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存在回回司天监所属元秘书监图书馆里的，还有大量由穆斯林学者翻译、撰写的有关天文历算、数学、说阴阳灾福、看相、医药等方面的图书文献。欧几里德几何学最早就是由回回学者介绍到元代中国来的。秘书监所藏该书的汉语译名作“兀忽列的四擘算法段数十五部”，是书名直译可作“关于算学的欧几里德之书”。
很多别具风味的回回饮食和生活用品通过回回居民介绍到中国。织金锦缎“纳失失”（源于波斯语）和长毛呢“速夫”（波斯语）成为蒙古贵族和其他上层人物十分喜爱的衣料。用水果熬煮而成的果露和以药物香料煎造的医用糖浆制剂，是两种回回人擅长制作的饮料。这样制成的果汁露在中亚至今叫做“舍儿别”。舍儿别的制作方法载入当时被广泛印卖的日常生活手册《居家必用事类全书》而为民间所熟知。上述日用百科手册还介绍了许多种“回回食品”的做法。卷煎饼、“秃秃麻食”（羊肉炒面片）、糕糜（羊肉糯米粉酥羹）等恐怕已不止是回回人喜爱的面点。汉族虽然早就知道西域的葡萄美酒，但汉地开始大量酿制葡萄酒很可能始于元。回回人制作的高浓度烈酒“阿刺吉”（阿拉伯语的音译）以及蒸馏法制酒的技术也在这时传入中土。汉族从此学会酿制烈性白酒。蒙古人也依法把“马奶子酒”（即发酵而成的奶酒）再加蒸馏，提纯为无色的含酒精度较高的酒。回回医药在元代被汉族视为“西域奇术”、“海上奇方”，足见一般民众对其疗效的认可。《回回药方》一书搜集西域医方近600首。全书既然有汉文译本，则应当是一本具有实用价值的处方手册，而不会是束之高阁的点缀品而已。
古代人物画像图元代是基督教聂思脱里派再度传入内地的时期。这个教派曾以“大秦景教”的名称活动于唐代长安和其他地区，后因唐政府的取缔而在内地消失。但在辽金两朝的西北边地民族中它一直拥有大批信徒。自13世纪初叶起，信奉聂思脱里教的西北诸部相继被蒙古灭亡，部民随蒙古军散居内地各处，聂思脱里信仰也就被他们带到所至之地。河西党项旧地和大同分别是聂思脱里教会派往中国的主教驻节之地。大都附近房山三盆山聂思脱里派教堂“十字寺”一直存留至今。镇江和扬州则是聂思脱里教在江南的重要基地。杭州也有聂思脱里派建立的教堂。聂思脱里派甚至在蒙古黄金家族中也争取到了皈依者。忽必烈时，东道诸王中势力最大的乃颜叛乱，他曾在战旗上描画十字架。天主教和希腊正教在元代中国都有少数信徒，但其影响与聂思脱里教相比，都要小得多。聂思脱里教的文献，到13世纪之末约有300多种，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任何聂思脱里教或基督教其他宗派的文献在元代被译为汉文，这表明它们当时并不被汉族所信仰，而是西北诸部落和少数蒙古人崇奉的宗教。
多元文化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相互渗透的程度自然不相同，对不同社会阶层、等级或集团的影响力也有很大差异。在统治上层，不同文化之间互相影响的现象一般比较明显。元朝文、武官员的“公服”大袖、圆领，这是汉式制服的特点；但又“右衽”，就是衣襟开在右侧，这是蒙古袍服的特点。汉人官僚，尤其是深得蒙古贵族信任的蒙元前期的那些汉人官僚，大部分会讲流利的蒙古语。蒙古男子“髡头”，就是将头顶剃光，前额和脑门两侧留下“三塔头”，挽垂两髻于肩。有些人嫌“左右垂髻碍于回视”，乃“合辫为一，直拖垂衣背”。汉族中也有效法而髡头者。所以后来朱元璋要下令革除汉族在服制发型方面的“胡俗”。这类“胡俗”，主要应当流行在接近蒙古人的汉族或色目上层中。另一方面，蒙古、色目人在汉族社会多历年所。通汉语、识汉字的人数也越来越多，以至元代后期有人建议取消各级地方政府中设置的专职翻译人员。少数蒙古、色目人成为能用汉文、汉字进行创作的文学家、书法家和美术家。
元代的蒙古、色目官僚大多数居住在较大的城市里；镇守内地各战略要冲的蒙古、色目军队，集中驻扎在离城不太远的野地。政府分配给他们的免税土地，大都由汉族农民佃种；军人们到城里出卖他们多余的羊奶，买回各种日用品。此外散居内地的蒙古、色目人户，数目是很少的。集庆路（治今江苏南京）一路22万多民户中，只有14户蒙古人；镇江路民户10万，蒙古人29户。住在比较偏僻地区的汉族农民，一生中也可能很少碰到蒙古、色目人。甚至在松江这样发达的城镇，人们也并不经常看到蒙古妇女，所以对她们头上戴的圆筒型缀彩插花的“固姑冠”颇感新奇，乃至陶宗仪将“江南有眼何曾见，争卷珠帘看固姑”的诗句摘入他的笔记小说。不过平民百姓如想在衙门里谋一个小官、小吏的职位，就必须事先学一点“吏学”，会读、会写各种格式的公文。这时他们便无法回避那种拗口难懂的“硬译”公牍文体和蒙文常识，由此感受到蒙古统治的特殊氛围。另外，像“田野中处处有之”的“回回豆”（即豌豆）、元后期“汗漫天下”的以蒸馏加工的“烧酒”，即使对元代底层民众，大概也不会太陌生。
根据漠北流行的“搜婚制”，古代蒙古人在父亲、兄弟死后，可以将生母以外的庶母、兄嫂或弟妇收为自己的妻子。这种习俗在元代也传入汉族社会。政府虽三令五申严加禁止，但依然有人照此行事。汉族家庭凡父母在世，依照《唐律》是不可以分家析产的。金代规定，入居中原的女真人许分，汉人不许分。到了元朝，不论蒙古人、汉人、南人，都可以分家了。从汉族社会内部关系的演变看，这一变化自有其内在推动力和既定轨迹，但它同时也确实体现了蒙古社会制度对汉文化传统的刺激和影响。
为什么在元代中国会形成如此壮观的多元文化各展姿彩的局面？
首先，这与蒙古人“远涉山川”的征服活动有关。元对中国的统一，结束了此前500年间中国国内五六个民族的区域性政权并存割据、战乱频仍的时代。全国范围的和平环境和地区间交流为经济的增长和积累提供了最必要的条件，文化的创造和繁荣于是也才成为可能。元曲，元瓷，大江南北棋布星罗的繁华城镇，文人画，北至极圈、南到占城（今越南南部）的晷影实测，黄河河源的探测，《至元大一统志》地图的制作……这些不平凡的文化成就，都是凭借着大一统国家的雄厚资源取得的。
蒙古的统治并不限于今日中国的版图。四大汗国的疆域，在北方沿咸海、里海、黑海横跨整个欧亚大草原，西至伏尔加河流域，西南远至两河流域而接近小亚细亚。元代中国与位于几乎整个中亚和西亚的各邻邦，都成为同一“黄金家族”的各成员君临之下的国土。他们之间虽然也有过不睦与战争，但在大多数和平时期，其相互关系要比一般的宗藩关系远为密切。蒙古的驿站体系从中国的大都一直通达南俄草原和波斯各地。东西陆上交通的安全和便利都超越前代。当时人说，要到万里之外的地方去，就像跨出家门去访问邻里一样容易。从波斯湾东渡印度洋，经由东南亚诸国抵达中国东南沿海的远洋航行，亦因阿拉伯航海技术与中国的针路（水罗盘导航）、牵星（根据恒星高度测定船舶所在位置）技术的结合而更安全可靠。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在这样的情势下自然也就愈趋活跃。
如果我们把观察问题的视野再进一步扩大，就可以发现，从1250年到1350年的100年，正是整个旧大陆被庞大的商业网络联结为一个前现代世界体系的时期。这一体系共由七个地方性商业区域构成，即西欧，地中海东南岸地区，巴格达—波斯湾地区，意大利—埃及—红海地区，阿拉伯湾沿岸地区，印度洋沿岸地区，中国；它们又组成三大次世界体系，即欧洲（由西欧和地中海地区构成）、中东（由巴格达—波斯湾区、意大利—埃及—红海区和阿拉伯湾区构成）和远东（包括印度洋区和中国）等次级体系。在这个等级结构的世界体系中，元代中国同时维持着陆路与海路的对外沟通，这对于一个完整的前现代世界商业圈的形成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提出上述“前现代世界体系”说的英国学者卢迦德说：
“中国在13世纪世界体系中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为正是中国，把北方的陆上商路与即使不是更加重要那也至少是同等重要的印度洋海上商路连结成为一体。当这两条商业交通路线同时充分地发挥效能，尤其是当中国处于统一之中因而能够作为‘毫无周折的交换中介’把它们联接起来时，世界商业的循环圈就得以完成了。确实，只有在13世纪和14世纪上半叶，亦即当上述循环圈保持着完整的时期，人们才能提到‘前现代世界体系’这样的概念。”
基于上述特定的时空背景，元代中国的统一有力地促进了整个旧大陆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走向。多元文化在这个“世界体系”的最东部分展示它五光十色的风采，其意义甚至已超越中国文化本身，而体现了旧大陆上人类“大历史”的脉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