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曰：闻兄行社仓，一乡之人赖焉。或者妄有散青苗之讥，兄闻之，作而曰：「王介甫独有散青苗一事是尔！」奋然欲作《社仓记》以述此意，是则过矣。王介甫窃《周官》泉府之说，强贷而规取其利，逆天下之公理而必欲其说之行，前辈辩之甚悉。其与元晦今日社仓之意，义利相异，固亦晓然。元晦初岂有取于介甫，特因或者之言有所激，故并介甫而是之，不自知其偏。譬之垫权以称物之轻重，初未至于偏也，或指而告之曰：「此为重。」执权者主其说曰：「吾犹觉此之轻也！」于是复就所指之处增之使重，而其偏始甚。此虽为一事，然因人之激而至于偏，则惧其有害尔！
又曰：又虑元晦学行为人尊敬，眼前多出己下，平时只是箴规他人，见他人不是处多，己是处多；他人亦惮元晦，纵有所疑，不敢以请。谀言多而拂论少，所偏不加省察，则异日流弊，恐不可免。
又曰：所与共甫书，似乎逆亿，而少含宏感悟之意，殆有怒发冲冠之象。理之所在，平气而出之可也。
又曰：《或问》所条晰，诚恐前辈说中偏处有误后学，不可不辩。但一二辨晰，恐未能尽，又似太费力。只举其大者与其条目，使人推寻之，如何﹖
又曰：《或问》书未须出。极力辩说，恐使轻易趋薄。
又曰：编《通鉴纲目》极善。以鄙见，每事更釆旧史尤佳。恐《通鉴》亦有所阙遗。
又曰：闻刊小书版以自助，想是用度大段逼迫。今日此道孤立，信向者鲜，若刊此文字，取其赢以自助，窃恐闻者别生思维，愈无灵验。为贫之故，宁别作小生事不妨，此事殊于心未稳。
又曰：《太极图解》后面不必辩论如此之多，只于纲领处拈出可也。不然，却只是骋辩求胜，转将精当处混汩。
又曰：得伯恭书，云兄犹有伤急不容耐处。某又恐伯恭却有太容耐处。吾曹气质之偏，乘间发见，诚难消化，想兄存养有道也。陆子寿兄弟如何﹖肯相听否﹖
又曰：山中诸诗，其间犹时有未和平之语。此非是语病，正恐气禀发处所偏尚微有存，幸深察之！
又《与吕伯恭书》曰：濂溪自得处，诚浑全。元晦持其说，句句而论，字字而解，未免流于牵强，亦非濂溪本意也。
又曰：元晦议论商确间，终是有意思过处。
又《答胡季随书》曰：秦、汉以来，学道不明，士之见于事业者固多可憾，然其间岂无嘉言善行与一事之得者。要当以致远自期，而于人则一善之不废。元晦《名臣言行录》编得未精细。
吕东莱与先生书曰：汪丈所谓道不同不相知，昨因其说思之，诚未允当。但详观来谕，激扬振厉，颇乏广大温润气象，若立敌校胜负者，颇似未宏。如注中「东坡」字改为「苏轼」，不知以诸公例书名而厘正之邪﹖或者因辩论有所激而加峻邪﹖出于前说固无害，出于后说则因激增怒，于治心似不可不省察也。
又曰：比闻五夫旁近料理补助，已有端绪，不知其详如何。颇闻豪右间有旅拒者，或不免封仓送郡之类。此于时位颇似侵过，恐更须于「意、必」两字上点检。伊川庄上散药，谓只做得此等事，此意可玩也。耳目所接，疾痛冻馁，恻然动心，盖仁之端。至于时位则有所止，乃仁之义。莫若择其可告语者，至诚劝率之；其不可告语者，容养而使之自发，足矣。就上增添，便成意必。自叶知根，所当加澄治之功也﹖
又曰：或者传著述探索过苦，要须放令闲暇从容为善。
又《与陈同甫书》曰：朱元晦英迈刚明，工夫就实入细，殊未可量。陆子静亦坚实有力，但欠开阔尔。
陈龙川复先生书曰：浙间议论，自始至末，亮并不晓一句。道之在天下，至公而已矣。屈曲琐碎，皆私意也。有公则无私，私则不复有公。王霸可以杂用，则天理人欲可以并行矣。亮所以缕缕者，不欲更添一条路，所以开拓大中，张皇幽眇，而助秘书之正学也。岂好为异说乎！不深察其心，则今可止矣。比见陈一之《国录》，（梓材案：陈一之当是陈益之，止斋从弟也。）说张体仁太博为门下士，每读亮与门下书，则怒发冲冠，以为异说；每见亮来，则以为异人，辄舍去不与共坐。由此言之，未能免罪于流俗，而得罪于门下士亦多矣。不止，则楚人又将钳我于市。进退维谷，可以一笑！
又《跋晦庵送写照郭秀才序后》曰：广汉张敬夫、东莱吕伯恭，于天下之义理，自谓极其精微，世亦以是推之。其精深纡余，于物情无所不致其尽，而于阴阳、卜筮、书画、技术，及凡世间可动心娱目之事，皆斥去弗顾，若将浼我者。新安朱元晦论古圣贤之用心，平易简直，直欲尽摆后世讲师相授，流俗相传，入于人心而易解之说，以径趣圣贤心地而发挥其妙。其不得见于世，则圣贤之命脉犹在，而人心终有时而开明也。抱大不满于秦、汉以来诸君子，然而于阴阳、卜筮、书画、技术，皆存而信之。岂悦物而不留于物者，固若此乎﹖予因以见秦、汉以来诸君子，犹烦新安之刮剔，而后圣贤之心事可尽白也。
祖望谨案：同甫讥朱子，多不中肯，独此篇则朱子难以自解。
又志钱叔因曰：朱元晦齿牙所至，嘘枯吹生，天下学士大夫往往系其意之所向背，虽心诚不乐而亦阳相应和。若予，非不愿附，而第其品级，不能高也。予亦自咎其有所不讲而未敢怨。
陆复斋《与赵景明书》曰：元晦《论语集解》已脱稿，此书必传于世。若《诗集传》、《中庸》《大学章句》，则殊有未安，恐终不能传远。
祖望谨案：论朱子《学庸章句》、《诗传》一条，黄氏盖亦非之，而愚以为其说不为无见。
沈叔晦曰：晦翁是进退用舍关时轻重者，且愿此老无恙。
舒广平《答袁恭安》曰：晦翁当世人杰地步，非吾侪所及。其有不合者，姑置之。向在新安，未尝与诸友及此，后有发者，能自知之。后生未闻道，吾侪之论一出，便生轻薄心，未能成人，反以误人。
叶水心序《阴阳精义》曰：朱公元晦听蔡季通豫卜藏穴，门人裹糗行绋，六日始至。乃知好奇者，固通人大儒之常患也。（以上补。）
黄勉斋状其行曰：其为学也：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终也。谓致知不以敬，则昏惑纷扰，无以察义理之归；躬行不以敬，则怠惰放肆，无以致义理之实。持敬之方，莫先主一。既为之箴以自警，又笔之书，以为小学、大学，皆本于此。终日俨然，端坐一室，讨论曲训，未尝少辍。自吾一心一身，以至万事物，莫不有理。存此心于斋庄静一之中，穷此理于学问思辨之际，皆有以见其所当然而不容已，与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然充其知而见于行者，未尝不反之于身也。不睹不闻之前，所以戒惧者愈严愈敬；隐微幽独之际，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虑未萌而知觉不昧，事物相接而品节不差。无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不安于偏见，不急于小成，而道之正统在是矣。其为道也：有太极而阴阳分，有阴阳而五行具，禀阴阳五行之气以生，则太极之理各具于其中。天所赋为命，人所受为性，感于物为情，统性情为心。根于性，则为仁义礼智之德；发于情，则为恻隐羞恶辞逊是非之端；形于身，则为手足耳目口鼻之用；见于事，则为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常。求诸人，则人之理不异于己；参诸物，则物之理不异于人。贯彻古今，充塞宇宙，无一息之间断，无一毫之空阙。莫不析之，极其精而不乱；然后合之，尽其大而无余。先生之于道，可谓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圣贤而无疑矣！故其得于己而为德也，以一心而穷造化之原，尽性情之妙，达圣贤之蕴；以一身而体天地之运，备事物之理，任纲常之责。明足以察其微，刚足以任其重，弘足以致其广，毅足以极其常。其存之也，虚而静；其发之也，果而确；其用之也，应事接物而不穷；其守之也，历变履险而不易。本末精粗，不见其或遗；表里初终，不见其或异。至其养深积厚，矜持者纯熟，严厉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义不待索而精，犹以为义理无穷，岁月有限，常歉然有不足之意。盖有日新又新，不能自已者，而非后学之所可拟议也。其可见之行，则修诸身者其色庄，其言厉，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闲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于家庙，以及先圣。退坐书室，几案必正，书籍器用必整。其饮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举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寝，既寝而寤，则拥衾而坐，或至达旦。威仪容止之则，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颠沛，未尝有须臾之离也。行于家者，奉亲极其孝，抚下极其慈。闺庭之间，内外斩斩；恩义之笃，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无纤巨，必诚必敬。小不如仪，则终日不乐。已祭无违礼，则油然而喜。死丧之礼，哀戚备至；饮食衰绖，各称其情。宾客往来，无不延遇；称家有无，常尽其欢。于亲故，虽疏远必致其爱；于乡闾，虽微贱必致其恭。吉凶庆吊，礼无所遗；赒恤问遗，恩无所阙。其自奉，则衣取蔽体，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风雨，人不能堪，而处之裕如也。若其措诸事业，则州县之设施，立朝之言论，经纶规画，正大宏伟，亦可概见。虽达而行道，不能施之一时；然退而有道，足以传之万代。谓圣贤道统之传，散在方策，圣经之旨不明，则道统之传斯晦，于是竭其精力以研穷圣贤之经训。于《大学》、《中庸》，则补其阙遗。别其次第，纲领条目，灿然复明。于《论语》、《孟子》，则深原当时答问之意，使读而味之者如亲见圣贤而面命之。于《易》与《诗》，则求其本义，攻其末失，深得古人遗意于数千载之上。凡数经者，见之传注，其关于天命之微，人心之奥，入德之门，造道之域者，既已极深研几，探赜索隐，发其旨趣而无遗矣。至于一字未安，一辞未备，亦必沈潜反复，或达旦不寐，或累日不倦，必求至当而后已，故章旨字义，至微至细，莫不理明辞顺，易知易行。于《书》，则疑今文之艰涩，反不若古文之平易。于《春秋》，则疑圣心之正大，决不类传注之穿凿。于《礼》，则病王安石废罢《仪礼》而《传记》独存。于乐，则悯后世律尺既亡，而清浊无据。是数经者，亦尝讨论本末，虽未能着为成书，然其大旨固已独得之矣。若历代史记，则又考论西周以来，至于五代，取司马温公编年之书，绳以《春秋》纪事之法，纲举而不繁，目张而不紊，国家之理乱，君臣之得失，如指诸掌。周、程、张、邵之书，所以继孔圣道统之传，历时未久，微言大义郁而不彰，为之裒集发明，而后得以盛行于世。《太极》、《先天》二图，精微广博，不可涯涘，为之解剥条画，而后天地本原，圣贤蕴奥，不至于泯没。程、张门人，祖述其学，所得有深浅，所见有疏密，先生既为之区别，以悉取其所长，至或识见小偏，流于异端者，亦必研穷剖析而不没其所短。南轩张公，东莱吕公，同出其时，先生以其志同道合，乐与之友，至或识见少异，亦必讲磨辩难，以一其归。至若求道而过者，病传注诵习之烦，以为不立文字，可以识心见性，不假修为，可以造道入德，守虚灵之识而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说，学者利其简便，诋訾圣贤，捐弃经典，猖狂叫呶，侧僻固陋，自以为悟。立论愈下者，则又崇奖汉、唐，比附三代，以便其计功谋利之私。二说并立，高者陷于空无，下者溺于卑陋，其害岂浅浅哉！先生力排之，俾不至乱吾道以惑天下，于是学者靡然向之。先生教人，以《大学》、《语》、《孟》、《中庸》为入道之序，而后及诸经。以为不先乎《大学》，则无以提纲挈领，而尽《论》、《孟》之精微；不参之以《论》、《孟》，则无以融会贯通，而极《中庸》之旨趣。然不会其极于《中庸》，则又何以建立大本，经纶大经，而读天下之书，论天下之事哉！其于读书也，又必使之辩其音释，正其章句；玩其辞，求其义；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难知；平心易气，以听其所自得。然为己务实、辨别义利、毋自欺、谨其独之戒，未尝不三致意焉，盖亦欲学者穷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从游之士，迭诵所习，以质其疑。意有未谕，则委曲告之，而未尝倦；问有未切，则反复戒之，而未尝隐。务学笃，则喜见于言；进道难，则忧形于色。讲论经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虽疾病支离，至诸生问辨，则脱然沈之去体。一日不讲学，则惕然常以为忧。抠衣而来，远自川蜀；文辞之传，流及海外。至于荒裔，亦知慕其道，窃问其起居。穷乡晚出，家蓄其书，私淑诸人者不可胜数。先生既没，学者传其书、信其道者益众，亦足以见理义之感于人者深也。继往圣将微之绪，启前贤未发之机，辩诸儒之得失，辟异端之讹谬，明天理，正人心，事业之大，又孰有加于此者！至若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渊微。文词字画，骚人才士疲精竭神，常病其难，至先生，未尝用意，而亦皆动中规绳，可为世法。是非姿禀之异，学行之笃，安能事事物物，各当其理，各造其极哉！学修而道立，德成而行尊，见之事业者又如此。
刘刚中问黄直卿曰：「先生学有渊源，群弟子皆知之矣。比以古昔圣贤，未识到得何人地位﹖」直卿曰：「自洙泗以远，博文、约礼，两极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然则先生之学，其踵孔、颜乎﹖」直卿曰「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