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唐（程徐）韩宜可（周观政欧阳韶）萧岐（门克新）冯坚茹太素（曾秉正）李仕鲁（陈汶辉）叶伯巨郑士利（方徵）周敬心王朴
钱唐，字惟明，象山人。博学敦行。洪武元年，举明经。对策称旨，特授刑部尚书。二年诏孔庙春秋释奠，止行于曲阜，天下不必通祀。唐伏阙上疏言：“孔子垂教万世，天下共尊其教，故天下得通祀孔子，报本之礼不可废。”侍郎程徐亦疏言：“古今祀典，独社稷、三皇与孔子通祀。天下民非社稷、三皇则无以生，非孔子之道则无以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皆圣人也。然发挥三纲五常之道，载之于经，仪范百王，师表万世，使世愈降而人极不坠者，孔子力也。孔子以道设教，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今使天下之人，读其书，由其教，行其道，而不得举其祀，非所以维人心、扶世教也。”皆不听。久之，乃用其言。帝尝览《孟子》，至“草芥”“寇仇”语，谓：“非臣子所宜言”，议罢其配享。诏：“有谏者以大不敬论。”唐抗疏入谏曰：“臣为孟轲死，死有余荣。”
时廷臣无不为唐危。帝鉴其诚恳，不之罪。孟子配享亦旋复。然卒命儒臣修《孟子节文》云。
唐为人强直。尝诏讲《虞书》，唐陛立而讲。或纠唐草野不知君臣礼，唐正色曰：“以古圣帝之道陈于陛下，不跪不为倨。”又尝谏宫中不宜揭武后图。忤旨，待罪午门外竟日。帝意解，赐之食，即命撤图。未几，谪寿州，卒。
程徐，字仲能，鄞人。元名儒端学子也。至正中，以明《春秋》知名。历官兵部尚书，致仕。明兵入元都，妻金抱二岁儿与女琼赴井死。洪武二年，偕危素等自北平至京。授刑部侍郎，进尚书，卒。徐精勤通敏，工诗文，有集传于世。
韩宜可，字伯时，浙江山阴人。元至正中，行御史台辟为掾，不就。洪武初，荐授山阴教谕，转楚府录事。寻擢监察御史，弹劾不避权贵。时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方有宠于帝，尝侍坐，从容燕语。宜可直前，出怀中弹文，劾三人险恶似忠，奸佞似直，恃功怙宠，内怀反侧，擢置台端，擅作威福，乞斩其首以谢天下。帝怒曰：“快口御史，敢排陷大臣耶！”命下锦衣卫狱，寻释之。
九年出为陕西按察司佥事。时官吏有罪者，笞以上悉谪屯凤阳，至万数。宜可疏，争之曰：“刑以禁淫慝，一民轨，宜论其情之轻重，事之公私，罪之大小。今悉令谪屯，此小人之幸，君子殆矣。乞分别，以协众心。”帝可之。已，入朝京师。
会赐诸司没官男女，宜可独不受。且极论：“罪人不孥，古之制也。有事随坐，法之滥也。况男女，人之大伦，婚姻逾时，尚伤和气。合门连坐，岂圣朝所宜！”帝是其言。后坐事将刑，御谨身殿亲鞫之，获免。复疏，陈二十余事，皆报可。未几，罢归。已，复征至。命撰祀钟山、大江文；谕日本、征乌蛮诏，皆称旨，特授山西右布政使。寻以事安置云南。惠帝即位，用检讨陈性善荐，起云南参政，入拜左副都御史，卒于官。是夜大星陨，枥马皆惊嘶，人谓：“宜可当之”云。
帝之建御史台也，诸御史以敢言著者，自宜可外，则称周观政。
观政亦山阴人。以荐授九江教授，擢监察御史。尝监奉天门。有中使将女乐入，观政止之。中使曰：“有命”，观政执不听。中使愠而入，顷之出报曰：“御史且休，女乐已罢不用。”观政又拒曰：“必面奉诏。”已而帝亲出宫，谓之曰：“宫中音乐废缺，欲使内家肄习耳。朕已悔之，御史言是也。”左右无不惊异者。观政累官江西按察使。
前观政者，有欧阳韶，字子韶，永新人。荐授监察御史。有诏：日命两御史侍班。韶尝侍直，帝乘怒将戮人。他御史不敢言，韶趋跪殿廷下，仓卒不能措词，急捧手加额，呼曰：“陛下不可！”帝察韶朴诚，从之。未几，致仕，卒于家。
萧岐，字尚仁，泰和人。五岁而孤，事祖父母以孝闻。有司屡举不赴。洪武十七年，诏征贤良，强起之。上十便书，大意谓：帝刑罚过中，讦告风炽。请禁止实封以杜诬罔；依律科狱以信诏令。凡万余言。召见，授潭王府长史。力辞，忤旨，谪云南楚雄训导。岐即日行，遣骑追还。岁余，改授陕西平凉。再岁致仕。复召与钱宰等考定《书》传。赐币钞，给驿归。尝辑《五经要义》；又取《刑统八韵赋》，引律令为之解，合为一集。尝曰：“天下之理本一，出乎道必入乎刑。吾合二书，使观者有所省也。”学者称“正固先生”。
当是时，太祖治尚刚严，中外凛凛，奉法救过不给。而岐所上书过切直，帝不为忤。厥后以言被超擢者，有门克新。
克新，巩昌人。泰州教谕也。二十六年，秩满来朝。召问经史及政治得失。克新直言无隐。授赞善。时绍兴王俊华以善文辞，亦授是职。上谕吏部曰：“左克新，右俊华，重直言也。”初，教官给由至京，帝询民疾苦。岢岚吴从权、山阴张桓皆言：“臣职在训士，民事无所与。”帝怒曰：“宋胡瑗为苏、湖教授，其教兼经义治事；汉贾谊、董仲舒皆起田里，敷陈时务；唐马周不得亲见太宗，且教武臣言事。
今既集朝堂，朕亲询问，俱无以对，志圣贤之道者固如是乎！”命窜之边方。且榜谕天下学校，使为鉴戒。至是克新以亮直见重。不数年，擢礼部尚书。寻引疾，命太医给药物，不辍其奉。及卒，命有司护丧归葬。
冯坚，不知何许人，为南丰典史。洪武二十四年上书言九事：“一曰养圣躬。
请清心省事，不与细务，以为民社之福。二曰择老成。诸王年方壮盛，左右辅导。
愿择取老成之臣出为王官，使得直言正色，以图匡救。三曰攘要荒。请务农讲武，屯戍边圉，以备不虞。四曰励有司。请得廉正有守之士，任以方面。旌别属吏，具实以闻而黜陟之。使人勇于自治。五曰褒祀典。请敕有司采历代忠烈诸臣，追加封谥，俾末俗有所兴劝。六曰省宦寺。晨夕密迩，其言易入，养成祸患而不自知。请裁去冗员，可杜异日陵替之弊。七曰易边将。假以兵柄，久在边圉，多致纵佚。请时迁岁调，不使久居其任。不惟保全勋臣，实可防将骄卒惰、内轻外重之渐。八曰访吏治。廉干之才，或为上官所忌，僚吏所嫉。上不加察，非激劝之道。请广布耳目，访察廉贪，以明黜陟。九曰增关防。诸司以帖委胥吏，俾督所部，辄加箠楚，害及于民。请增置勘合以付诸司，听其填写差遣，事讫缴报，庶所司不轻发以病民，而庶务亦不致旷废。”书奏，帝嘉之，称其知时务，达事变。又谓侍臣曰：“坚言惟调易边将则未然。边将数易，则兵力勇怯。敌情出没，出川形胜，无以备知。倘得赵充国、班超者，又何取数易为哉！”乃命吏部擢坚左佥都御史，在院颇持大体。
其明年，卒于任。
茹太素，泽州人。洪武三年，乡举，上书称旨，授监察御史。六年擢四川按察使，以平允称。七年五月召为刑部侍郎，上言：“自中书省内外百司，听御史、按察使检举。而御史台未有定考，宜令守院御史一体察核。磨勘司官吏数少，难以检核天下钱粮，请增置若干员，各分为科。在外省卫，凡会议军民事，各不相合，致稽延。请用按察司一员纠正。”帝皆从之。明年，坐累降刑部主事。陈时务累万言，太祖令中书郎王敏诵而听之。中言：“才能之士，数年来幸存者百无一二，今所任率迂儒俗吏。”言多忤触。帝怒，召太素面诘，杖于朝。次夕，复于宫中令人诵之，得其可行者四事。慨然曰：“为君难，为臣不易。朕所以求直言，欲其切于情事。
文词太多，便至荧听。太素所陈，五百余言可尽耳。”因令中书定奏对式，俾陈得失者无繁文。摘太素疏中可行者下所司，帝自序其首，颁示中外。
十年，与同官曾秉正先后同出为参政，而太素往浙江。寻以侍亲赐还里。十六年召为刑部试郎中。居一月，迁都察院佥都御史。复降翰林院检讨。十八年九月擢户部尚书。
太素抗直不屈，屡濒于罪，帝时宥之。一日，宴便殿，赐之酒曰：“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太素叩首，即续韵对曰：“丹诚图报国，不避圣心焦。”帝为恻然。未几，谪御史，复坐排陷詹徽，与同官十二人俱鐐足治事。后竟坐法死。
曾秉正，南昌人。洪武初，荐授海州学正。九年，以天变诏群臣言事。秉正上疏数千言，大略曰：“古之圣君不以天无灾异为喜，惟以祗惧天谴为心。陛下圣文神武，统一天下，天之付与，可谓盛矣。兵动二十余年，始得休息。天之有心于太平亦已久矣；民之思治亦切矣。创业与守成之政，大抵不同。开创之初，则行富国强兵之术，用趋事赴功之人。大统既立，邦势已固。则普天之下，水土所生，人力所成，皆邦家仓库之积；乳哺之童，垂白之叟，皆邦家休养之人。不患不富庶，惟保成业于永久为难耳。于此之时，当尽革向之所为，何者足应天心，何者足慰民望，感应之理，其效甚速。”又言天既有警，则变不虚生。极论《大易》、《春秋》之旨。帝嘉之，召为思文监丞。未几，改刑部主事。十年擢陕西参政。会初置通政司，即以秉正为使。在位数言事，帝颇优容之。寻竟以忤旨罢。贫不能归，鬻其四岁女。
帝闻大怒，置腐刑，不知所终。
李仕鲁，字宗孔，濮人。少颖敏笃学，足不窥户外者三年。闻鄱阳朱公迁得宋朱熹之传，往从之游，尽受其学。太祖故知仕鲁名，洪武中，诏求能为朱氏学者，有司举仕鲁。入见，太祖喜曰：“吾求子久，何相见晚也！”除黄州同知。曰：“朕姑以民事试子，行召子矣。”期年，治行闻。十四年，命为大理寺卿。
帝自践阼后，颇好释氏教。诏征东南戒德僧，数建法会于蒋山。应对称旨者辄赐金礻阑袈裟衣，召入禁中，赐坐与讲论。吴印、华克勤之属，皆拔擢至大官，时时寄以耳目。由是其徒横甚，谗毁大臣。举朝莫敢言，惟仕鲁与给事中陈汶辉相继争之。汶辉疏言：“古帝王以来，未闻缙绅缁流，杂居同事，可以相济者也。今勋旧耆德咸思辞禄去位，而缁流憸夫乃益以谗间。如刘基、徐达之见猜，李善长、周德兴之被谤，视萧何、韩信，其危疑相去几何哉？伏望陛下于股肱心膂，悉取德行文章之彦，则太平可立致矣。”帝不听。诸僧怙宠者，遂请为释氏创立职官。于是以先所置善世院为僧录司。设左、右善世、左、右阐教、左、右讲经觉义等官，皆高其品秩。道教亦然。度僧尼道士至逾数万。仕鲁疏言：“陛下方创业，凡意指所向，即示子孙万世法程，奈何舍圣学而崇异端乎！”章数十上，亦不听。
仕鲁性刚介，由儒术起，方欲推明朱氏学，以辟佛自任。及言不见用，遽请于帝前，曰：“陛下深溺其教，无惑乎臣言之不入也！还陛下笏，乞赐骸骨归田里。”
遂置笏于地。帝大怒，命武士捽搏之，立死阶下。
陈汶辉，字耿光，诏安人。以荐授礼科给事中，累官至大理寺少卿。数言得失，皆切直。最后忤旨，惧罪，投金水桥下死。
仕鲁与汶辉死数岁，帝渐知诸僧所为多不法，有诏清理释道二教云。
叶伯巨，字居升，宁海人。通经术。以国子生授平遥训导。洪武九年星变，诏求直言。伯巨上书，略曰：
臣观当今之事，太过者三：分封太侈也，用刑太繁也，求治太速也。
先王之制，大都不过三国之一，上下等差，各有定分，所以强干弱枝，遏乱源而崇治本耳。今裂土分封，使诸王各有分地，盖惩宋、元孤立，宗室不竞之弊。而秦、晋、燕、齐、梁、楚、吴、蜀诸国，无不连邑数十。城郭宫室亚于天子之都，优之以甲兵卫士之盛。臣恐数世之后，尾大不掉，然后削其地而夺之权，则必生觖望。甚者缘间而起，防之无及矣。议者曰：‘诸王皆天子骨肉，分地虽广，立法虽侈，岂有抗衡之理？’臣窃以为不然。何不观于汉、晋之事乎？孝景，高帝之孙也；七国诸王，皆景帝之同祖父兄弟子孙也。一削其地，则遽构兵西向。晋之诸王，皆武帝亲子孙也，易世之后，迭相攻伐，遂成刘、石之患。由此言之，分封逾制，祸患立生。援古证今，昭昭然矣。此臣所以为太过者也。
昔贾谊劝汉文帝，尽分诸国之地，空置之以待诸王子孙。向使文帝早从谊言，则必无七国之祸。愿及诸王未之国之先，节其都邑之制，减其卫兵，限其疆理，亦以待封诸王之子孙。此制一定，然后诸王有贤且才者入为辅相，其余世为藩屏，与国同休。割一时之恩，制万世之利，消天变而安社稷，莫先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