迁道：“扈辄不谙用兵，致我国损失过重，本王食不甘味数日了。大将军，本王年轻，不知国事，请你念赵国百世之恩，为国分忧吧！”
司马尚见赵王迁说得可悯，便示意赵王迁屏退百官，他有密情上达。赵王迁把袍袖一拂，百官退朝，安政殿上只剩司马尚和郭开在赵王迁左右。司马尚向赵王挥泪道：“秦以虎狼之师，袭我平阳城，并诱扈辄之师深入，杀我十万将士，损我元气太重了。我王悔前日之决断，意在邦国之安危，臣今亦喜！但惜，臣确已年迈，即担重任，亦非秦王政及其大将的对手。大将军李牧，镇守代郡，匈奴十年不敢近吾边疆。李牧者，计出万端，威加诸国，比之赵国诸将，如景星之悬于天表也，退秦人者，非李牧不可也。”
赵王迁平日即听百官说李牧为当今奇将军，凡他所战，从无败衄。但自赵王迁为王以来，李牧没回过邯郸，赵王迁还不认识他。不过，他曾听郭开等人说过，“李牧为人骄纵不驯，不服王廷，前赵王曾收过他的兵权，后又用之破匈奴，赐以万金，牧亦不放在眼里。”赵王迁向司马尚道：“本王多听百官论李牧之能，但又听说此人视王威如无物，可用吗？”
司马尚笑道：“哎！大王！凡是鹰扬虎变之辈，当有鹰虎之威，若似常人驯服，愚不可用，于国何利之有？李牧战匈奴，以五千之众，使匈奴十万之徒敛手，今日若用李牧，赵国无忧矣！”
于是，赵王迁听信司马尚之言，派密使去调李牧回邯郸，代郡之军，托李牧副手掌管。
郭开本是忌李牧之为人的，但这次扈辄败绩，与他所关甚紧，召回李牧，抵住秦兵，于他又有好处，为此，他也赞同司马尚之议，未进谗言。
李牧自幼从军，以士卒出身，百战赵北，建功如林。擢为大将后，带十万军兵，居雁门，专防匈奴。初为边将时，匈奴来侵，他不主战，只命令将士：“匈奴若来，只举烽火，放之入关，守保各关隘，勿擅动，匈奴不知我之兵力不敢深进，自退矣！”
将士依李牧之命而行，果然匈奴屡进长城，都因怕中埋伏，不知守军兵力之多寡，又自行退去。李牧又向匈奴派出许多细作、间谍，以侦察匈奴行止，并置可用之能吏，奖励人民生产，丰收之后，租粮皆入幕府，将士无饥忧，军中称丰厚。后来，匈奴放出谣言，说李牧怯战，号称“怕死鬼”，乃无用之人，前赵王闻此谣言，觉得丢人，便撤换李牧回邯郸，叫他退休，命别将代李牧领军。匈奴来攻，这些自恃有能的将军大肆出战，多得败绩。匈奴侵扰无休止，边民不能耕种，连牲口也不敢喂养。前赵王这才认了错，复请李牧将边。李牧辞道：“我老病了，干也干不好了。”前赵王强之，李牧说：“王如欲用臣为将，臣还像以前那样对付匈奴，否则不到代郡。”
赵王应了，李牧到了代郡，用兵还如以前，匈奴在几年中没得到什么便宜，但人们总以为李牧不敢战匈奴而轻之。李牧选兵车一千三百乘、骑兵一万三千人、精兵五万人、善射的将士十万人，令其苦练战技，等待战机。又令边民大纵畜牧，开荒种地，以诱匈奴。匈奴果又轻兵来犯，李牧纵兵包围，杀来犯者数千人，尸首弃之于荒野。
匈奴闻轻兵败北的消息，便纠集各部落骑兵，共二十万人来攻雁门关。李牧率军，变换阵形，以惑匈奴。趁其惶惑之时，李牧又以重兵为左右翼，奇袭匈奴。大战数日，灭匈奴十余万骑兵，接着又率军破东胡，降林胡，使所有单于部落闻李牧之军来，皆丧胆奔走。
自李牧大胜匈奴后，北方部落十多年不敢犯赵国长城之边，偶有犯之者，亦皆败绩，非死即走。为此，李牧之名，震动于单于诸国。
赵悼襄王元年时，赵王偃命李牧将兵攻燕国，拔燕之武遂、方城，后又转赴代郡，镇匈奴。
赵王迁调李牧命令下达后，李牧星夜驰还邯郸。赵王迁听司马尚之言，盛筵接待李牧，并封以大将军，为武官之首，并赐以黄金万锭，锦帛千端。李牧谢恩，尔后论及抗秦之事。李牧于安政殿上，对众朝官道：“秦国强于诸国，士兵悍战，今秦来犯，我们必须上下齐心协力，才可退秦！牧受王恩深重，愿以生死付之，不使秦人践踏邯郸。秦人虽大胜，杀伤我十万人，秦亦有我半数之损。如今他不会急切攻我，还需整兵补员后再伐我国。我们早做防备，可保无虞也！”
朝堂百官尽服之。
次日，李牧同司马尚又向赵王迁密奏道：“长平、武威两战之后，我兵损员太重。今欲抵秦兵，必先增补兵员、勤习战术，方能御敌。”
于是赵王迁、司马尚配合李牧聚东、西、北三方戍卒二十多万人，操练不息。一连数月，秦兵只在更名为武遂的地区驻扎，并未侵赵。武遂战后，秦王回咸阳了，赵王迁也放下心来。
九月，燕国忽攻失地，代李牧之守将不能胜。赵王迁只得又令李牧去抵来犯的燕兵，李牧走时，把邯郸地区军务托与司马尚，自己与燕人鏖战半年之久，连破燕军，北方始得稳定，但一时难以回邯郸。
李牧走后，当年十月，桓漪曾再攻平阳城，但被司马尚带兵拒住，大战几场，秦人无功，桓龆只得引军退回武遂。
赵王迁自用李牧、司马尚之后，又得太平，还是以玩狗、听鸟为乐，但再不大肆宣扬，只在深宫闭门随兴了。
秦王政大胜后，又到河南秦地视察了一番，尔后车驾回咸阳。秦军武遂之战，亦被赵军杀伤四五万人。为此，战后也需休整补员。桓龆曾向嬴政奏说：“赵人虽大败，邯郸左右尚有几十万能战之卒，我若直取邯郸，逼之以战，恐赵人上下一心，战而无功，只能尽夺邯郸四方城池，使邯郸孤立无援，方可下之。又闻军中侦者报说，赵王迁调回李牧为将以拒我，李牧奇人也，我军须稳当行事。”
秦王政同意桓龆之见，临别时，他又嘱咐桓龆，军队休整之后，可以分兵蚕食赵国，前攻平阳，后攻宜安。若能夺下两地所辖若干城池，邯郸人心乱矣！
桓龆依秦王政之计而行，于是休整、补员，以待再侵赵地。
秦王政离开咸阳时，咸阳国事，尽托李斯掌管。李斯日夜殷勤，国事泰然，有条不紊。待秦王政得胜而归时，李斯带百官跪接咸阳东门路旁，高呼“万岁”之音，震动渭水河滨。秦王政下车，挽李斯之手，并行数武，询问安好，有如兄弟。
秦王政摆千官之筵，庆贺武遂斩赵军首级十万之功。他抚着自己受伤的左肩，向百官讲述武遂大战。百官听了佩服得五体投地。
次日，李斯密见秦王政，奏道：“陛下，臣有个同学来到秦国为使，臣已把他安排到御史大夫姚贾家中以便互相切磋，陛下愿见他吗？”
嬴政一愣，问李斯：“你的哪个同学？”
李斯脸一红，又有些个汗津津地道：“其人乃是韩国的公子，名韩非，早年与我同在荀况老师门下学习，因此是同学。他来为使，不知有何事。”
嬴政站起身来，怪李斯道：“哎呀！廷尉，你可从来没向寡人说起过韩非是你的同学。你若早说，寡人早就派人请他到秦国来了。”
李斯道：“他是学刑名法术的，请他来也没大用，故臣从未提起。”
嬴政摇头道：“非也！他的著作在秦国流传最广，寡人最喜欢读。曾发誓若与《孤愤》、《五蠹》的作者韩非见上一面，愿结为知己，一生不愿离开！他这个人，多治修明之法，言执势以御臣下；又多富国强兵之道，倡任人唯贤。他反对儒者以文乱法，侠者以武犯禁，正是倡尊王统一之策，与寡人志气相投。”秦王政又笑一笑道：“廷尉，我有一句话，你可不要生气。若论治国之策，安邦之学，你可比不上他。再说，人家有著作，传之六国，定为大论；你呢，述而不作，即使有点小作也不多，比不上他。”
李斯汗流满面道：“臣政务太多，无暇著述为文。韩非著作虽多于臣，但尽是长篇大论，有人说不是他亲笔写的，仅是抄袭的。”
秦王政摇头道：“你怎么知道？”
李斯擦擦脸上的汗水道：“臣听韩国人说，韩非家有祖传秘本诸书，他继承下来，又加以发扬。”
嬴政笑道：“此乃小人之见，凡此嫉妒之流，都无真才实学。谁高于他，他就嫉妒谁，攻讦人，不成大器。”
李斯只得连连点头道：“是，是，定是此辈嫉妒韩非所为，但是臣却很敬重韩非。他一到咸阳，臣怕馆驿之中不洁，送至御史大夫姚贾家中。这些日子，一日三脯，姚贾亲陪，臣也常去看他。”他瞅了瞅嬴政的面容，又问：“陛下，韩非欲见陛下为韩王安求情，不知陛下能见否？”
嬴政道：“寡人正要见他，难得他来了，为何不见？”
李斯问：“陛下何时见韩非？”
嬴政道：“明日退朝后，在文升殿接见韩非。李斯，韩非既是你的同学，情意深重，他有过你之处，要虚心学之。”
李斯辞出便殿，心中不好受，骑着马，往姚贾家中，一气好跑。
韩非是韩国的贵族子弟，为人聪颖过人，刻苦好学。早年同李斯一起就学于楚国苟况门下，专务刑名法术，而又倾向黄老之说，不尚繁华，清简无为，提倡君臣自正。韩非论法。一直是诋斥浮淫，发扬法制，名实相称，故与黄老之说相合。
韩非看到韩国的君臣昏乱、保守，互相攻讦，再不就是沉湎于女色，国势弱到不能救治的地步，还不自知。为此他建议韩王安以治国、修法为上，多次上书，韩王安连看都不看，在砚台底下压一些日子，又掷还给韩非，说：“书呆子，快去写你的书！韩国如何治理，你能明白吗？”
国家虽不用韩非，但韩非还是要向世人阐明自己的抱负和观点。于是他苦心著书，多年来写成《孤愤》、《五蠹》、《内储》、《外储》、《说林》、《说难》等三十余篇著作，共十余万言，后世集成一集，书名定为《韩子》。《孤愤》是说人若太直，即使心是好的，也难容于当世。《五蠹》是说为政有五大蠹弊，犯之则倾。《内储》是说君执术以制臣下，制之在已，故日“内”也。《外储》乃言，明君观察、俯听臣下的言行，尔后断赏罚，赏罚受之者在臣下，故日“外”也。储蠹二论，所谓明君之意也。《说林》者，广说诸事，其说如林之密，故日“说林”。《说难》者，说前人行事与己不同而诘难之，谓之“难”。
这些著成的论文书简，一经出手，广为传抄，儒法皆读，奉若神明。议论实用、细致、切直、宏大，为当时旷世之作，列国风行，韩非之名如北斗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