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之使欧，有其特殊背景。所以，不仅驻扎伦敦，他还兼任驻法公使之职，这样就使得他也要与法国事务打交道。和留法学人的关系，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首当其冲的，当然是马建忠。马建忠（1845—1900）早年随其兄马相伯入徐汇公学（耶稣会背景），1870年脱离教会后入李鸿章幕府，襄办洋务。而在任期间，最重要的一件事务就是协助李鸿章与威妥玛进行关于“马嘉理案”的烟台谈判，所谓“文忠此举固有定识，而随员中有丹徒马眉叔，通达中外情势，颇有翊赞之功”。可见马建忠在这次交涉过程中的功用。而正是由于这样的机遇，1877年马建忠才得以另外加入名单，随福州船政学堂学生一同留学。而且不同的是，这意味着马建忠兼有留学生、外交官的双重身份，这应算是一份很特殊的荣耀。光绪四年正月二十六日，李鸿章致函兼任驻法公使的郭嵩焘：“马郎中建忠，志趣尚好，人亦聪明，法文法语俱精，现在官学讲习交涉律例，可备就近驱策，倘能兼翻译又不误所学，则两益矣。”而四月郭嵩焘赴法，并办理呈递国书的外交活动，马建忠“兼办翻译事务，并承多加薪水”。由此看来，李鸿章的推荐或许是一个重要因素。
彼时两国外交，多借助翻译进行，故此承担“口舌”功用的翻译绝非是可有可无的角色，而在重大场合担任外事翻译，显然更是一件很出彩的事情。1878年，郭嵩焘赴爱丽舍宫（Palais de l’Elysée）向法国总统麦马韩（Mac-Mahon， Marie Edme Patrice Maurice de，1808—1893）递交国书，随从者有德明、联芳、马建忠、陈季同等人：
德明递交国书。宣读诵辞，马建忠复以法文译诵。其伯理玺天德复宣读答辞，马建忠译言：“伯理玺天德云：‘初闻中国简派大臣驻扎法国，甚为心感。迨后闻所派为贵钦差，早闻其名，尤为喜悦。得钦差居此，必能使两国和谊日深，交相维系。遇有应办事件，无不竭力帮助。’”因相与鞠躬而退。……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马建忠扮演了重要国事活动中的翻译角色。向总统递交国书，是何等重大场合？即便那时的使馆工作人员数量较少，但能够被遴选出任这样的工作，显然其已得到公使的高度重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马氏的法语水平应该是相当不错的，毕竟他出身于徐家汇的教会学校。数日之后，郭嵩焘就向总理衙门发出了“咨派帮办翻译马眉叔、陈敬如、罗稷臣”的函件，对马建忠等人的作用予以正式的官方确认。
但以郭嵩焘之敏锐好学，绝不会仅仅将马建忠作为“口舌”来看待。同对待严复一样，他显然很看重马氏作为留学生的角色，譬如他在日记就详细记载此况，“马眉叔在巴黎政治学堂专学公法，其学堂肄业大纲，分为五等：一、出使各国；二、国家机密政事；三、地方管理民事；四、户部征收赋税之事；五、总核出入款项。每岁户部、外部拔取其优，以备录用。而在馆肄习者以两年为期，或专习，或全习，期于有成。”不但观其大略，而且详细记录了其就读的巴黎政治学院（Sciences Po）的21种课程情况，然后进一步涉猎到具体内容：
其教法，有讲论，有问难，又别有指授英、普两国语言文字之师。每年由师考验，第一年专主问答，第二年考试论说，得优等给以凭照。每日讲论二次：
一、论使臣专为通声气、采虚实，知彼知我。……
一、论各国外务院各有公司，章程大同小异。……
一、论比利时初立国，法人议合二国之关并而为一，一纳进口税，可以通行两国之地，不再征收，按月分派。欧洲各国以为法人兼并比国之渐，却其议。……
一、论日本重修和约，增改二事：一详定税则；一禁止外国商船在日本口岸贩运。……
一、论英、法税则，历来本重，甚且有值百抽百之数，禁货亦多。近年英国立约，减定税则，商货大畅。英、法制造诸厂，因之日兴。……
一、论意、法之文出自剌丁；英则半由剌丁；奥、普则尽由撒克桑。
应该说，这段记述相当详尽，不仅有具体的教育方法、制度层面的观照，更有对课程内容的深入剖析。而更重要的是，所有这些思考，都是与中国的现实国情和国策应对的关心和思考相结合的，譬如关税、条约、公司等问题也是中国发展所急需了解的情况。但如欧洲语言的谱系论述，似不尽然，拉丁语系——日耳曼语系的对立是欧洲语言——文化的基本模式，奥、普固然以德语而为日耳曼语系核心语言，英语亦属日耳曼语系。这种论述不知是郭氏错记，还是马氏错学？但对欧洲语言内部的源流和关系的关心，却是显而易见的。郭嵩焘之好学，由此可见一斑，但他对法国的了解，也还没有仅仅停留于借助法国教育与学校课程而获知的层面，他还注意考察这些现象背后的所由然，进而接触到法国历史与文化层面。譬如他在巴黎之时，就曾周游市容，对风景名胜多有关注。而法国人的同行，自然也就使得旅游之中融汇了法国历史文化的基本知识。不仅如此，还有戏剧，先是日意格（Giquel， Prosper，1835—1886）“邀赴倭伯亥戏馆观戏”，第二天李凤苞“又邀至舍得来戏园观剧，戏园不及倭伯亥之半，而戏剧变化奇离，惊心动魄，不可端倪”。戏剧本是西方特有的一种文化生活方式，它兼具双重色彩，既是一种娱乐工具，也具备那种更深层次的文化与教育功用。法国戏剧之发达，在欧洲各国中也算是出类拔萃的，而诗人往往又兼具戏剧家的妙笔与思想家的深思，这就必然使得由文学层面而逼近精神层面，尤其是具有代表性的诗人与思想家。果然，郭嵩焘在日记中已然接触到法国精神的核心人物。他这样记述道：
法人百年前有名华尔得尔者，著书驳斥教士，时教主之权方盛，欲以罪加之，华尔得尔闻之逃去。已而卒，教主乃焚其尸，当风扬尘。同时有乐苏者，持论亦同，皆为教士所深嫉。近年改为民主之国，教士权力亦减。问华尔得尔之卒距今恰及百年，法人为开大会，重刻其书。历百年而始追思其言，其名亦因以大显，足见人心心理之同也。
作为不通外文的最初使节，郭嵩焘虽有走向世界之志，但了解却很难当得深刻，此段叙述亦同样不尽准确。但重要的是，由此一通道而进入现代中国场域的伏尔泰与卢梭，却值得充分关注。必须指出的是，郭嵩焘自己不通法文，所有关于法国文化和精神界的信息，自都通过翻译而获得。除了短暂接触的法国通汉语者如日意格外，主要都是通过留法学人尤其是担任翻译的马建忠、陈季同等获得。马建忠给郭嵩焘的印象显然相当深，日后归国后与林乐知同访徐家汇的天主教学堂，还拿马建忠来做比较：“马眉叔受业于此十数年，今此学不过十数人而已。”但郭嵩焘对马建忠的评价却不及严复：
眉叔天分高出一切，于西法初涉其流，便怀易视之心，殆犹中土虚骄之气然也。其欲以所见闻汇为一篇，名曰《闻政》，分列八门，一曰开财源，二曰厚民生，三曰裕国用，四曰端吏治，五曰广言路，六曰严考试，七曰讲军政，八曰联邦交，似欲假西法以附于中土语经济之学；其名近似，而与西洋立国之本，固亦未有当也。
马氏之策略从经济振兴入手，而将政治改革滞后；郭氏则一贯主张先改良政治环境，因其作为官场中人，深悉晚清吏治之腐败。故此，从郭氏的角度看，这样的批评并不错，但当初严复何尝不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郭公使对严氏似乎褒扬的成分更占上风。说到底，或许更多的还是由于生性是否契合的原因。当然事实上，马建忠并未完成这部《闻政》大作。在日后的生涯之中，马氏在中国文化史和思想史上的整体贡献也确实要逊严复一筹。但郭嵩焘似乎对严复确实也“高看一眼”，因为即便是陈季同，在郭嵩焘的心目中也仅是“酬应明干”，而“其识见远不逮严宗光”。如果比照其在卸任之前正式行文南北洋大臣，保荐严复等六人的咨文，这点就会看得更清楚。
其实，马建忠亦非常人。他曾解释自己因为深受太平天国、第二次鸦片战争等时代动乱之刺激，而“决然舍其所学，而学所谓洋务者”，他的抱负相当不一般，乃是“窃尝欲上下中外之古今，贯穿驰骋，究其兴衰之所以，成一家之言，举以问世，顾有志未逮”。这一点，在李鸿章对马建忠的态度上也表现出来了。后者对马氏非常器重，曾上专折保举，强调其“勤学好问，周历法、英、德、奥、瑞士、比利时、意大利等国，闻见博洽，又兼充出使大臣郭嵩焘、曾纪泽翻译官，历著辛劳”，希望将其赏加二品衔，“备充出使各国之用”。比较郭嵩焘、李鸿章与严复、马建忠之间的相互关系，确实饶有意味，但这更多地属于个体之间的生性契合的问题，也有无可奈何的地方。总体来说，前代精英对后代精英的关注和提携，应更多地落实在一种制度性框架中来认知，这才是最根本的。如此，我们应当注意到郭嵩焘与留法船政生的接触也是有一定之面的。如在光绪四年四月十三日离巴黎返伦敦时，不仅有李凤苞等外交官、日意格等送行，也有留学生，“艺徒刘章甫、裘信泉、郭璋如、叶熠轩四人亦至，并在马赛学习机器者。其张起正、陈可会在腊孙习船工，任照、黄桂芳、吴学锵在沙汕穆习炼铁，皆未见。又学生十四：魏瀚、陈鹤亭、郑景谿、陈咏裳在楂浦官学，罗醒尘在汕得细矿务学堂，吴焕其、梁蔚如、杨秉清、李叔芸、林叔和在渡郎官船厂，林旭台、林仲明、张丽浦、池玉如在科鲁苏炼铁厂，均以日有课程，未来见也”。从这份名单的详细记录上来看，郭公使相当之有心，不但记其名，而且关注其学校专业，可见他对留学生的情况非常关注。
尽管郭公使对马建忠之总体评价不是非常高，但对培养其人却贡献不小。至少在以下三端对马建忠之成长发展颇为重要：一是“压担子”。譬如前面提到的使其担任国书呈交的重大国事活动的翻译任务，以及“遣马眉叔赴法兰弗尔得万国公法会”，这都给了马建忠见“大世面”的可能性，使得他能够在重大外交场合“出人头地”。当然这也是对青年外交官的一种磨炼和“玉汝以成”。二是“给机会”。譬如茀里兰得邀往保护制造会，郭嵩焘“以不能通知语言文字，乃令马眉叔、联春卿二人偕往”。不久，法国善后会的会议，还是“遣马眉叔、联春卿二人往代”，但已关注其内容。甚至法国总统邀请的阅兵式，他也“邀马眉叔同往”。这些机会，使得马建忠能经历一般外交事务有大量的“量”的积累，能够不断娴熟其作为一种技艺的事务性处理能力，有助于他成为一个成熟的外交官。三是“常交流”。郭嵩焘本身乃是上代精英人物中少有的博识通达之人，兼有公使之身份，故此见解非凡。在郭氏日记中，我们经常可见彼此交流的记载，这对于一个在成长中的人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由此可以不断获得一个年长的前辈的教益和指导。故此，郭嵩焘与马建忠的交谊展示了另一种可能，就是即便作为外交官领袖的公使对于留学生并非发自内心的激赏，因为像郭、严交谊只能说是可遇而不可求，他也会努力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对其进行培养和爱护，毕竟相逢就是有缘，前辈与居上者的大度、宽容、远见，乃是关键因素。当然，值得指出的是，严复毕竟是专职留学生，与郭嵩焘不必“朝夕相处”，故此展现更多的往往是“卓识高论”的一面。而马建忠则须承担使馆的一应工作事务，彼此之间相处的时间和机会也多，除了会在公使面前展现新知，有时难免不暴露其更多的弱点。这也是我们在比较同为留学生的严复、马建忠的郭嵩焘印象“有所区别”时应当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毕竟人脱离不了具体的社会语境而生存，郭嵩焘同样不能离开他所具有的那个公使位置来考察周围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