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闻鼓，洪武元年置于午门外，一御史日监之，非大冤及机密重情不得击，击即引奏。后移置长安右门外，六科、锦衣卫轮收以闻。旨下，校尉领驾帖，送所司问理，蒙蔽阻遏者罪。龙江卫吏有过，罚令书写，值母丧，乞守制，吏部尚书詹徽不听，击鼓诉冤。太祖切责徽，使吏终丧。永乐元年，县令以赃戍，击鼓陈状。帝为下法司，其人言实受赃，年老昏眊所致，惟上哀悯。帝以其归诚，屈法宥之。宣德时，直登闻鼓给事林富言：“重囚二十七人，以奸盗当决，击鼓诉冤，烦渎不可宥。”帝曰：“登闻鼓之设，正以达下情，何谓烦恼？自后凡击鼓诉冤，阻遏者罪。”
凡讦告原问官司者，成化间定议，核究得实，然后逮问。弘治时，南京御史王良臣按指挥周恺等怙势黜货，恺等遂讦良臣。诏下南京法司逮系会鞫。侍郎杨守随言：“此与旧章不合。请自今以后，官吏军民奏诉，牵缘别事，摭拾原问官者，立案不行。所奏事仍令问结，虚诈者拟罪，原问官枉断者亦罪。”乃下其议于三法司。法司覆奏如所请，从之。洪武二十六年以前，刑部令主事厅会御史、五军断事司、大理寺、五城兵马指挥使官，打断罪囚。二十九年，并差锦衣卫官。
其后惟主事会御史，将笞杖罪于打断厅决讫，附卷，奉旨者次日覆命。万历中，刑部尚书孙丕扬言：“折狱之不速，由文移牵制故耳。议断既成，部、寺各立长单，刑部送审挂号，次日即送大理。大理审允，次日即还本部。参差者究处，庶事体可一。至于打断相验，令御史三、六、九日遵例会同，余日止会寺官以速遣。徒流以上，部、寺详鞫，笞杖小罪，听堂部处分。”命如议行。
凡狱囚已审录，应决断者限三日，应起发者限十日，逾银计日以笞。囚淹滞至死者罪徒，此旧例也。嘉靖六年，给事中周瑯言：“比者狱吏苛刻，犯无轻重，概加幽系，案无新故，动引岁时。意喻色授之间，论奏未成，囚骨已糜。又况偏州下邑，督察不及，奸吏悍卒倚狱为市，或扼其饮食以困之，或徙之秽溷以苦之，备诸痛楚，十不一生。臣观律令所载，凡逮系囚犯，老疾必散收，轻重以类分，枷杻荐席必以时饬，凉浆暖匣必以时备，无家者给之衣服，有疾者予之医药，淹禁有科，疏决有诏。此祖宗良法美意，宜敕臣下同为奉行。凡逮系日月并已竟、未竟、疾病、死亡者，各载文册，申报长吏，较其结竟之迟速，病故之多寡，以为功罪而黜陟之。”帝深然其言，且命中外有用法深刻，致戕民命者，即斥为民，虽才守可观，不得推荐。
凡内外问刑官，惟死罪并窃盗重犯，始用拷讯，余止鞭扑常刑。酷吏辄用挺棍、夹棍、脑箍、烙铁及一封书、鼠弹筝、拦马棍、燕儿飞，或灌鼻、钉指，用径寸懒杆、不去棱节竹片，或鞭脊背、两踝致伤以上者，俱奏请，罪至充军。
停刑之月，自立春以后，至春分以前。停刑之日，初一、初八、十四、十五、十八、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凡十日。检验尸伤，照磨司取部印尸图一幅，委五城兵马司如法检验，府则通判、推官，州县则长官亲检，毋得委下僚。
狱囚贫不自给者，洪武十五年定制，人给米日一升。二十四年革去。正统二年，以侍郎何文渊言，诏如旧，且令有赃罚敝衣得分给。成化十二年，令有司买药饵送部，又广设惠民药局，疗治囚人。至正德十四年，囚犯煤、油、药料，皆设额银定数。嘉靖六年，以运炭等有力罪囚，折色籴米，上本部仓，每年约五百石，乃停收。岁冬给绵衣裤各一事，提牢主事验给之。
犯罪籍没者，洪武元年定制，自反叛外，其余罪犯止没田产孳畜。二十一年，诏谋逆奸党及造伪钞者，没赀产丁口，以农器耕牛给还之。凡应合钞劄者，曰奸党，曰谋反大逆，曰奸党恶，曰造伪钞，曰杀一家三人，曰采生拆割人为首。其《大诰》所定十条，后未尝用也。复仇，惟祖父被殴条见之，曰：“祖父母、父母为人所杀，而子孙擅杀行凶人者，杖六十。其即时杀死者勿论。其余亲属人等被人杀而擅杀之者，杖一百。”按律罪人应死，已就拘执，其捕者擅杀之，罪亦止此。则所谓家属人等，自包兄弟在内，其例可类推也。
凡决囚，每岁朝审毕，法司以死罪请旨，刑科三覆奏，得旨行刑。在外者奏决单于冬至前，会审决之。正统元年，令重囚三覆奏毕，仍请驾帖，付锦衣卫监刑官，领校尉诣法司，取囚赴市。又制，临决囚有诉冤者，直登闻鼓给事中取状封进，仍批校尉手，驰赴市曹，暂停刑。嘉靖元年，给事中刘济等以囚廖鹏父子及王钦、陶杰等颇有内援，惧上意不决，乃言：“往岁三覆奏毕，待驾帖则已日午，鼓下仍受诉词，得报且及未申时，及再请始刑，时已过酉，大非刑人于市与众弃之之意。请自今决囚，在未前毕事。”从之。七年定议，重囚有冤，家属于临决前一日挝鼓，翼日午前下，过午行刑，不覆奏。南京决囚，无刑科覆奏例。
弘治十八年，南刑部奏决不待时者三人，大理寺已审允，下法司议，谓：“在京重囚，间有决不待时者，审允奏请，至刑科三覆奏，或蒙恩仍监候会审。南京无覆奏例，乞俟秋后审竟，类奏定夺。如有巨憝难依常例者，更具奏处决，著为令。”
诏可。各省决囚，永乐元年，定制，死囚百人以上者，差御史审决。弘治十三年，定岁差审决重囚官，俱以霜降后至，限期复命。
凡有大庆及灾荒皆赦，然有常赦，有不赦，有特赦。十恶及故犯者不赦。律文曰：“赦出临时定罪名，特免或降减从轻者，不在此限。”十恶中，不睦又在会赦原宥之例，此则不赦者亦得原。若传旨肆赦，不别定罪名者，则仍依常赦不原之律。自仁宗立赦条三十五，皆杨士奇代草，尽除永乐年间敝政，历代因之。
凡先朝不便于民者，皆援遗诏或登极诏革除之。凡以赦前事告言人罪者，即坐以所告者罪。弘治元年，民吕梁山等四人坐窃盗杀人死，遇赦，都御史马文升请宥死戍边，帝特命依律斩之。世宗虽屡停刑，尤慎无赦。廷臣屡援赦令，欲宥大礼大狱暨建言诸臣，益持不允。及嘉靖十六年，同知姜辂酷杀平民，都御史王廷相奏当发口外，乃特命如诏书宥免，而以违诏责廷相等。四十一年，三殿成，群臣请颁赦。帝曰：“赦乃小人之幸。”不允。穆宗登极覃恩，虽徒流人犯已至配所者，皆许放还，盖为迁谪诸臣地也。
有明一代刑法大概。太祖开国之初，惩元季贪冒，重绳赃吏，揭诸司犯法者于申明亭以示戒。又命刑部，凡官吏有犯，宥罪复职，书过榜其门，使自省。不悛，论如律。累颁犯谕、戒谕、榜谕，悉象以刑，诰示天下。及十八年《大诰》成，序之曰：“诸司敢不急公而务私者，必穷搜其原而罪之。”凡三《诰》所列凌迟、枭示、种诛者，无虑千百，弃市以下万数。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断指不仕，苏州人才姚润、王谟被征不至，皆诛而籍其家。“寰中士夫不为君用”之科所由设也。其《三编》稍宽容，然所记进士监生罪名，自一犯至四犯者犹三百六十四人。幸不死还职，率戴斩罪治事。其推原中外贪墨所起，以六曹为罪魁，郭桓为诛首。郭桓者，户部侍郎也。帝疑北平二司官吏李彧、赵全德等与桓为奸利，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核赃所寄借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时咸归谤御史余敏、丁廷举。或以为言，帝乃手诏列桓等罪，而论右审刑吴庸等极刑，以厌天下心，言：“朕诏有司除奸，顾复生奸扰吾民，今后有如此者，遇赦不宥。”先是，十五年空印事发。每岁布政司、府州县吏诣户部核钱粮、军需诸事，以道远，预持空印文书，遇部驳即改，以为常。及是，帝疑有奸，大怒，论诸长吏死，佐贰榜百戍边。宁海人郑士利上书讼其冤，复杖戍之。二狱所诛杀已过当。而胡惟庸、蓝玉两狱，株连死者且四万。
然时引大体，有所纵舍。沅陵知县张杰当输作，自陈母贺，当元季乱离守节，今年老失养。帝谓可励俗，特赦之，秩杰，令终养。给事中彭与民坐系，其父为上表诉哀。立释之，且免同系十七人。有死囚妻妾诉夫冤，法司请黥之。帝以妇为夫诉，职也，不罪。都察院当囚死者二十四人，命群臣鞫，有冤者，减数人死。
真州民十八人谋不轨，戮之，而释其母子当连坐者。所用深文吏开济、詹徽、陈宁、陶凯辈，后率以罪诛之。亦数宣仁言，不欲纯任刑罚。尝行郊坛，皇太子从，指道旁荆楚曰：“古用此为扑刑，取能去风，虽寒不伤也。”尚书开济议法密，谕之曰：“竭泽而渔，害及鲲鲕，焚林而田，祸及麛鷇。法太巧密，民何以自全？”
济惭谢。参政杨宪欲重法，帝曰：“求生于重典，犹索鱼于釜，得活难矣。”御史中丞陈宁曰：“法重则人不轻犯，吏察则下无遁情。”太祖曰：“不然。古人制刑以防恶卫善，故唐、虞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而民不犯。秦有凿颠抽胁之刑、参夷之诛，而囹圄成市，天下怨叛。未闻用商、韩之法，可致尧、舜之治也。”
宁惭而退。又尝谓尚书刘惟谦曰：“仁义者，养民之膏粱也；刑罚者，惩恶之药石也。舍仁义而专用刑罚，是以药石养人，岂得谓善治乎？”盖太祖用重典以惩一时，而酌中制以垂后世，故猛烈之治，宽仁之诏，相辅而行，未尝偏废也。建文帝继体守文，专欲以仁义化民。元年刑部报囚，减太祖时十三矣。
成祖起靖难之师，悉指忠臣为奸党，甚者加族诛、掘冢，妻女发浣衣局、教坊司，亲党谪戍者至隆、万间犹勾伍不绝也。抗违者既尽杀戮，惧人窃议之，疾诽谤特甚。山阳民丁钰讦其乡诽谤，罪数十人。法司迎上旨，言钰才可用，立命为刑科给事中。永乐十七年，复申其禁。而陈瑛、吕震、纪纲辈先后用事，专以刻深固宠。于是萧议、周新、解缙等多无罪死。然帝心知苛法之非，间示宽大。
千户某灌桐油皮鞭中以决人，刑部当以杖，命并罢其职。法司奏冒支官粮者，命即戮之，刑部为覆奏。帝曰：“此朕一时之怒，过矣，其依律。自今犯罪皆五覆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