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出庶物，万国咸宁。至于此，则无为而物自安矣。
朱子曰：「此言圣人体利贞之德也。苏氏说无病，然其于章句有未尽其说者。」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阴阳果何物哉﹖虽有娄、旷之聪明，未有能得其髣者也。阴阳交然后生物，物生然后有象，象立而阴阳隐，凡可见者，皆物也，非阴阳也。然谓阴阳为无有，可乎﹖虽至愚，知其不然也。物何自生哉！是故，指生物而谓之阴阳，与不见阴阳之髣而谓之无有，皆惑也。
朱子曰：「阴阳盈天地之间，其消息阖辟，终始万物，触目之间，有形无形，无非是也。而苏氏以为，『象立而阴阳隐，凡可见者，皆物也，非阴阳也』，失其理矣！达阴阳之本者，固不指生物而谓之阴阳，亦不别求阴阳于物象见闻之外也。」
圣人知道之难言也，故借阴阳以言之曰，一阴一阳之谓道。一阴一阳者，阴阳未交，而物未生之谓也。喻道之似，莫密于此者矣。阴阳一交而生物，其始为水。水者，无有之际也，始离于无而入于有矣。老子识之，故其言曰：「上善治水。」又曰：「水几于道。」圣人之德，虽可以名，而不囿于一物，若水之无常形，此善之上者，几于道矣，而非道也。若夫水之未生，阴阳之未交，廓然无一物，而不可谓之无有，此真道之似也。
朱子曰：「一阴一阳，往来不息，举道之全体而言，莫着于此者矣。而以为借阴阳以喻道之似，则是道与阴阳各为一物，借此而况彼也。阴阳之端，动静之机而已，动极而静，静极而动，故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未有独立而孤居者，此一阴一阳所以为道也。今曰『一阴一阳者，阴阳未交，而物未生』，『廓然无一物，不可谓之无有者，道之似也』，然则，道果何物乎﹖此皆不知道之所以为道，而欲以虚无寂灭之学，揣摹而言之，故其说如此。」
阴阳交而生物，道与物接而生善；物生而阴阳隐，善立而道不见矣，故曰：「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道而谓之仁，知者见道而谓之知，夫仁知，圣人之所谓善也。善者，道之继，而指以谓道则不可。今不识其人而识其子，因之以见其人则可，以谓其人则不可，故曰：「继之者善也。」学道而自其继者始，则道不全。
朱子曰：「『继之者善』，言道之所出无非善也，所谓元也，物得是而成之，则各正其性命矣。而所谓道者，固自若也，故率性而行，则无往而非道。此所以天人无二道，幽明无二理，而一以贯之也。而曰『阴阳交而生物，道与物接而生善；物生而阴阳隐，善立而道不见』。『善者，道之继而已。』『学道而自其继者始，则道不全。』何其言之缪邪！且道外无物，物外无道，今曰『道与物接』，则是道与物为二，截然各居一方，至是而始相接，则不亦缪乎！」
昔于《孟子》以为性善，以为至矣，读《易》而后知其未至也。孟子之于性，盖见其继者而已矣。夫善，性之效也，孟子未及见性，而见其性之效，因以所见者为性。犹火之能熟物也，吾未见火，而指天下之熟物以为火，夫熟物则火之效也。
朱子曰：「《孟子》道性善，盖探其本而言之，与《易》之旨未始有毫发之异，非但言性之效而已也。苏氏急于立说，非特不察于《易》，又不及详于《孟子》，故其言之悖如此！」
敢问性与道之辨。曰，难言也，可言其似。道之似则声也，性之似则闻也。有声而后闻邪﹖有闻而后声邪﹖是二者果一乎﹖果二乎﹖孔子曰：「人能宏道，非道宏人。」又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性者，所以为人者也，非是，无以成道矣。
朱子曰：「子思子曰：『率性之谓道。』邵子曰：『性者，道之形体也。』与《大传》此章之旨相为终始。言性与道，未有若此言之著者也。苏氏之言，曲譬巧喻，欲言其似而不可得，岂若圣贤之言，直示而无隐邪﹖昔孔子顺谓公孙龙之辩：「几能令臧三耳矣。然谓两耳者甚易，而实是也；谓三耳者甚难，而实非也。将从其易而是者乎﹖将从其难而非者乎﹖』此言似之矣！」
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属目于无形者，或见其意之所存，故仁者以道为仁，意存乎仁也；知者以道为知，意存乎知也。贤者存意而妄见，愚者日用而不知，是以君子之道，成之以性者鲜矣。
朱子曰：「苏氏不知仁知之根于性，顾以仁知为妄见，乃释、老之说。圣人之言，岂尝有是哉！谓之不见其全，则或可矣。又曰『君子之道，成之以性者鲜矣』，文义亦非。」
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人所以不知死生之说者，骇之耳。原始反终，使之了然而不骇也。
朱子曰：「人不穷理，故不知死生之说，不知死生之说，故不能不骇于死生之变。苏氏反谓由骇之而不知其说，失其指矣。穷理者，原其始之所自出，则知其所以生；反其终之所于归，则知其所以死。夫如是，凡所以顺生而安死者，盖有道矣，岂徒以了然不骇为奇哉！苏氏于原始反终言之甚略，无以知其所谓，然以不骇云者验之，知其溺于坐亡立化，去来自在之说以为奇，而于圣人之意则昧矣。」
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物，鬼也。变，神也。鬼常与体魄俱，故谓之物。神无适而不可，故谓之变。精气为魄，魄为鬼；志气为魂，魂为神，故《礼》曰：「体魄则降，知气在上。」郑子产曰：「其用物也宏矣，其取精也多矣。」古之达者已知此矣。一人而有二知，无是道也。然而有魄者，有魂者，何也﹖众人之志，不出于饮食男女之间，与凡养生之资，其资厚者其气强，其资约者其气微，故气胜志而为魄。圣贤则不然，以志一气，清明在躬，气志如神，虽禄之天下，穷至匹夫，无所损益也，故志胜气而为魂。众人之死为鬼，而圣人为神，非有二致也，志之所以者异也。
朱子曰：「精聚则魄聚，气聚则魂聚，是以为人物之体。至于精竭魄降，则气散魂游而无不至矣。降者屈而无形，故谓之鬼；游者伸而不测，故谓之神，人物皆然，非有圣愚之异也。孔子答宰我之问，言之详矣。苏氏盖不考诸此，而失之；子产之言，是或一道，而非此之谓也。」
（梓材谨案：东坡《易解》与颍滨《老子解》，即谢山《序录》所谓苏氏之学杂于禅者，故特为著录。朱子以是二《解》与张无垢《中庸解》、吕氏《大学解》并驳之，谓之《杂学辩》，而友人台溪何镐为之跋云。）
附录
汪玉山《答李仲信》曰：「文章于事，必求其实；于理，必求其正。东坡谓贾谊当先交绛、灌，使其不忌，然后举天下惟所欲为。贾生痛哭之时，灌已死矣，绛已之国矣，此非其实也；先交之，而实欲取其权，此非其正也，致使荆公得以借口。」
又《与朱元晦》曰：「东坡初年亦辟禅学，其后乃溺之，谓其不知道可也，概与王氏同贬，恐太甚。论法者必原其情。」
刘刚中问东坡何如人，朱子曰：「天情放逸，全不从心体上打点，气象上理会；喜怒哀乐，发之以嬉笑怒骂，要不至悍然无忌，其大体段尚自好耳，『放饭流歠而问无齿决』，吾于东坡，宜若无罪焉。」
叶水心《习学记言》曰：「以文为论，自苏氏始，而科举希世之学，烂漫放逸，无复实理，不可收拾。」
车玉峰《脚气集》曰：「东坡万言书，前面说时事尽好，至于厚风俗、存纪纲处，便澹泊枯槁，盖其本原处歉，所以如此。」
王深宁《困学纪闻》曰：「东坡《答王定国诗》：『谨勿怨谤谗，乃我得道资。淤泥生莲花，粪土出菌芝。赖此善知识，使我枯生荑。』此尹和靖所谓：『困穷拂郁，能坚人之志，而熟人之仁也。』《诗》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又曰：「『浮云世事改，孤月此心明。』坡公晚年，所造深矣。」
文定苏颍滨先生辙
苏辙，字子由，文忠弟也。年十九，与文忠同登进士，又同策制举。因极言得失，而于禁廷之事为尤切，授商州军事推官。时老泉敕修《礼书》，先生乞养亲京师。既为大名推官。神宗立，先生上书言事，召对延和殿。时王荆公执政，吕惠卿附荆公，先生与论多相牾。荆公出《青苗书》使先生议，曰：「有不便，以告。」先生曰：「以钱贷民，本以救民，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荆公曰：「君言有理。」自此不言青苗。会河北转运判官王广廉言与荆公合，青苗法遂行。荆公召用谢卿材等，访求四方遗利。先生力陈其不可。荆公怒，奏除河南推官。改著作佐郎，移知绩溪县。哲宗立，以秘书省校书郎召。未至，除右司谏。温公以荆公私设《诗》、《书新义》考试天下士，欲改科举，别为新格。先生言：「进士来年秋试，日月无几，而议不时决。至于治经，诵读讲解，尤不轻易。要之，急难施行。惟经义兼取注疏及诸家论议，或出己见，不专用王氏学。仍罢律义，令举人知有定论，一意为学，以待选试，然后徐议元佑五年以后科举格式，未为晚也。」迁起居郎、中书舍人。吕汲公为相，先生条论部事，多所建白。代兄为翰林学士，寻权吏部尚书。使契丹，馆客者侍读学士王师儒能诵其父兄之文及先生《茯苓赋》，恨不得见全集。使还，为御史中丞。自元佑初，一新庶政，至是人心已定，惟元丰旧党分布中外，多起邪说以摇憾在位，执政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谓之「调停」。先生疏斥其非。宣仁后命宰执读于帘前，曰：「辙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极中理。」调停之说遂已。又奏导河、筑堡、雇役、差役四弊。六年，拜尚书右丞，进门下侍郎。绍圣初，起李清臣为中书，邓润甫为左丞。二人久在外，不得志，稍复言熙、丰事以激怒。会廷试进士，清臣撰策题，绌元佑政。先生谏曰：「先帝之睿算，元佑以来，上下奉行，未尝失坠。若轻变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岁不用之人，人怀私忿，而以先帝为辞，大事去矣。」哲宗览奏，以疏中引汉武事，不悦。落职知汝州。再责知袁州。未至，降朝议大夫、试少府监，分司南京，筠州居住。又责化州别驾，雷州安置，移循州。徽宗即位，徙永州、岳州，已而复太中大夫。蔡京当国，又降朝请大夫，居许州，再复太中大夫致仕。筑室于许，号颍滨遗老，自作传万余言，不复与人相见。终日默坐，如是者几十年。政和二年，卒，年七十四。追复端明殿学士，谥文定。先生性沈静简洁，为文汪洋澹泊，似其为人，而秀杰之气终不可掩。王偁称其「心闲神王，学道有得」。又曰：「年益加而道益邃，道益邃而世事愈淡。」盖其名与兄东坡相上下。所著《诗传》、《春秋传》、《古史》、《老子解》、《栾城文集》并行于世。（参史传。云濠案：先生着又有《龙川略志》十卷。《别志》八卷。）
苏黄门老子解
朱子曰：「苏侍郎晚为是书，合吾儒于老子，以为未足，又并释氏而弥缝之，可谓舛矣！然其自许甚高，至谓『当世无一人可与语此者』，而其兄东坡公亦以为『不意晚年见此奇特』。以予观之，其可谓无忌惮者与！因为之辩。而或者谓苏氏兄弟以文义赞佛乘，盖未得其所谓，如《传灯录解》之属，其失又有甚焉，不但此书为可辩也。应之曰：『予之所病，病其学儒之失，而流于异端，不病其学佛未至，而溺于文义也。其不得已而论此，岂好辩哉！诚惧其乱吾学之传，而失人心之正耳。若求诸彼而不得其说，则予又何暇知焉﹖』」
孔子以仁义礼乐治天下，老子绝而弃之。或者以为不同。《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下者谓之器。」
朱子曰：「道器之名虽异，然其实一物也，故曰『吾道一以贯之』。此圣人之道，所以为大中至正之极，亘万世而无弊者也。苏氏诵其言，不得其意，故其为说，无一辞之合。学者于此，先以予说求之，使圣人之意晓然无疑，然后以次读苏氏之言，其得失判然矣。」
孔子之虑后世也深，故示人以器而晦其道。
朱子曰：「道器一也，示人以器，则道在其中，圣人安得而晦之！孔子曰：『吾无隐乎尔！』然则，晦其道者，又岂圣人之心哉！大抵苏氏所谓道者，皆离器而言，不知其指何物而名之也。」
使中人以下守其器，不为道之所眩，以不失为君子。
朱子曰：「如苏氏此言，是以道为能眩人，而使之不为君子也，则道之在天下，适所以为斯人之祸矣！」
而中人以上，自是以上达也。
朱子曰：「圣人所谓达，兼本末精粗而一以贯之也。苏氏之所谓达，则舍器而入道矣。」
老子则不然，志于明道，而急于开人心。
朱子曰：「老子之学，以无为为宗。果如此言，乃是急急有为，惟恐其缓而失之也。然则，老子之意，苏氏亦有所不能窥者矣。」
故示人以道而薄于器，以为学者惟器之知则道隐矣，故绝仁义、弃礼乐以明道。
朱子曰：「道者，仁义礼乐之总名，而仁义礼乐皆道之体用也。圣人之修仁义，制礼乐，凡以明道故也。今『绝仁义，弃礼乐以明道』，则是舍二五而求十也，岂不悖哉！」
天道不可言，可言者，皆其似者也。达者因似以识真，而昧者执似以陷于伪。
朱子曰：「圣人之言道，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不知此言道邪﹖抑言其似者而已邪﹖执此而行，亦有所陷者邪﹖然则，道岂真不可言！但人自不识道与器之未尝相离也，而反求之于昏默无形之中，所以为是言耳。」
故后世执老子之说以乱天下者有之，而学孔子者无大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