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江楼所在的街区，以前只在中午和晚上热闹，自华夏银行挂牌以来，凌晨两三点就开始热闹起来。总有许多人一大早就来排队，好赶在银行辰时开门时占据有利地形，兑换到他们心仪已久的华夏币。一段时间，一度出现了专门排队的排队一族，他们不分白天黑夜的排在那里，来银行办理业务的也只得向他们支付一点排队费，否则的话，根本就很难按时完成工作。更有甚者，华夏银行催生了历史上最早出现的黄牛党，他们把银钱兑换成华夏币之后，按100比120的比例卖给需要的人，有时甚至达到了100比200,100比300,。一时间，上江邑地区华夏币一币难求，都以持有华夏币为荣，华夏币成了身份与地位的象征。
街头小贩，或是店铺掌柜，往往会询问前来购买东西的人：“有华夏币吗？用华夏币支付的话就给您老便宜点。”“这缎子卖一百文，你要是有华夏币，给七十币好了——怎么？还嫌贵？五十币？好！成交。”“这位爷，有华夏币吗？凌霄境给您老打三折。”随着印刷量的加大，上江邑行政区的所有公务人员的月俸改用华夏币发放，市面上才渐渐露出华夏币的身影。
自打五月一日穿越到西晋，转瞬间，就八个月了。临近年底，上江邑大街小巷都洋溢着节日的气氛，家家户户的门楣上都悬挂上了春联和猩红的灯笼。腊月三十大早，就下了一场雪，为上江邑披上了节日的盛装，更预示着来年的丰收年景。
除夕的晚上，本来是应该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的，但这两个月来，没日没夜的研究纸币，然后是发行纸币，华夏银行挂牌，一系列事情纷繁复杂，茫无头绪，倒把兴致冲淡了。遥想后世，尽管没钱没地位，我却是安之若素，处之泰然，从不钻营取巧，从不斤斤计较，从不费尽心机，从不积极进取，是一个典型的具有懒汉思想的懒汉。人生一世，草木一春，我暗暗告诫自己，不要把懒汉思想弄没了，而是应该继续发扬光大，尽人事安天命，不必把自己弄的神魂颠倒，手足无措。
元康元年最后一天的中午，团年宴会在望江楼举行，上江邑的头头脑脑，所有我认识的，还有不认识的，基本都来了。我推说身体不适，把主持工作交给了徐九津，更是闭门谢客，一个人静静的躺在所谓的吴府，想着我的那点心事。不知不觉八个月了，有道是每逢佳节倍思亲，想着后世的亲人，父母妻儿，兄弟挚友，他们将如何度过失去了我的春节？一念至此，便不觉潸然泪下，涕泣不已，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
留给我一个人安安静静，独自舔拭伤口的时间并不长，因担心我，杨柳寒烟根本就没吃饭，只是耐着性子听完了老徐的新年致辞就返回了，见我面色忧郁，落落寡欢，忙问缘故，关切之情溢于言表。我强颜欢笑说：“没事没事，想念亲人而已，你们就不想念亲人吗？”不说还好，一说就等于打开了闸门，眼泪就象断了线的珠子，从杨柳寒烟的脸上簌簌往下落。她们本想安慰我的，却变成了我不停地宽解她们。
不一会儿，我最先认识的几个人，老高祖孙俩、狄妈妈、狄小凤母女，段斐兄妹，都打道回府了。杨柳寒烟才不好意思地止住哭泣，张罗起了真正意义上的年夜饭。除夕之夜，十个人围坐一团，不是一家，胜似一家，欢声笑语，倒也其乐融融。
元康二年，正月初一日，农历的新年，一早起来，我就站在吴府门口，打发着一拨又一拨前来拜年的宾客，迎来送往，好不热闹。待胡乱用过早餐，我便会同政务司司长徐九津、警务司司长周长寿、财务司司长陶朱、教育司司长曾道仁、国土司司长曾经、商务司司长沈倩儿、上江邑大学副校长孔仕荣、飞虎团团长路羿、博彩公司董事长老高、商界足球俱乐部总经理沈千里、大学足球俱乐部总经理董勇、华夏银行技术部总监毕源，还有许多春节期间没回家的上江邑大学各系教授，以及各个连队的连长，一行二三十人，浩浩荡荡，行走在上江邑城的主干道上。作为亲民的春节一系列活动之一，走出去，给上江邑人民拜年的“新年团拜会”被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度。
一路走来，遇人就握手拜年，互致新年吉祥，遇到顽固的，非要给我大礼参拜，扶都扶不起来。上江邑百姓曾几何时见过吃皇粮的反给平头百姓拜过年的，无不诚惶诚恐，感激涕零，久久不忍离去。到后来，普通百姓也加入到拜年的团队中，场面蔚为壮观。
新年就在这热烈祥和的气氛中过去了，人们该干什么干什么，一切按部就班地步入了正轨。毕源领着技术部的几个工作人员却并不轻松，一过新年，正月初二就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当中。利用发行纸币所取得的技术，平面媒介也就呼之欲出了。单就技术而言，已不存在任何困难，毕源所要做的事，仅仅是从事他的老本行，雕刻出足够数量的单字阳文反字字模，为以后的工作做好准备。
自年底始，晓菱就不见了踪影，凌霄境的老鸨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看样子晓菱是有意的不辞而别了。以其武功功底，安危倒不成问题，只是晓菱向来来无踪去无影，神秘莫测，平添几分好奇。
元康二年注定是多事之秋，新年之后的第八天，吴府中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当面交给我一封书信之后，便匆匆离去，整个过程，未说一句话。我展开一看，上面寥寥几句，云：赵王伦近有异动，兵锋所向当为乂，吴生恐有池鱼之祸，望自图之；阅后即焚，知名未具。我所认识的人当中，称我为吴生的，有且仅有一人，即王戎。王戎当朝重臣，当无疑义，而司马伦贵为一方王侯，太子太傅，二人同朝为官，同为惠帝的股肱之臣，按理应走得很近。王戎的密信却摆明了要帮我这个只有一面之缘的吴越，其用意何在，颇费思量。如果密信的内容是虚假伪造的，那王戎为什么要谎报军情呢？如内容属实，两个姓司马的，为什么要互掐呢？所有这些疑问，不是初到大晋朝的我所能思考明白的。
小集团会议在吴府书房召开，列席会议的有徐九津、周长寿、曾道仁、曾经、陶朱、沈倩儿、路羿、傅艺等人。徐九津思虑良久，字斟句酌地道：“司马伦为宣帝司马懿第九子，封赵王，官拜太子太傅，就辈份而言，楚王玮、长沙王乂等，皆为司马伦的侄孙。司马伦其人，尽管位高权重，却贪财吝啬，酒色无度，乃十足小人，不可不防。”
几个人商量来商量去的结果，所有的疑问依然是疑问，一个也没有解开，但共识还是有的，即未雨绸缪，居安思危。不管司马伦来不来，作好充分的准备，做到有备无患，始终是不错的。有鉴如此，路羿等人顿感压力倍增，神情严肃起来。司马乂那边也要通知到，好让他早作准备，及早提防，只是把消息的来源隐藏起来，免得无端猜忌。
傅艺的特务连在我的直接领导之下，眼线遍布周边各处，甚至连各诸侯王、各州刺史旁边都有安插，或乔装改扮，或卧底刺探。规模也达到了数百人之巨，于是特务连升格为情报司，傅艺任司长，与政务司等并驾齐驱。沈倩儿的商务司经过几个月的谋篇布局，倚仗其家族势力，触角也延伸到全国各地，商业网络初具雏形。商务司的主要工作是贱进贵出，谋取最大的利润，而打探消息，进行消息的汇总和消化，也是题中应用之义，所以商务司有时候兼具情报司的作用，甚而至于比情报司的消息来得更早。
正是后来有了情报司与商务司的情报，王戎的密信得到了佐证。司马伦起兵三万，号称十万大军，自荆襄等地出发，矛头直指长沙郡。撇开其战略考量不提，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堰，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是战争的不二法门。司马乂尽管年轻，却毫无畏惧之意，反倒豪气干云，积极备战。
晋元康二年二月初一日，我以关琳为先锋，率骑兵团一千骑，率先抵达长沙城，自领兵士五千，以路羿、段斐、韩当、东方北、欧阳戟为团长，紧随其后入驻。司马乂通过几个月的厉兵秣马，军力亦有两万余众，使王瑚为将，刘佑为军师。
是日晚，长沙王府戒备森严，各军将领召开了军事会议。司马乂自信满满地道：“来敌不过三万余众，我军亦不下三万，以三万对三万，可谓旗鼓相当，然来敌千里奔袭，军疲马乏，我军有地利之便，更兼吾兄吴越先生足智多谋，才识过人，可一鼓作气，攻而克之。”司马乂军师刘佑也附言道：“司马伦，国之窃贼耳，假皇上之名，实乃意欲霸占南方之广袤土地，以充实自身势力，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其欺我南方地贫民弱，视我等为草芥蝼蚁，竟敢以区区三万不义之师，妄想迫使我等就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