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赵世炎、蔡和森、周恩来等主导的旅欧共运兴起为中心
华工资遣尚未落下帷幕，而勤工俭学已蔚然勃兴。因为后来由此中变出的中共精英太多，故此勤工俭学运动名声极大，但真正细加考索，反觉历史事实往往湮没于尘埃之中，值得细加挖掘。作为一种波及全社会、影响大历史的运动，勤工俭学的兴起既在规划之中，又在意料之外。其重要性则在于，它掀起了一场貌似青年求知路径开辟，实则关乎未来国家命运走向的大事业。而这样一场运动对于现代中国的整体进程而言至关重要，怎么高估也不过分。
但对于运动的创意者如李石曾、蔡元培等人而言，则完全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如果结合1928年他们在分共立场上的坚定来考察，甚至可以得出完全“背道而驰”的结论。以这样一批知识精英的眼光与作为，其结果为何竟会是“种瓜得豆”？何以然？
诚如已经分析过的那样，由外交官——留学生的互动结构（当然，此前我们应关注到清代士人结构的世家同僚之谊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经由孙宝琦的提携关照，李石曾乃得留法机会。从此，法国文化背景的熏陶和滋润，使得李石曾非常独特的“文化浪漫主义”得以逐步成型。
而在这一非规律性转化过程中，“五四”既是重要的“催化剂”，又是关键的“转推手”。说它是催化剂，不难理解，如果没有“五四”运动的轰轰烈烈和“忽如一夜春风来”，勤工俭学运动不可能如此顺风借势，发动到如许规模。可话说回来，不是“五四”运动的话语制约，勤工俭学运动很有可能更多地停留在李石曾、蔡元培等人的既定思路影响之下。在李石曾的最初设计之中，虽然已有工人教育的思路，并且在豆腐公司乃至华工赴法层面已经有了初步的落实，但仍然是半工半读，以做工为主。可到了俭学会的兴起，则以学为主的思路占据了上风。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深刻理解勤工俭学虽与“工”有关，但说到底还是一种留学活动，其主体是留学生。在此基础上，我们来讨论华工背景对此的影响。
一方面，我们应该注意到，华工现象并非简单的战争现象，它自古已有，在晚清时代甚至成为李鸿章等当国重臣的涉外要务之一。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背景下而特别出现于法国，只不过特别呈现出其对国际事务的重要性而已。因为此时的华工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关系到双边关系中的本国利益事务，而更多地牵涉进入了协约国——同盟国两大战略集团的整体利益格局关系中去。本来，在梁士诒的基本设计中，华工派遣就有着“以工代兵”的意味。
华工本身是具有潜力和创造力的，张竞生曾记录过一种另类华工，即不是通过常规渠道来法的一批人：“华工中，也有些不是招募而来，而是先前自己漂泊到的。我曾与这些工人接洽，极奇异地看到他们所保存的自绘的行程地图，那是一张全世界所未有的地图，可说是天方奇谈式的册本。但东西南北的方向，尚未大错。他们从我国北部向西旅行，至于数年之久，才到达欧洲。这种奋斗刻苦的毅力与精神，唯有我们华工才能有，他们到法国后，本此奋斗精神，得到一些工作。有些尚娶了法国老婆，生下子女，过了安居乐业的生活。”这段回忆很重要，它说明华工群体中有一批人是自觉的、有求知意识的，而且也通过自己的不断学习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点也可在后来的其他事例中得到印证。如果说此类华工本身就已渗透了相当成分的“学”的精神，有“向学”的素质和基础，那么到了李石曾开办豆腐公司，尤其是给华工开办夜校，使得在华工层面已经可能获得求知的可能性，则为未来大规模的欧战华工教育的展开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逻辑引线。这是从法国语境本身的华工发展源流来考察的，当然也还必须从华工的发源地，即现代中国之语境来做一综合性的宏观把握。
“五四”之后留学浪潮的兴起，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当然，此处谈论“五四”，仍宜区分两个层面，即大约可从1915年（至少从1916年底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算起的新文化运动，还有就是1919年爆发的“五四”政治运动。不过，这里主要聚焦于1919年的关键时刻，因为一般仍以政治事件标识“五四”。
“五四”之前如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之等虽然均已返国，并在文化场域，尤其是核心域的教育场域占据要津，可以说，也给后来人做出了一种模范标志，仿佛只有通过留学镀金才能取来真经。但“五四”之后的留学潮已有所改变，而以“五大臣出洋”为标志，这批当初运动中的矫健学子，还包括傅斯年、罗家伦、曾琦、李璜等，他们不再继续留在中国的校园里，而是纷纷出国，其基本思路诚如傅斯年所交代的：“今日修明中国学术之急务，非收容西洋思想界之精神乎？中国与西人交通以来，中西学术，固交战矣；战争结果，西土学术胜，而中国学术败矣。”所以，他之毅然在大名鼎盛之际，漂泊出洋，所求者大。但出于留洋所需的经费限制，毕竟不是多数人可以做到的。可这样一种求知求学（留学）的愿望，却是每一个青年人必然向往的。这从另一个层面，为后来大规模的留学运动的兴起埋下了伏笔。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勤工俭学运动？说到底，勤工俭学运动不是一场“勤工”运动，而是一场“留学”运动，无论是勤工还是俭学，都是为了达到留学目的而采取的一种手段。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李石曾所主导的俭学运动有了大发展的机遇和可能。要知道，李石曾之主张俭学，尤其是留法，并非心血来潮，而是久有历史。从20世纪初随同驻法公使孙宝琦而开辟出法国的活动渠道，李石曾就一直在经营他以法国为基础的各种社会经济综合事业，其中当然就包括俭学会的理想。但相比较自家开办豆腐公司培训的俭学工人，欧战华工教育所成就的规模性效果显然让他心热。而恰恰是在欧战期间，这种可能得以出现，所以由此而诞生出“勤工俭学”的理念。
一般普通知识青年对于留学的渴望，确实相当迫切。关于“五四”与勤工俭学的关系，陈毅（1901—1972）的这段交代应当算是比较有代表性：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这运动强调思想解放和文化革新，使我在思想上起着大的变化。同时，我的家庭因为田租的纠纷，和地主打了几年官司，花了许多钱，这时候已经临到破产的地位。家庭已不能担负我求学的费用，我只得离开家庭而独立生活。恰在这时，我在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经过考试取得了官费生的资格，得到四川省政府补助的一笔旅费，赴法国一面做工，一面求学。
但如果将“五四”运动的时间简单定在1919年，往往会使大家联想到火烧赵家楼、反对“凡尔赛和约”的“五四”政治运动。因为如果是强调思想解放和文化革新，那应该是一个比较有延续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可见，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这两者往往是“二而一，一而二”的事情，即便是身在其中的当事者也不例外。不过，陈毅倒是给后来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那就是他语言虽简，却勾勒出比较完整的个体发展过程，除了自己的主观奋斗和天性限制之外，往往还受到宏观的时代语境、家庭的具体条件的双重制约。陈毅之所以选择走出家乡，在相当程度上也和自己的家庭困境有关。当然，如果没有“五四”运动的爆发和勤工俭学运动的蓬勃发展，他恐怕也难以得到机会放洋留法。
而四川勤工俭学的发展，则与吴玉章有很大的关系。吴氏留法期间为1914—1916年，此期正是“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国民党部分精英流亡法国之际，他不但与李石曾、蔡元培等来往颇密，是华法教育会成立时的重要成员，而且是早期同盟会员，为开国有功之臣。但吴日后转向共产主义，是很典型的一个例子。更重要的是，他也属于留学生中，与汪精卫、张竞生等相类似，而不同于勤工俭学运动所催产的共产党人。与后者之青年锐志并成为共产主义中国起源的最初一批分子相比，吴玉章到1925年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时的吴氏已是年近知天命之人。可如果用闻道不分先后的观点去看，吴氏的追求本身也是很值得尊敬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每个个体都构成这个社会大网络中的某根链条，或者用棋域的视野来看，则每个人都不得不进入其中，成为棋域博弈中的一个棋子。陈毅——吴玉章——李石曾的路径是一种证明，而即便是那些没有直接通过李石曾等主导的勤工俭学运动本身而参与其中者，也是这个大潮流中的产物，譬如周恩来。周氏自己这样解释道：“一九二零年去法国的原因，当时正值大战之后，在法国容易找到工作，可以半工半读。但我到法国之后，并未做工。在去法之前，我已给国内报纸订合同，给它做特约通讯员，所以在法国一面读书，一面写文章。”周并未通过既有的勤工俭学组织赴法，而是采取了自己谋划经费、筹措资斧的方法实现了自己的留学梦。但既然身在这样一个大的场域之中，要想完全置身其外，也不可能。所以，我们看周恩来的旅欧报道，其中不少都与勤工俭学运动有关。
当然，就李石曾、蔡元培这批前代留欧学人的主导意识来说，首先看中的当然不是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缺乏了解的学子。应该说，直接受到李石曾等期待与扶持的，应算是少年中国学会诸君。就其中人物来看，以曾琦（1892—1951）、李璜（1895—1991）等为代表的第三代留欧学人的应时崛起，当是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现象。虽然我们可以将留欧学人进一步以国别划分之，但基本上的代际区分当若合符节。从留法学界的总体情况来看，大致不外乎三类：学术留学仍占据主流地位，毕竟常年在外，非同小可，所费者甚多，也只有学有所成才是最正经的选择；职业留学，乃是为了学有一技之长，但毕竟这只是李石曾等理想主义者想出的“空中楼阁”，放之于现实的可能性很小，故此往往流于口号；而政治留学则主要表现在经济来源被断绝之后，而不得不做出的选择，也就是走上职业革命者道路的那批留法生（请注意，即便是曾琦、李璜等，其时也不能算是职业政治家）。
一般来说，相比较留日学界的“鱼龙混杂，多学军事法政，好译西书和从事政治运动，在军事革命和文化革新方面功莫大焉”，留学西洋的学生一般在这方面相对淡漠。故此，孙中山曾感慨中国的留学生“最奇怪的是大多数都不知道过问政治”，只有两国留学生给他印象较好，除留日生之外，就是留法生。这当然与他直接接触到张静江、李石曾这般人有关。如果往深里追问，也有法国革命之文化的潜在熏陶影响在。所以，我们一旦比较这样的传统，就会发觉在留西生中留法学人是一个例外。然而，留法学人虽然政治先进、关心国家大事，但就政治信念来说，则相当混杂不一。一方面这或许展现出法兰西作为自由之邦的好处，就是信仰自由、学说多元；但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不小的问题，那就是思想意识上难以统一。必须指出的是，对于前代留欧学人来说，这就一直是一个让人困惑的问题。譬如吴玉章就谈及他们的冲突与分歧：
辛亥革命后我同李石曾等喜欢克鲁泡特金的科学的无政府主义，在法国时对于法国的合作主义也认为是到社会主义之路。我常同李石曾说：“我们应该有一个有力的组织。”李说：“无政府主义是不要组织的，只需从教育方面多感化一些人就好了。”但我总是怀疑这样是很难有成效的。
这涉及留学理想的方向问题，但李石曾这样的人物显然很有趣，他坚持自己的无政府主义理念，也不要求别人无条件地同意和追随他。这样的政治理念，当然绝没有在政治现实操作层面成功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大多数人是要追求明确的“功利”的，所以吴玉章日后走向共产主义也不难理解，因为他“看到了布尔什维克要以革命职业家来组织坚强的、战斗的党来消灭人类的敌人，改造成没有人压迫人的社会”，如此则成功自然可期。
前代留欧学人仍在困惑之中，后代留欧学人却已跃跃欲试。那么，我们要追问的自然就是，后代留欧学人究竟面临怎样的历史语境，又会选择怎样的突围之路？实事求是地说，“五四”背景不但为他们造就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也给他们提供了一块大好的练兵场。用何长工的话来说，1921年之前，“我们在巴黎做工的很多同学，都没有组织起来，四面八方，各自谋生，形势发展使大家逐渐认识到需要组织。这在‘五四’运动中大家都感觉到了。如今到了国外，勤工俭学各闯各的路不是办法，要共同谋生存，特别在政治上要有出路，感到这是至关重要的，比眼下的黄油和面包还重要”。当下需求接上“五四”经验，使得勤工俭学生必然要寻求一种组织发展的思路，再加上背后潜在无形的“看不见的手”的有力推动，则旅欧共运已然呼之欲出。在何长工看来，相当一批勤工俭学生从“实业救国”的思想中转变过来，原因固然相当复杂，但三个核心人物的影响不可忽略，“周恩来同志、蔡和森同志、赵世炎同志等的宣传和教育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他们应该说是我们转变思想的‘启蒙老师’”。事实上，在旅欧共运的兴起过程中，这三位确实是最关键的领袖人物。下面我们就以他们为重点个案做较为深入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