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美国陷入越南的困境的理由很简单：南越军队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去抵御共产党的进攻，美军的撤离就意味着南越政府的倒台。而外交规律则是你军事上无法取胜的事，在谈判桌上也无法取胜。惟一解决办法是武装南越军队，让他们接管那里的50万美军。
新政府意识到要抢在反战呼声爆发之前，用定期撤军来安抚民众，赢得时间，于是就产生了一个体面但实际上很冷酷的计划——“越南化”。这是一项莱尔德倡导，尼克松接受，基辛格嗤之以鼻的政策。
尽管莱尔德支持这项计划，美国军方对此却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这等于慢性投降，尼克松不顾军方反对，决定与南越总统于1969年7月在中途岛会晤。
阮文绍，这个排长出身的总统，竭力要求美国人平等相待——把他当做同盟国领袖而不是傀儡或下属。作为尼克松随员的基辛格请阮文绍先到场，以免尼克松等候，但阮文绍坚持说美国总统是东道主，应先到中途岛迎接他。
阮文绍要求单独会见尼克松，尼克松通过基辛格转达，坚持要基辛格也参加会晤。阮文绍就也带了一个随员。
阮文绍到达美国海军司令住宅的会议室时，发现里面放了一把大椅子，显然是给尼克松坐的，三把小椅子摆在大椅子两侧。阮文绍转身溜进饭厅，找到一把跟尼克松同样大的椅子，搬到会议室，放在尼克松椅子的对面。
阮文绍事先已得到情报，知道撤军规模为25 000人。为了维护一个习惯于外国人背信弃义的民族的尊严，阮文绍坚持这项撤军计划应称为“重新部署”。于是，两位领导人宣布他们一致同意25 000名美军将回国重新部署。
尼克松和阮文绍心里都明白，撤军一旦开了头，就一发而不可收拾了。
尼克松以他惯常的欺骗性向新闻界宜称，这项撤军计划是在阮文绍总统的建议下，依照美方战地司令官的评估实施的。实际上，这两人都不同意撤军。
基辛格则更实事求是一些，也许因为他并不欣赏这项政策，去中途岛途中，他和记者们进行背景讨论时说，如果“越南化”给河内造成将有一个强大对手的错觉，那么还能发挥一些作用，“如果我们的撤军速度让河内感到我们是为退出战争而寻找借口，这将阻挠谈判的成功，因为他们只需坐等其变。”
结果是，撤军的确是以令人痛苦的速度进行，其速度之慢，又把美国在越南战争中拖了3年，从而导致了国内反战情绪日益高涨；其速度之快，的确又鼓励了河内坐等其变。
对于基辛格来说，“越南化”违背了他的现实原则：军事力量和外交手段应紧密配合。在谈判桌上谈双边撤军的同时已在战场上单方面撤军是不现实的。“我们的撤军越显得机械化，就越不能作为谈判武器。”莱尔德竭力提倡“越南化”。“我们这是浪费时间，因为公众不再支持这场战争”，他过后说，“亨利不懂这一点，因为他不是政客，他只害怕‘越南化’会阻挠他的外交。”
每当要宣布一项撤军计划，莱尔德就召来一批记者和赞同撤军的国会议员大肆鼓噪一番，“我感到我要对基辛格施加压力，叫他无法劝说尼克松改变主意。”
从中途岛回来后不久，莱尔德命令在越南的美军从与敌人正面冲突的状态改为协助南越军队并采取守势。
莱尔德先斩后奏，命令下达后再通知总统。基辛格想说服尼克松否决这项决定，但因命令已下达无法收回而作罢。
基辛格向尼克松递交了一份冗长、悲观的备忘录，促使尼克松决定撤军必须建立在三项原则的基础之上：敌人减少了军事行动；谈判有了进展；南越军事力量有所加强。这也算基辛格在与莱尔德勾心斗角中取得的一个小小胜利。基辛格告诉记者，三项原则的确立和运用是为了让河内意识到：撤军不是一个机械过程。
但很快，没人再把这三项原则当回事。撤军果真成了一种机械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