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公版宋元学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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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8章 水心学案(上)(6)

上古君臣之职,君之所得为,必以命于相,相之所得为,必以归于君,此古今通义也。舜以股肱耳目命禹,禹复戒舜而终以明良之歌。考其大意,似舜尽欲以其职委禹,禹戒以亦自听览,无专畀臣下,安于纵逸也。然陶以为,「元首丛脞,股肱惰,万事堕」,则是君终不当自为也。靖郭君劝齐宣王:「五官之政,日听数览。」既而厌之,靖郭君由是得专齐权。夫六卿各自以职倡九牧,相犹无所司,而况于君。收五官而自任,己不能久,又以与人,君相之职兼失矣。始皇程书决事,盖不足论。汉高、惠事尽出萧、曹、文、景虽稍自亲,然陈平犹谓「有主者」,则是时公卿各自分职,丞相至欲斩邓通、错,尚循古义也。孝武初年,更用一项文士,中我相应以分外朝之势。及赵禹、张汤更进,宰相束手,自是君相之职涣然离异,君所欲为,不复以命相,相一切听其君所为矣。其后尚书权益重,领录出宰相上。魏初,别置秘书,仍典尚书所奏,寻改中书。刘放、孙资、倾动中外,侍中给事黄门,通掌门下,最为禁密。则尚书更是外朝,而中书门下乃天子之私人。其后又有内尚书,由外达尚,转尚入中,所行可否,皆自内决,人主之职,十倍宰相,已增者不可损,已成者不可改也。

「六卿」,天官事最繁,而公、孤职任甚简,故学者多云冢宰即宰相,或云公、孤兼行,非也。冢宰,乃有司之长,职治其事以佐上者有司,明其道以弼上者宰相。

皇甫谧能道自分界中言语,非耀文华者所能至。

销兵本欲休息百姓,而学者尤其弛备。然左射狸首,右射驺虞,裨冕搢笏,明堂耕藉,此成周销兵节次也。则销兵未必非,视其君思治进德何如耳。不然,后世忘战者岂少邪!

李暠言:「经史道德如釆菽中原,勤之者则功多。」此语当记。然所谓勤者,非渔猎搜取、课劳计获而后能也。

晋有正始微言,胜会韵士,至于江左,虽安民之道不足,而扶世之志未衰,学者未宜略也。

伊尹谓「肇修人纪」,后世虽不足议此,然周之诸侯,大者秦、楚,小者鲁、卫,传世数十。盖其为国,尚皆有本末,更仆迭起,而维持制服之具与之并行,所以久而犹存,不止富贵自身也。李斯首破坏此事,君臣俱得富贵,然亦相随而亡。西汉虽皆李斯余本,但时作一二,有所凭借,故享国麤久,此后无有知者。诸葛亮以管、乐自比,恐未必能及。其余君臣上下,自富贵娱乐,一身之外,更无他说,以致国祚短促,皆其自取。

沈约叙祓除事,约固非知经。然近世学者以浴沂舞雩为知道一大节目,意料浮想,遂为师传,执虚承误,无与进德,则其陋有甚于昔之传注者。

「欲者性之烦浊,气之熏蒸」,「虽生必有之,而生之德犹火含烟,桂怀蠹,故性明者欲简,嗜繁者气昏」。文士中颜延之颇存义理。

西南夷、诃罗、阿罗单、婆达、师子、天竺、迦毗黎所通表文,皆与佛书之行于中国者不异。然则今释氏诸书,是其国俗之常文,中国人不晓,相崇尚以为经耳。微言妙义与夫鬼神之贯通,诚无闲于夷夏。然彼可以施之于我,而我不得以革之于彼,其浅深之不同,雅俗之不合,孟子所谓「未闻变于夷」者也。

玄之陋,非有益于道也,然当时贵之,预在此学者不为凡流,则是犹能以人守学。后世以性命之学为至贵,而其人不足以守学,百余年闲,视玄愈下矣。

张融《自序》言:「丈夫当删《诗》、《书》,制礼乐,何至因循寄人篱下!」言诚太狂,然人具一性,性具一源,求尽人职,必以圣人为师,师圣人必知其所自得,以见己之所当得者。若随世见闻,转相师习,枝缠叶绕,不能自脱,锢人之才,窒人之德者也。

王戒诸子以儒家、道家、释氏「虽为教等差,而义归汲引」。自南北分裂,学者以周、孔与佛并行,其言乘异,不自知其可笑。《六家要指》,司马父子之故意也,使佛学已出于汉,则太史公亦更增入一家。譬若区种草木,不知天地正性竟复何在。然则如韩愈知识,乃是数百年而一有,豪杰之士,何其难也!

中国之学,自不当变于夷。既变而从之,而又以其道贬之,颠倒流转,不复自知。

祖望谨案:此盖指当时之染于禅而又排之者。

徐遵明指其心,谓「真师正在于此」。古者师无误,师即心也,心即师也。非师无心,非心无师。以《左氏》考之,周衰设学而教者,师已有误,故其义理渐差。及至后世,积众师之误,以成一家之学,学者惟师之信而心不复求。遵明此语,殆千载所未发。虽然,师误犹可改,心误不可为,此既遵明所不及,而以心为陷者方滔滔矣。

高洋敬礼陆法和,盖畏冥祸。予尝论世人舍仁义忠信常道而趋于神怪,必谓亡可为存,败可为成,然神怪终坐视成败存亡,而不能加一毫知巧于其闲,而亡果能存,败果能成,必仁义忠信常道而后可。盖人力之所能为,决非神怪之所能知,而天数所不可免,又非神怪所能豫也。

士不先定其所存,正使探极原本,追配《雅》、《颂》,只是驰骋于末流,无益。

三代既衰,佐命之才不世出,惟管仲、乐毅、萧何、诸葛亮、王猛、苏绰。亮地势不足自立,猛无坚凝之功,而绰由晋以后,南北判离,弃华从戎,至是自北而南,变夷为夏,使孔子复出,微管之叹不付余人矣。六条平实无华,自董仲舒,萧望之、刘向、崔寔、王符、仲长统之流,皆论治道,而无一言之几。然则,如绰者亦未易也。

乐逊陈时宜五条,其言有非俗儒所能道者。宇文父子,虽大要不过强兵,亦其国是所定,立论常向上一着,故逊辈能言之。

侯气之术,「气应有早晚,灰飞有多少,或初入月气即应,或中下旬气始应,或灰飞出三五夜而尽,或终一月纔飞少许」。夫气之必应,灰之必飞,阴阳之情,天地之理当然也。早晚多少,差忒而不能尽齐者,人道之厚薄,时政之宽猛使之也。古人所以贵于和阴阳,合天地也。隋文徒出旁议,而不知身为人道之主,牛宏志在规讽,而未极理事之精,彼技术者,焉能测之﹖叩之愈急,其说愈谬。

天地阴阳之密理,最患于以空言窥测。

昔之言月者,谓「其形圆,其质清,日光照之则见其明,日光所不照则谓之魄」。后人相承,遂谓「月无光,因日有光」。月果无光,安能与日并明﹖万物无不因日而成色,惟月星不然,近日则光夺,为日所临,则奄而不明。数术之士,昧理而迷源,遂至乖异。

自战国、秦、汉已言天子气。唐、虞、三代言其德不言其气。有气而无德,将为不祥,以祸天下,而何述焉﹖

《隋》《天文》、《五行志》,五代事皆具。宝志、陶弘景,号达者,陆法和已下矣,然皆验。予谓人主自修不至,遂以形迹象数之末,竟堕术士之口,若圣人御世,彼恶得而谶之!

由唐及今,皆本《隋律》。隋本于齐。子产铸刑书,叔向非之曰:「吾以救世。」信矣。然自秦、汉以后,稍号平时者,法无不宽,其君之薄德者,无不苛。则叔向所云「不为刑辟」,固非高远不切之论也。世道之衰,虽缘人材日下,然其病根正以做下样子,不敢转,如子产者是也。

「河出《图》,洛出《书》」,孔子之前已有此论,而其后遂有谶纬之说,起于畏天,而成于诬天。学者之陋,一至于此!故隋文虽焚纤,而妄称祥瑞,又甚于谶。

立言非专为文,言之支流派别散而为文,则言已亡,言亡而大义息矣。欧阳公乃通以后世文字为言,而以立言为不如有德之默,不知文之不可以为言矣。

祖望谨案:此说与温公语异而同。

为国不患无材,若人主失道,自致亡灭,材虽多,不能救。

《儒林》称「南北所治章句,或得英华,或穷枝叶,」此甚不然。英华即枝叶也。使其是,则溯枝叶即可以得本根矣。

知道然后知言,知言则无章句。近世虽无章句之陋,其所以为患者,不知道又不知言,与昔日章句无异也。

唐高祖,隋甥也,位遇不卑。隋之罪虽足以亡,而自高祖父子分义言之,只谓之反,今乃美其名曰「义兵」!唐人义之可也,后世亦从而义之,可乎﹖范氏谓「太宗有济世之志,拨乱之才」,独创业不正,无以示后。夫济世拨乱,必不志于利。今朝为匹夫,暮为帝王,利之而已。

高祖受禅,不受九锡,范氏谓其「虽不能如三代,而优于魏、晋」,此亦后世大议论也。夫天命不可知,必视其德,天下虽共起而亡隋,高祖敢自谓其德可代隋乎!隋得罪于天下,不得罪于李氏。群盗可以取隋,高祖父子不可以取隋。尊炀立代,君臣再定矣。高祖明夺而不惭,是又在魏、晋下。

尧、舜、三代之统既绝,不得不推汉、唐,然其德固难论,而功亦未易言也。汤、武不忍桀、纣之乱,起而灭之、犹以不免用兵有惭德,谓之功则可矣。光武宗室子,志复旧物,犹是一理。汉高祖、唐太宗与群盗争攘竞杀,胜者得之,皆为己富贵,何尝有志于民!以人命相乘除,而我收其利,犹可以为功乎﹖今但当论其得志后不至于淫荒暴虐,可与为百姓之主刑赏足矣。若便说向汤、武,大义一差,无所准程,万世之大患也。

长孙无忌、褚遂良转导无法,方武氏从感业寺再入,不能引礼廷诤以绝其萌,至于夺嫡,然后言其托体先帝,将何及也!

李德裕论韦宏景事,尤不近理。重令自非管子本说,其言「亏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不从令者死」,令之严如此。然「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顺民心」,又却不以为证据。若不顺民心,遽从而杀之,可乎﹖制置职业,虽曰人主之柄,非人所得干议,然须制置得是。若悖于道,乖于事,而禁人不议,岂不危亡!德裕以宰相之才自许,后人亦以其自许者许之。夫宰相者,秉德以服人,明义以率下,若姿其偏私,自作胸臆,又可许乎﹖

忠知者必世而不足,奸昏者一日而有余。世之贤者,不自量而欲以岁月售功,其君与一时之人亦皆以岁月责之,所以有谤而无名,事不集而弊常在也。士诚知此,惟不求用为庶几耳。

《宰相世系》言「唐臣以门族相高」。案孟子称故国世臣,人材之用,必常与其国其民之命相关,治乱兴亡所从出,故叔向以栾、却降在皁隶,忧公室之卑。若夫志不必虑国,行不必及民,但自修饰进取为门户计,如汉韦、平之流,此叔孙豹所谓「世禄非不朽也」。俛而就下,遂为李德裕秖校台阁仪范、班行准则而已。

孔子系《易》,辞不及数,惟《大传》称「大衍之数」,其下文有五行生成之数。五行之物,满天下,触之即应,求之即得,而谓其生成之数必有次第,盖历家立其所起,以象天地之行,不得不然。《大传》以《易》之分揲象之,盖《易》亦有起法也。《大传》本以《易》象历,而一行反以为历本于《易》。夫论《易》及数,非孔氏本旨,而谓历由《易》起!揠道以从数,执数以害道,最当先论。

道家澹泊,主于治人,其说以要省胜去离。汉初尝用之,虽化中国为夷,未至于亡也。浮屠本以坏灭为旨,行其道必亡,虽亡不悔,盖本说然也。梁武不晓,用之,当身而失;唐宪、懿又出其下,直谓崇事可增福利,悲哉!

诃陵国治太子,与商鞅事同。古人勤心苦力,为民除患致利,迁之善而远其罪,所以成民也,尧、舜、文、武所为治也。苟操一致而已,又何难焉!故申、商之术命尧、禹曰桎梏。至秦,既已大败,而后世更为霸、王杂用之说,哀哉!

议论定而利害明,要自士大夫之心术始。

孔子讲道无内外,学则内外交相明。荀子言学数有终,义则须臾不可离,全是于陋儒专门上立见识,又隆礼而贬《诗》、《书》,此最为入道之害。扬雄言「学,行之上,言之次,教人又其次。」亦是与专门者校浅深耳。古人固无以教人为下者,雄习见后世陋儒专门,莫知所以学,而徒守其师传之妄以教人,以为能胜此而兼行者则上矣。近世又偏堕太甚,谓独自内出,不由外入,往往以为一念之功,圣贤可招而致,不知此心之稂莠,未可遽以嘉禾自名也。

荀卿所言诸子,苟操无类之说,其是非不足计,乃列攻群辩,至于子思、孟轲,并遭诋斥,谬戾甚矣!又好言子弓与仲尼并称。安有与仲尼齐圣,独为荀卿所私,而他书无见者﹖非妄则姑假立名字以自况耳。

谓「无便嬖左右足信者之谓闇」,案穆王命太仆、左右侍御、仆从「无以便嬖侧媚,其惟吉士」,是则嬖者不吉,吉者不嬖也。

「强本而节用,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天不能祸」。夫古人备是三者矣,其不贫、不病、不祸则曰「是天也,非我也」。今偃然曰:「是我也,非天也。」奉天者,圣人之事,今曰「我自致之」,是以人灭天也。

「全其天功,则天地官而万物役」。又曰:「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古圣人曰「则天」,曰「顺帝之则」,未尝敢曰「吾能官,使天地物畜而制之」也。

孟子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而荀卿谓天子如天帝,如大神,盖与秦皇自称曰「朕」意同。

「礼者,养也,刍豢五味以养口」等语,则礼者,欲而已矣。

古之圣贤无独指心者。舜言「人心道心」,不止于治心。孟子始有尽心知性、心官贱耳目之说。盖辩士索隐之流多论心,而孟、荀为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