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二十五
子路篇
子路问政章
问：「『先之，劳之』，『劳』字既有两音，有两说否？」曰：「劳之以身，勤之以事，亦须是自家吃些辛苦，方能令得他。诗所谓『星言夙驾，说于桑田』。古人戴星而出，戴星而入，必是自耐劳苦，方能说得人。欲民之亲其亲，我必先之以孝；欲民之事其长，我必先之以弟。子路请益，圣人告之『无倦』。盖劳苦亦人之难事，故以『无倦』勉之。」
问：「『劳之』恐是以言语劝勉他？」曰：「如此说，不尽得为政之理。若以言语劝勉它，亦不甚要紧，亦是浅近事。圣人自不用说，亦不见得无倦底意。劳是勤于事，勤于事时，便有倦底意，所以教它劳。东坡下『行』字与『事』字，最好。」或问：「『爱之能勿劳乎』，有两个劳字？」曰：「这个『劳』，是使它劳。」谦之。
文振问：「注云：『凡民之事，以身先之，则虽劳不怨。』如何？」曰：「凡是以劳苦之事役使人，自家须一面与它做，方可率得它。如劝课农桑等事，也须是自家不惮勤劳，亲履畎亩，广录作「循行阡陌」。与他勾当，方得。」集注。
问：「苏说『劳』字未甚明。」曰：「先，是率他；劳，是为他勤劳。」
问：「『先之，劳之』，诸说孰长？」曰：「横渠云。『必身为之倡，且不爱其劳，而又益之以不倦。』此说好。」又问：「以身为之倡者果劳乎？」曰：「非是之谓也。既以身为之倡，又更不爱其劳，而终之以无倦，此是三节事。」集义。
仲弓为季氏宰章
潘立之问「先有司」。曰：「凡为政，随其大小，各自有有司。须先责他理会，自家方可要其成。且如钱谷之事，其出入盈缩之数，须是教它自逐一具来，自家方可考其虚实之成。且如今做太守，人皆以为不可使吏人批朱。某看来，不批不得。如词诉反复，或经已断，或彼处未结绝，或见在催追，他埋头又来下状；这若不批出，自家如何与它判得？只是要防其弊。若既如此后，或有人词诉，或自点检一两项，有批得不实，即须痛治，以防其弊。」
问：「程子曰：『便见仲弓与圣人用心之大小。推此义，一心可以兴邦，一心可以丧邦，只在公私之间。』所谓公私者，岂非仲弓必欲人材皆由己举，圣人则使人各得而举之否？」曰：「仲弓只是见不到。纔见不到，便陷于私。学者见程子说『兴邦、丧邦』，说得甚险，故多疑于此，然程子亦曰推其义尔。」集注。
问：「程子谓：『观仲弓与圣人，便见其用心之小大。』以此知『乐取诸人以为善』，所以为舜之圣，而凡事必欲出乎己者，真成小人之私矣。」曰：「于此可见圣贤用心之大小。仲弓只缘见识未极其开阔，故如此。人之心量本自大，缘私故小。蔽固之极，则可以丧邦矣。」
问：「『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各是一事。苏氏杨氏乃相须而言之。」曰：「论语中有一二处，如『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虽各是一事，然有相须之理。」集义。
子路曰卫君待子章
亚夫问「卫君待子为政」章。曰：「其初只是一个『名不正』，便事事都做不得。『礼乐不兴，刑罚不中』，便是个大底『事不成』。」问：「『礼乐不兴』，疑在『刑罚不中』之后，今何故却云礼乐不兴而后刑罚不中？」曰：「礼之所去，刑之所取。礼乐既不兴，则刑罚宜其不中。」又曰：「礼是有序，乐是和乐。既事不成，如何得有礼乐耶？」
文振问：「何以谓之『事不成则礼乐不兴』？」曰：「『事不成』，以事言；『礼乐不兴』，以理言。盖事不成，则事上都无道理了，说甚礼乐！」亚夫问：「此是礼乐之实，还是礼乐之文？」曰：「实与文原相离不得。譬如影便有形，要离那形说影不得。」
「事不成」，是粗说那事做不成。「礼乐不兴」，是和这理也没了。事，只是说他做出底；礼乐，却是那事底理。礼乐只是一件物事。安顿得齐齐整整，有次序，便是礼；无那乖争底意思，便是乐。
或问：「如何是事不成后礼乐便不兴？礼乐不兴后却如何便刑罚不中？」曰：「大凡事须要节之以礼，和之以乐。事若不成，则礼乐无安顿处。礼乐不兴，则无序不和。如此，则用刑罚者安得不颠倒错乱？诸家说各有所长，可会而观之。」
杨问：「注谓：『言不顺，则无以考实而事不成。』此句未晓。」曰：「实，即事也。」又问：「言与事，似乎不相涉。」曰：「如何是不相涉？如一人被火，急讨水来救始得，却教它讨火来，此便是『言不顺』，如何济得事。又如人捉贼，走东去，合从东去捉，却教它走从西去，如何捉得。皆言不顺做事不成。若就卫论之，辄，子也，蒯聩是父。今也，以兵拒父，是以父为贼，多少不顺！其何以为国，何以临民？事既不成，则颠沛乖乱，礼乐如何会兴，刑罚如何会中？明道所谓『一事苟，其余皆苟』，正谓此也。」又问：「子路之死于卫，其义如何？」曰：「子路只见得下一截道理，不见上一截道理。孔悝之事，它知道是『食焉不避其难』，却不知食出公之食为不义。东坡尝论及此。」问：「如此，是它当初仕卫便不是？」曰：「然。」集注。总论。
问：「卫君欲召孔子为政，而孔子欲先正名。孔子既为之臣，复欲去出公，亦岂人情？」曰：「惟孔子而后可。」问：「灵公既逐蒯聩，公子郢辞不立，卫人立辄以拒蒯聩。论理，辄合下便不当立，不待拒蒯聩而后为不当立也。」曰：「固是。辄既立，蒯聩来争必矣。」
「『必也正名乎』！孔子若仕卫，必先正其君臣父子之名。如蒯聩不当立，辄亦不当立，当去辄而别立君以拒蒯聩。晋赵鞅欲立蒯聩。圣人出时，必须大与他剖判一番，教它知个是与不是。」亚夫问：「论道理，固是去辄，使国人自拒蒯聩。以事情论之，晋人正主蒯聩，势足以压卫，圣人如何请于天子，请于方伯？天子既自不奈何，方伯又是晋自做，如何得？」曰：「道理自是合如此了。圣人出来，须自能使晋不为蒯聩。」贺孙因问：「如请讨陈常之事，也只是据道理，不论事情。」曰：「如这一两件大事，可惜圣人做不透。若做得透，使三纲五常既坏而复兴，千条万目自此而更新。圣人年七八十岁，拳拳之心，终做不成。」
吴伯英问：「若使夫子为卫政，不知果能使出公出从蒯聩否？」曰：「圣人行事，只问义之合与不合，不问其能与不能也。若使每事只管计较其能与不能，则岂不惑于常情利害之私乎？此在学者尤宜用力，而况圣人乎！」
问：「夫子得政于卫，须有所废立否？」曰：「亦只是说与他，令自为去就，亦难为迫逐之。」
胡文定说辄事，极看得好。
问：「胡氏之说，只是论孔子为政正名，事理合如此。设若卫君用孔子，孔子既为之臣而为政，则此说亦可通否？」曰：「圣人必不肯北面无父之人。若辄有意改过迁善，则孔子须先与断约，如此方与他做。以姚崇犹先以十事与明皇约，然后为之相，而况孔子乎！若辄不能然，则孔子决不为之臣矣。」
问：「胡氏云云。使孔子得政，则是出公用之也，如何做得此等事？」曰：「据事理言之，合当如此做耳。使孔子仕卫，亦必以此事告之出公。若其不听，则去之耳。」
「蒯聩与辄，若有一人识道理，各相避就去了。今蒯聩欲入卫，辄不动，则所以处其事者当如何？后世议者皆以为当立郢，不知郢不肯做。郢之不立，盖知其必有纷争也。若使夫子为政，则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拔郢而立之，斯为得正。然夫子固不欲与其事也。」或谓：「春秋书『晋赵鞅纳世子蒯聩于戚』。称『世子』者，谓其当立。」曰：「若不如此书，当如何书之？说春秋者多穿凿，往往类此。」
叔器问：「子郢不肯立，也似不是。」曰：「只立辄时，只是蒯聩一个来争。若立它时，则又添一个来争，愈见事多。人以千乘之国让之而不肯受，它毕竟是看得来惹手难做后，不敢做。」
樊迟请学稼章
樊迟学稼，当时须自有一种说话，如有为神农之言许行『君民并耕』之说之类。炎。
诵诗三百章
亚夫问：「『诵诗三百』，何以见其必达于政？」曰：「其中所载可见。如小夫贱隶闾党之间，至鄙俚之事，君子平日耳目所不曾闻见者，其情状皆可因此而知之。而圣人所以修德于己，施于事业者，莫不悉备。于其间所载之美恶，读诵而讽咏之，如是而为善，如是而为恶；吾之所以自修于身者，如是是合做底事，如是是不合做底事。待得施以治人，如是而当赏，如是而当罚，莫不备见，如何于政不达。若读诗而不达于政，则是不曾读也。」又问：「如何使于四方必能专对？」曰：「于诗有得，必是于应对言语之间，委曲和平。」
子谓卫公子荆章
问：「『公子荆善居室』，也无甚高处，圣人称善，何也？」曰：「公子荆所为正合道理恰好处。常人为屋室，不是极其华丽，则墙崩壁倒，全不理会。子荆自合而完，完而美，循循有序，而又皆曰苟而已，初不以此累其心。在圣人德盛，此等事皆能化了，不足言。在公子荆能如此，故圣人称之。」谦之。时举录小异。
问：「卫公子荆，夫子止称其居室之善，如何？」曰：「此亦姑举其一事之善而称之，又安知其它无所长乎？」
子适卫章
宜久说『子适卫』一章。先生因言：「古者教人有礼乐，动容周旋，皆要合他节奏，使性急底要快也不得，性宽底要慢也不得，所以养得人情性。如今教人既无礼乐，只得把两册文字教他读。然而今未论人会学，吃紧自无人会教。所以明道欲得招致天下名儒，使讲明教人之方，选其德行最高者，留以为大学师，却以次分布天下，令教学者。须是如此，然后学校方成次第也。」
衣食不足，则不暇治礼义；而饱暖无教，则又近于禽兽，故既富而教之。
苟有用我章
立之说『苟有用我者』一章。曰：「圣人为政，一年之间，想见以前不好底事都革得尽。到三年，便财足兵强，教行民服。」
「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圣人做时，须一切将许多不好底撤换了，方做自家底。所以伊川云，纪纲布置，必三年方可有成也。
善人为邦章
安卿问：「集注云：『民化于善，可以不用刑杀。』恐善人只是使风俗醇朴。若化于善，恐是圣君之事？」曰：「大概论功效是如此。其深浅在人，不必恁地粘皮着骨去说。不成说圣人便得如此，善人便不得如此！不必恁地分别。善人是他做百年工夫，积累到此，自是能使人兴善，人自是不陷于刑辟。如文景恁地，后来海内富庶，岂不是『胜残去杀』。如汉循吏，许多人才循良，也便有效。如陈太丘卓茂鲁恭只是县令，也能如此。不成说你便不是圣人，如何做得这个！只看他功效处，又何必较量道圣人之效是如此，善人之效是如彼？圣人比善人自是不同。且如『绥之斯来，动之斯和』；『杀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迁善而不知为之』，善人定是未能到这田地。但是有这般见识，有这般心胸，积累做将去，亦须有效。且如而今宽刑薄赋，民亦自能兴起而不陷于刑。圣人论功效亦是大概如此。只思量他所以致此效处如何便了，何必较他优劣。便理会得，也无甚切己处。」
问：「『善人为邦百年』，又『教民七年』，又『必世后仁』，与『可也，三年有成』之义，如何？」曰：「此须有圣人作用，方得如此。今大概亦自可见。惟明道文集中一策答得甚详，与今人答策专是谩策题者甚别。试读之，可见。」
如有王者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