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张钦夫论程集改字》：伏蒙垂谕，向论程集之误，《定性书》《辞官表》两处，已蒙收录，其他亦多见纳。用此见高明择善而从，初无适莫，而小人向者妄发之过也。然所谓不必改，不当改者，反复求之，又似未能不感于心，辄复条陈，以丐指喻。夫所谓不必改者，岂以为文句之间小小同异，无所系于义理之得失，而不必改耶？熹所论出于己意，则用此说可也；今此乃是集诸本而证之，按其旧文，然后刊正，虽或不能一一尽同，亦是类会数说，而求其文势语脉所趋之便，除所谓疑当作某一例之外，未尝敢妄以意更定一点画也，此其合于先生当日本文无疑。今若有尊敬重正而不敢忽易之心，则当一循其旧，不容复有毫发苟且迁就于其间，乃为尽善。惟其不尔，故字义迂晦者，必承误强说而后通；如，‘遵’误作‘尊’，今便强说为‘尊其所闻’之类是也。语句阙者，须以意属读然后备。如尝食絮羹叱止之无皆字，则不成文之类是也。此等不惟于文字有害，反求诸心，则隐微之间，得无未免于自欺耶？且如吾辈，秉笔书事，唯务明白，其肯故舍所宜用之字，而更用他字，使人强说而后通耶？其肯故为阙之句，使人属读而后备耶？人情不大相远，有以知其必不然矣！改之不过印本字数密不匀，不为观美，而他无所害，然则胡为而不改也？卷子内如此处，已悉用朱圈其上，复以上呈，然所未圈者，似亦不无可取。方执笔时，不能不小有嫌避之私，故不能尽此心。今人又来督书，不容再阅矣。更乞详之可也。所谓不当改者，岂谓富谢书春秋序之属，而书中所喻沿沂犹子二说，又不当改之尤者耶？以熹观之，所谓尤不当改者，乃所以为尤当改也。大抵熹之愚意，止是不欲专辄改易前贤文字，稍存谦退敬让之心耳。若圣贤成书，稍有不惬己意处，便率情奋笔，恣行涂改，恐此气象，亦自不佳。盖虽所改尽善，犹启末流轻肆自大之弊，况未必尽善乎？伊川先生尝语学者，病其于己之言有所不合，则置不复思，所以终不能合。答杨迪及门人二书见集。今熹观此等改字处，窃恐先生之意，尚有不可不思者，而改者未之思也。盖非持己不之思，又使后人不复得见先生手笔之本文，虽欲思之，以达于先生之意，亦不可得！此其为害，岂不甚哉？夫以言乎己，则失其恭敬退让之心；以言乎人，则启其轻肆妄作之弊；以言乎先生之意，则恐犹有未尽者而绝人之思。姑无问其所改之得失，而以是三者论之，其不可已晓然矣！老兄试思，前圣人太庙，每事问，存饩羊，谨阙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深戒不知而作，教人多闻阙疑之心，为如何？而视今日纷更专辄之意象，又为如何？审此，则于此宜亦无待乎熹之言而决！且知熹之所以再三冒渎贡其所不乐闻者，岂好己之说胜，得己而不已者哉？熹请复论沿犹子之说，以实前议。夫改‘沿’为‘’之说，熹亦窃闻之矣。如此晓破，不为无力。然所以不可改者，盖先生之言垂世已久，此字又无大害义理，若不以文辞害其指意，则只为沿字，而以因字寻字循字之属训之，于文似无所害，而意亦颇宽舒。必欲改为‘’字，虽不无一至之得，然其气象，却殊迫急，似有强探力取之弊。疑先生所以不用此字之意，或出于此。不然，夫岂不知‘沿’‘’之别而有此谬哉？盖古书沿字，亦不皆为顺流而下之字也。荀子云：反察之。注云：与沿同，循也。惜乎当时莫或疑而扣之，以祛后人之惑，后之疑者，又不能阙而遽改之。是以先生之意，终已不明，而举世之人，亦莫之思也。大抵古书有未安处，随事论著，使人知之可矣。若遽改之以没其实，则安知其果无未尽之意耶？汉儒释经，有欲改易处，但云某当作某，后世犹或非之，况遽改乎？且非特汉儒而已，孔子删书，血流漂杵之文，因而不改。孟子继之，亦曰：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终不刊去此文，以从己意之便也。然熹又窃料改此字者，当时之意，亦但欲使人知有此意，未必不若孟子之于武成。但后人崇信太过，便凭此语涂改旧文，自为失耳。愚窃以为此字决当从旧，尤所当改，若老兄必欲存之，以见‘’字之有力，则请正文只作沿字，而注其下云某人云：‘沿’当作‘’；不则云胡本‘沿’作‘’；不则但云或人可也。如此两存，使读者知用力之方，改者无专辄之咎，而先生之微音余韵，后世尚有默而识之者，岂不两全其适而无所伤乎？‘犹子’之称，谓不当改，亦所未喻。盖来教但云侄，止是相沿称之，而未见其害义不可称之意云；称‘犹子’尚庶几焉，亦未见其所以庶几之说。是以愚曹未能卒晓。然以书传考之，则亦有所自来。盖《尔雅》：云：女子谓兄弟之子为侄。注引左氏侄其从姑以释之。而反复考寻，终不言男子谓兄弟之子为何也。以《汉书》考之二疏，乃今世所谓叔侄，而传以文子称之，则是古人直谓之子。虽汉人犹然也。盖古人淳质，不以为嫌。故如是称之，自以为安。降及后世，则心有以为不可不辨者，于是假其所以自名于姑者而称焉。虽非古制，然亦得别嫌明微之意，而伯父叔父与夫所谓姑者，又皆吾父之同气也，亦何害于亲亲之义哉？今若欲从古，则直称子而已，若且从俗，则伊川横渠二先生者皆尝称之，伊川尝言：礼从宜，使从俗，有大害于义理处，则须改之。夫以其言如此，而犹称侄云者，是必以为无大害于义理故也。故其遗文出于其家，而其子序之，以行于世。举无所谓犹子云者，而胡本特然称之，是必出于家庭之所笔削无疑也。若曰：何故他处不改？盖有不可改者。如祭文则有对偶之类，是也。若以称侄为非，而改之为是，亦当存其旧文，而附以新意。况本无害理，而可遽改之乎？今所改者，出于《檀弓》之文，而彼文止为丧服兄弟之子，与己子同，故曰：“兄弟之子，犹子也。”与下文“嫂叔之无服也，姑娣妹之薄也”之文同耳。岂以为亲属之定名哉？犹即如也，其义系于上文，不可殊绝明矣。若单称之，即与世俗歇后之语无异。若平居假借称之，犹之可也，岂可指为亲属之定名乎？若必以为是，则自我作古，别为一家之俗，夫亦孰能止之？似不必强挽前达使之同己，以起后世之惑也。故愚于此，亦以为尤所当改，以从其旧者。若必欲存之，则请亦用前例，正文作侄，注云：胡本作犹子，则亦可矣。《春秋序》《富谢书》其说略具卷中，不知是否，更欲细论以求可否。此人行速，屡来督书，不暇及矣。若犹以为疑，则亦且注其下云：元本有某某若干字。庶几读者既见当时言意之实，又不掩后贤删削之功。其他亦多类此，幸赐详观，既见区区非有偏主必胜之私，但欲此集早成完书，不误后学耳。计老兄之意，岂异于此？但恐见理太明，故于文意琐细之间，不无阔略之处，用心太刚，故于一时意见所安，必欲主张到底。所以纷纷未能卒定。如熹则浅暗迟钝，一生在文义上做窠窟，苟所见未明，实不敢妄为主宰；农马智专，所以于此等处不敢便承诲谕。而不自知其易也。伏惟少赐宽假，使得尽愚。将来改定新本，便中幸白共父寄两本来，容更参定笺注求教。所以欲两本者，盖欲留得一本作底，以备后复有所稽考也。傥蒙矜恕，不录其过而留听焉，不胜幸甚，幸甚。
【胡宿诗】
《览海东相公伊川集》：将相文章主签臣，风浪鲁冠玉堂人。梦回方丈停批凤，句就伊川止获麟。洛下胜游空绿野，郢中高调绝阳春。犹欣正始遗音在，三复能还旧观神。
张横渠崇文集
【文献通考】
《张横渠崇文集》十卷。
晁氏曰：张载，字厚之。京师人，后居凤翔之横渠镇。学者称曰横渠先生。吕晦叔荐之于朝，命校书崇文，未几，诏按狱浙东，既归，卒。
王直讲集
【文献通考】
《王直讲集序》十五卷。
陈氏曰：天台县令南城王无咎补之撰。无咎嘉二年进，曾巩之妹夫，从王安石游最久。将用为国子学官，未及而卒。为之志墓。曾肇序其集云二十卷，今惟十五卷。
【王直讲集】
《南丰曾肇序》：补之殁二十有八年，二子既壮，乃克辑其遗文，以授其舅南丰曾肇，且泣而请曰：“先君不幸蚤世，文字散逸，今其存者，才若干篇，离为二十卷，愿有以发明先世于其篇首。”予不得辞。盖宋兴百年，文章始盛于天下。自庐陵欧阳文忠公、临川王文公、长乐王公深父及我伯氏中书公，同时并出，其所矢言，皆以尊皇极、斥异端、阐明先王道德之意，为海内宗之。于时学者能自力以追数公之后卒成其名者相望。补之其一也。补之始起穷约之中，未有知者。我伯氏一见异之，归以其妹。其后历抵数公，而从王文公游最久。至弃官，积年不去，以迨于卒。今其见于集者，质疑问辨，于数公为多。改其言，可以知其学也。补之之于斯文，非苟然而已。盖其于书无所不读，读无不记。于圣人微言奥旨，精思力索，必极其至。于诸子百家、历代史记，是非得失之理，必详稽而谨择之。本茂革，源深流。故其为文，贯穿古今，反复辨，而卒归于典要，非特驰骋虚词而已。充补之之志，盖将著书立言，以羽翼六经。而不幸死矣，独尝解论语十卷行于世。补之，南城人，姓王氏，讳无咎。补之，字也。平生喜饮，遇酒辄醉，稍醒，虽暮夜众人孰寝，必自起吹灯，读书达旦。终身常然，不为寒暑辍也。盖其勤苦自奋，故能成就如此。二子能世其学者也。补之之葬，王文公为之志云。《宋汪应辰跋》：南城王补之，世指其为王荆公之学者也。其乡人传次道，又掇取补之之言所以与荆公异者，表而出之，以明其和而不同。余谓荆公所学者仁义，所尊者孔孟，而文章议论，又足以润饰而发扬之。贫富贵贱，不以动其心；进退取舍，必欲行其志。天下之士，其慕望爱说之者，岂特补之哉！及其得志行政，急功利，崇管商，人心，愎公论，于是其素所厚善如吕晦叔、韩持国、孙萃老、李公择，相继不合，或以得罪。其所慕而友之，以为同学。如曾子固、孙正之，虽不闻显有所忤，然亦不用也。补之没于熙宁二年，使其少须暇之，尽见荆公之所为，未必相与如初也！补之之孙衺，持其家集之仅存者以示余。即其书以推其心，盖切切然以圣人为准，以谋道为务，忘其位之卑、身之穷也。则其于荆公，岂苟然者哉？隆兴二年五月日玉山汪书。按：初稿与此不同。其略云：荆公平日以尊孔孟、学六经自任。士亦往往尊之，以为孔孟之徒。然而仁人者，正其义、不谋其利。以微子为利而不正，则三仁之评可改矣；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以性为有善有恶，则性善之训可废矣；诚者天之道，以诚为可以为善为恶，则中庸之学诎矣。有欲明乎善以诚其身，则将安所去取于此哉？然则补之名为从荆公游者也，而荆公名为尊孔孟者也。次道视补之为乡先生，固不可不为之辨。孔孟万世师也，则有蒙其声而实背之者。门生弟子既不能辨，又从而尊之，是独何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