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创立后之障碍
中山奔走革命时，曾本世界进化潮流，循各国已行之先例，鉴其利弊得失，规定一种革命方略，分革命时期为三。第一为军政时期，用军法打破满清专制，扫除官僚之腐败，改革风俗之恶习，解脱奴隶之不平，洗净鸦片之流毒，破除风俗之迷信，废去厘卡之阻碍。在此以后，第二为训政时期，施行约法，建设地方自治，促进民权发展，以一县为自治单位。在训政时期，要扫除县之积弊，使过半数人民了解三民主义，归顺民国，清查人口，厘定五权宪法，立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均对国民大会负责。第三为宪政时期，是时实施宪法，各县人民有普通选举、创制、复决、罢官之权，一国政治则选国民大会代表执行之。先生光复后主张施行革命方略，以达革命建设之目的；当时同志以先生理想太高，多不赞成，先生晓谕再三，卒无成效。先生因同志于革命成功之后，多不守革命信誓，不从领袖主张，结果至多不过以新官僚，于国于民毫无所补。且财政支绌，在在制肘，军队复杂，多属乌合之众。政府旗帜下之军队，虽号称十七师人，只广东浙江调来之北伐军较有战斗力。而浙军军官不愿向前开仗，最高军事机关不能加以裁判。广东军队人数不足一师，犹赖之战败张勋及北洋第五镇。南京政府与袁世凯议和时，先生初尚不肯妥协，陆军总长兼参谋长黄克强告人云：“如和议决裂，我亦无法下动员令，惟有切腹以谢天下。”先生以无真正革命军队为后盾，无法实行其革命事业。因此种种原因，先生遂不得不与反革命军阀代表袁世凯妥协，允诺和议，甘让总统，舍政治而从事实业，研究实业建国计划。先生之主张既不行，民国及革命前途，遂入于黑暗矣。
（《孙中山轶事集》）
孙中山、宋渔父之演说
沪上为人文荟萃之薮，政治家多于其地开演说大会，为舆论之先河。民国二年，宋渔父在国民党支部演说袁政府种种失政。民国五年，孙中山在张园演说五权宪法，各畅论至数小时，众皆叹服。
（《新世说》）
讨袁失败
南北议和之后，先生主张须袁世凯至宁就职，民国迁都南京，不许袁世凯以清帝退位之诏为组织共和政府之证据，要求袁氏宣誓服膺共和，永绝帝制。但当日同志未见及此，不表同意，遂让袁氏食其就职南京取决人民公意之前言，以养成弁髦约法推翻共和之后患。袁氏暗杀宋教仁后，先生知袁氏之终将叛国，拟利用人心之愤激，外联日本，速举讨袁之师。然因同志不敢先发制人，欲静待法律解决，迁延日久，坐失时机。五国借款，袁氏不经国会承认，违法成立，反对之声举国若狂，先生主张速兴问罪之师，表示全国人民不承认借款之公意。五国银行已因先生忠告允于二星期内停止付款，然而先生令广州上海独立，同志犹豫不决，海军自愿宣告独立，亦为同志所阻。北军来沪，亦未能邀袭海上不使登陆，于是袁氏得利用善后借款，购军械，充兵饷，买议员，赏奸细，笼络海军，陆续运北兵南下。待袁氏布置周到，取消国民党各都督，各省始起讨袁之师，已太晚矣。
（《孙中山轶事集》）
组织中华革命党
先生退职后，欲率同志为纯粹在野党，从事扩张教育，振兴实业，暂不干涉政府事务，然同志又以为空涉理想未果。宋教仁等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时取干涉政府用人态度，于是革命团体一变而为政治集合。滑头官僚恶劣绅士，看风使舵，纷纷加入国民党，表面非常发达，实则分子复杂已极。当时先生国民党成立后最后赞成，仅被选为理事之一，不甚顾问党事。先生盖已预料其必无良好成绩矣。及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铁鞭一击，不忠实之党员一哄而散。先生乃在日本集合同志，另组中华革命党，由政治集合回复至革命组织，同时将民元国民党，宣布解散。鉴于以前之失败，将党员加以严密训练，使能准切服从党及首领之命令而动作，日后革命之逐渐近于成功，实肇基于此。
（《孙中山轶事集》）
联日未果
宋案发生，中山先生适归沪上，知袁世凯之必背叛民国也，决意去之。惟时先生以日本与我为邻，亲与善邻，乃我之福。日助我则我胜，助袁则袁胜。故认联日为重要问题，决意亲往接洽，而党人漠然视之，力尼其行。袁氏则使孙实琦李盛铎至日联络。日本政府目光如豆，深忌中国之强，尤畏民党得志而碍其蚕食之谋，故屡助官僚以抑民党，必期中国永久愚弱以遂野心，故日本遂与袁氏结纳矣。
（《孙中山轶事集》）
袭夺肇和兵舰
当袁世凯着手预备帝制自为时，国人虽心多不甘，然怵于袁氏兵威，莫敢公然反抗。中山先生乃思以出奇制胜之手段，表演革命党人之义勇精神，以激动民众观听，发扬民众志气，于是一幕敢死队壮烈之武剧，遂开演于上海黄浦江中矣。
二次革命时，袁氏派郑汝成守上海江南制造局。赖军舰之掩护，陈英士、钮惕生等，虽屡次奋力攻击，迄未得手。故中山此次发动，拟先夺取兵舰，再赖其炮火之力，协服其它之一舰。计划既定，于是敢死队遂试身手于各国战舰商轮聚集之江面。
党人以小轮及渡船，驶近肇和时，均一一就缚。及取钥开炮位室门，以备用轰击其它一舰时，守炮位兵士急以探海灯报告岸上及他一舰，并将钥匙投入铁门。岸上及他一舰已有戒备，遂围攻肇和。互攻多时，党人势力不敌，只得乘小艇离舰登租界。此一次之攻击以效果论，虽无若何成功；但以动人观听，激发人心，及目的之合理而论，实足以表示大英雄之非常精神，而为正式反袁动作所必要者也。
（《孙中山轶事集》）
中华民国建设计划
民国八年夏，先生以广州政府为桂系军阀把持，不能合作，乃向非常国会辞职，率戴季陶、朱执信、廖仲恺等赴沪，办理建设杂志，并从事起，草建国方略，创行易知难之说以唤醒民众。其著作千头万绪，秩序井然，开中华建国之百年大计，诏示后人永久之方略，与发表此种著作之用意也。
《建设杂志》发刊辞：“我中华民国，以世界至大之民族，而拥有世界至大之富源，曾感受世界最进化之潮流，已举行现代最文明之革命，遂使数千年一脉相传之专制，为之推翻。有史以来未有之民国为之成立。然而八年以来，国际地位，犹未能与列强并驾。而国内则犹是官僚舞弊，武人专横，政客扰乱，人民流离者，何也？以革命破坏之后而不能建设也。所以不能者，以不知其道也。吾党同志，有见及此，故发刊《建设杂志》，以鼓吹建设之思潮，展明建设之原理，冀广传吾党之主义，成为国民之常识。使人人知建设为今日之需要，使人人知建设为易行之功，由是万众一心以赴之，而建设一世界最富强最快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此《建设杂志》之目的也。兹当发刊之始，予乐而为之祝曰，建设成功，中华民国之建设迅速成功。民国八年八月一日孙文。”
《实业计划》自序：“欧战甫完之夕，作者始从事于研究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而成此六种计划。盖欲利用战时宏大规模之机器，及完全组织之人工，以助长中国实业之发达，而成我国民一突飞之进步，且以助各国战后工人问题之解决。无如各国人民，久苦战争，朝闻和议，夕则懈志，立欲复战前原状。不独战地兵员，陆续解放，而铁路工厂，亦同时休息。大势所趋，无可如何。故虽有三数明达政治家，欲赞成吾之解决，亦无从保留其战时之工业，以为中国效劳也。我固失一速进之良机，而彼则竟陷于经济之恐慌，至今未已。其所受苦痛，较之战前尤甚。将来各国欲恢复战前经济之原状，尤非发展中国之富源，以补救各国之穷困不可也。然则中国富源之发展，已成为今日世界人类之至大问题，不独为中国之利害而已也。惟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此后中国存亡之关键，则在此发展实业之一事也。吾欲操此发展之权，则非有此智识不可，吾国欲有此智识，则当读此书，尤当熟读此书。从此触类旁通，举一反三，以推求众理，庶几操纵在我，不致因噎废食，方能泛应曲当，驰骤于今日世界经济之场，以化彼族竞争之性，而达我大同之治也。”
（《孙中山轶事集》）
广州蒙难
叛逆显露 中山先生以陈炯明、许崇智粤军驱逐桂军，统一广东，复出兵攻桂，败陆荣廷辈。先生乃主张取道桂省，出师北伐。时陈炯明任粤军总司令兼广东省长，阴萌叛志，不肯接济军需，半年之内，无一粟一弹之补助。先生尽力晓谕，勉与周旋，然陈氏顽梗不化，不得已乃率师反粤，改道北伐，命李烈钧、许崇智进攻江西，自向陈炯明剀切说明北伐利害。陈氏一味反对。后先生以陈所欲争者在两广，或恐北伐后于彼地盘有碍，乃向彼明白直说，谓如北伐成功，则政府不迁至武汉，即迁至南京，决不再回广东，两广地盘，当然付托于陈，请陈作北伐军后援。如北伐不幸失败，则先生等亦无面目再回广东，是时一任陈如何处置，虽与北方政府拉拢，投降北方，亦决不加干涉。而陈氏当时已私通吴佩孚，仍竭力反对。先生无法，只得免陈本兼各职。时陈已有骑虎难下之势，遂叛党叛国，逞其凶贼狠毒之手段以危害孙先生矣。
临危不忘职守 民国十一年六月十五夜十时，众侦知陈军确有不轨行动后，请公离总统府，公以为误传，及十二时，消息尤恶，公犹未之信，众云如其果有不利于总统时当奈何。公云，“我身当其冲，岂可不重职守，临时退缩屈服于暴力之下，贻笑中外，污辱民国，轻弃我人民付托之重任乎？我当为国除暴，讨平叛乱，以正国典，生死成败非所计也。”其决心坚忍如此。及二时许，有某军官司自粤军潜出报告各营炊事已毕，定二时出发，并声言以二十万现金为谋害总统赏金云云，继闻各方号音自远而近，乃知其已发动，即命卫队准备防御，是方三时，林直勉等复劝公出府，公言“竞存果作乱，则戡乱平逆是吾责任，岂可轻离政府，放弃职守，万一力不如志，惟有一死殉国以谢国民而已。”当时以事急，各员见公坚定未可言动，乃强挽公出府。时公参在叛军中，从容不迫，履险如夷。旋即安珠抵海海军总司令部与温司令等同登楚豫舰云。
伍总长逝世后之激厉军心 十七日外交伍总长晋谒孙公共商招讨，公曰必率舰队戡乱，不欲一个人避难偷生，伍氏韪之。待念三日忽闻伍逝世噩耗，公泣不可仰，海军怨愤益烈，公乃慰之曰：“今伍总长之殁无异代我先死，亦即代诸君而死。为伍总长个人计，诚死得其所。惟元老凋谢，自后共谋国事，同德一心，恐无如伍总长其人矣！吾军惟有奋勇杀贼继成其志以尽后死者之责……”
海军士兵咸入国民党 公以至诚待人，海军全体咸愿加入国民党，表示其服从总统始终不渝之决心，继闻海军高级长官有与叛军议和将成事实，公皆一笑置之，深信海军将领深明大义不为利诱，故各将领对公拥戴益力。
以文天祥自待 七月一日公在永丰舰，有锺某持陈炯明书来，中有“十年患难相从，此心未敢丝毫有负钧座，不图兵柄现已解除，而事变之来仍集一身，处境至此亦云苦矣。现惟恳请开示一途，俾得遵行…”又魏师长亦至舰问总统可否准其调解。公以陆秀夫之历史勉魏，而以文天祥自待。言宋代之亡尚有文、陆，明代之亡亦有史可法等，而民国之亡如无文天祥其人则何以对民国已死之同志，垂范于未来之国民以自污其民国十一年来庄严璀璨之历史，而自负其三十年来效死民国之初心乎？
身先士卒 七月十日上午二时，公命永丰、楚豫等舰由海心冈驰至三山江口。拂晓命驶车歪炮台，逆军还击。当时各舰以其布置周密，进退莫决。公以民国存亡在此一举，今日之事有进无退。乃于九时半下令先以坐舰表率前进，然后再命各舰鼓勇直前，不料通过时逆军野炮密布两岸，各舰通过皆受微伤，而坐舰连中六弹，死伤尤甚，不能久持，故即直入省河白鹅潭，准备召集各舰再举。公经此奇险不以为忧所以为乐，精神亦倍加于前。
孙总统之真面目 当时广州夏税务司到舰问总统是否来此避难。公言“此为我之领土，我可往来自由，岂可谓之来此避难？”夏乃言：“白鹅潭为通商港口接近沙面，万一战事发生，窃恐引起外国交涉，不如请总统离粤，俾可通商自由。”公言：“此非汝所应言者，我生平不服暴力，不畏强权，我只知正谊与公道，决不受无理之干涉！”夏乃默然，如礼辞去。时某西人在座，出谓其友曰：“我今日方见孙总统之真面目，是为中国之真爱国者。谁谓中国无人也？”
总统当死民国 七月十日海军总长汤廷光来函请停战，彼愿负责调解。公复函云：“专制时代，君主尚能死社稷；今日共和国家，总统死民国，分所应尔。如叛徒果有悔祸之心，则和平解决，我亦所愿也。”十一日接汤信，议和条件以双方敌体相视，且以明日十二时为限。各士兵闻之不胜愤激，公即命秘书起草覆绝其调停。
困苦艰难倍于前敌 公在舰一月有半，除授前敌许军长等作战方略及听候捷报外，即在舰苦心孤诣任排难解纷之劳剧也。盖各舰将士皆有为之青年，惟动激意气不顾大体，且乏互助精神。士卒又多分省界，易滋误会。故公之在此比之前线作战困难更甚。如稍无毅力坚忍之心，断不能维持若是之久也。
各国海军之赞叹 当叛军以小轮袭击舰队之风声益急，公面授各舰长以防备计划，布置周密，各舰士卒亦振作精神，日夜不息，毫无倦容。公言：“吾国海军皆能如今日舰队将士之服从命令，则国事早定，岂复有如此之变乱乎？”各国海军见我将士勤劳守职历久不倦，亦为之赞叹不置。尝对公曰：“贵国海军士卒能如此服从坚守，陈炯明虽有三百艘小轮，三千敢死队，亦无所施其技矣。”
未得确息决不轻离 各方消息皆云我军败退，南雄为叛军占领，有人言前方既失败，总统无留粤必要，盖逆军后方之兵力已难牵制，此时又不能集合各方义军攻取省城，而前方基本部队之战机决非一时所能挽回，则总统在粤，昔日之所谓维系军心者已失其效，如仍株守舰中，徒冒无谓之险，亦复何益？故当速离别谋进取，以安置前方军队为要图也。公言须得前方确报，我心方安，否则轻离舰队放弃职守，其将何以对前敌与舰队将士？此七月七日事也。翌日居正、程潜到舰商行止，公之决心仍不稍动，盖各方消息日言逆军来袭，终未见其来，公料其必无胆略，故虽日在惊涛骇浪中而安定如常也。
决定离粤实况 九日有人密报陈炯明袭舰计划，专袭坐舰一艘，一面贿买坐舰士兵中立，一面贿买某舰官长发炮射击沙面外人居留地，假作抵抗之势，以为炮由舰队所发，使外人干涉，嫁拳匪之祸于总统。公言我信陈或有此计，然今幸败露，当不致为所陷害，吾可派人通告各国领事，嘱其自卫，如果有此惨无人道嫁祸贻患之不轨行动，陈炯明当负其责。是日某顾问来报，言前月杪南雄确为北军占领，故前方报告不能达到，北伐军已于六日退龙南，此息确实无疑。公以某顾问向不轻言战情者，乃召集各舰长会议，佥谓赣南失陷，南雄不保，前方腹背受敌，战局必危，总统株守省河，有损无益，遂议决离粤赴沪之计。并托某顾问通告各国领事总统即日离粤云。
一息尚存，此志不懈 是日午后三时徇英领事之请，乘炮舰摩汉号护送至香港，所有舰队善后事宜委林秘书李参军妥办，并发恩饷一月。四时由广州出发，七时出虎门要塞。盖公自六月十六日蒙难以来，迄今四五十日方离广州，乃与众言曰：“不图吾与君等竟得脱险以有今日，一息尚存，此志不懈，民国责任仍在吾人身上，不可轻弃以自负初心也。”
出险后之外交谈 公是夜与幕僚纵谈时局又及外交，兹摘录其梗概焉。公云：“美国素重感情，主持人道；法国尊重主权，又尚道义；而英国外交则专重利害，惟其主张中正不偏，又能识别是非，主持公理，故其对外态度尝不失其大国之风，在在令人敬爱。吾国建设当以英国公正之态度，美国远大之规模，以及法国爱国之精神为模范，以树吾千百年永久之计。然而今日中国之外交以国土邻接关系密切言之，则莫如苏维埃俄罗斯。至于国际地位言之，其与我国利害相同毫无侵略顾忌，而又能提携互助策进两国利益者，则德国是也。……今后吾国之外交，对于海军国固当注重，而对于欧亚大陆之俄德二国更不能不特别留意焉。”
按，以上摘录蒋介石先生所著之《广州蒙难记》。孙先生序该书云：“……兹纪殆为实录，余非敢取于其溢词，仅冀掬诚与国人相见而已。余之知人之鉴不及豫寝逆谋而卒以长乱，则兹编之纪聊以志吾过……”于此可见公之肫挚坦白，非常人所可及也。
（《孙中山轶事集》）
护法之原因
中山先生自云：“自民国二年至于五年，国内之革命战事，可统名之曰讨袁之役；自五年至于今，国内之革命战事，可统名之曰护法之役。袁世凯虽死，而袁世凯所遗留之制度，不随以俱死；则民国之变乱，正无已时，已为当人意料所及。果也，会不期年，而毁弃约法解散国会之祸再发。驯致废帝复辟，民国不绝如缕。复辟之变，虽旬余而定，而毁法之变，则愈演而愈烈。余乃不得不以护法号召天下。”
“夫余对于临时约法之不满，巳如上述，则余对于此与革命方略相背驰之约法，又为何起而拥之？此必读者所亟欲问者也。余请郑重以说明之。辛亥之役，余格于众议，不获执革命方略而见之实行。而北方将士，以袁世凯为首领，与余议和。夫北方将士与革命军相距于汉阳，明明为反对民国者；今虽曰服从民国，安能保其心之无他？故余奉临时约法而使之服从。临时约法为服从民国之证据，余犹虑其不足信，故必令袁世凯宣誓遵守约法，矢忠不二，然而许其和议。故临时约法者，南北统一之条件，而民国所由构成也。袁世凯毁弃临时约法，即为违背誓言，取消其服从民国之证据；不必待帝制自为，已为民国所必不容。袁世凯死，而其所部将士，袭其故智，以取消其服从中国之证据，则其罪与袁世凯等，亦为民国所必不容。故拥护约法，即所以拥护民国，使国之人对于民国，无有异志也。余为民国前途计，一方面望有更进步更适宜之宪法，以代临时约法，一方面则务拥护临时约法之尊严，俾国本不因以摇撼。故余自六年至今，奋然以一身倚护法之大任而不少挠。”
“护法事业，凡三波折。六年之秋，余率海军舰队，南去广州。国会开非常会议，举余为大元帅，余乃以护法号令西南。西南将帅，虽有阴持两端不受约束者，然于护法之名义，则崇奉不敢有异。故其时西南与北方战，纯然护法与非法战也。及余解职去广州，继起之军政府，对于护法，不能坚持，而西南诸省，因之亦生携贰，率至军政府有悍然取消护法之举。于是护法事业，几于坠地。九年之冬，余重至广州，翌年九月，再被选为大总统，始重整护法之旗鼓，以北向中原。而奸宄窃发，进行蹉跌。北方将士，反以护法相号召，冀收统一之效。余固喜之，顾以国会问题，犹未解决，护法事业，终为有憾，然余甚顾以和平方法，睹护法之完全告成也。护法之战，前后六载，国家损失，不为不重，人民牺牲，不为不大。军兴既久，所在以养兵为地方患，故余于护法事业将告结束之际，发起化兵为工之主张，以补救之。如实行此主张，于国利民福，常有所禆。否则护法之役，所得效果，惟留法不可毁之一念于国人脑中而已。较辛亥、丙辰所得结果，不能有加也”。
（《孙中山轶事集》）
拒绝北上
民国十一年四月，直奉之战发生，直系军阀胜，逐徐世昌，迎黎元洪入京。黎于六月十一日复就所谓总统职，恢复旧国会，先后派黎树等迎先生北上。先生以封建势力并未铲除，革命尚未成功，拒绝其请。八月十五日发表宣言，大意谓：（一）合法国会当自由集会行使职权，（二）惩治祸首，（三）实施兵工计划，（四）发展实业改善人民生计，（五）实行全民政治不容军阀假托割据。当时先生盖已洞知直系军阀拥黎之内幕，黎元洪非可与合作之人，决不肯自陷于污泥中也。
（《孙中山轶事集》）
三民主义宣言
十二年一月，先生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说明今日清廷虽覆，中国竟陷于列强殖民地之地位，仍有再申民族主义之必要；对于阶级选举之代议制度，认为非民权之真义，主张实行普通选举，直接投票，确定人民种种之自由权；对于民生方面，主张国营实业，平均地权，改革币制，保障农工妇女之权利。
（《孙中山轶事集》）
严斥悍将
民国十二年，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等由广西出兵逐走陈炯明，迎中山先生由沪赴粤。先生时虽久居沪上，救国之念未尝一日忘。既有一线生机，自当力排万难，继续奋斗。莅粤后各军公推为大元帅。时先生虽被举为大元帅，而骄兵悍将跋扈自恣，种种害民行为，如包庇烟赌，强拉民夫，勒索商民，抽收苛细杂捐，无一不违反革命军宗旨而为先生所疾首痛心。先生忍无可忍，一日在会议席上将杨、刘等严加申斥曰：“此次余返粤前，安居上海，尔等今日种种行为，竟借余之名义，以扰害乡邦。夫革命家以全人类为念，苟利于民，个人名誉本无足惜，苟利于全国，即广东一隅地之幸福亦可牺牲。乃尔等假革命军之名，图个人私利，种种行为，无利有国，有害于民。余不忍再见乡邦之被蹂躏不已，愿即离粤反沪，还我初服！”杨、刘谢罪曰：“大元帅息怒，凡有命令，我等无不凛遵，幸毋弃我等也。”先生乃提出军政统一财政统一案。杨、刘唯唯领受。然自此每次会议，杨、刘等绝不一到。统一案卒无由实行。直待先生逝世，蒋介石、廖仲恺、汪精卫等继承遗志，扫灭骄兵悍将，军政统一财政统一案始克实行，粤省人民始脱苦痛，亦可慰先生在天之灵矣。
（《孙中山轶事集》）
改组中国国民党
中国革命运动纯为惟一革命领袖者中山先生创造革命之成绩。党员则多数不能了解本身之责任与目的，且无完密之组织及严正之纪律，以致意志行动不一，不能实行战略及一切策略。历次革命失败，均由此故。开始中国革命之同盟会，其中分子从各阶级吸收而入，知识阶级及小资产阶级占重要分量，彼辈不能脱生活于封建时代之生存性，又且接受欧美及日本资本主义文化，受浪漫性情重个人自由之理解，与真正革命党性质不能适合，往往误认党为一种道义的结合，纪律过严即谓为机械的人生，党魁行使其指挥权力，即称为过于专制。党员不明了党之策略，党之命令即不能贯徹至各党员。故中山先生云：“为革命党员者先须牺牲。”“须绝对服从党令。”“不畏有反对之敌，而畏有假服从之党员，我辈未打倒敌人，先须打倒此种党员。”此均对症发药之语。及民国十二年陈炯明遁走，先生重莅广州为大元帅，见帝国主义及军阀之进攻日益迫切，知非改善党的组织，不足以抵抗国同外敌人。且鉴于苏俄十月革命全赖多数党指导而成功，即成功后仍步步领导民众进行，于是先生于十三年一月统一的机关，必须有如钢之组织，如铁之纪律。先生本此意义而改组国民党，于是改组后发生绝大影响，功效卓见。改组后年余之时间所尽工作，可抵以前十倍之时间所为者，可见已易懒慢而紧张；同时党员与党之关系，亦易松泛而密切。此所以后日党内几次能将不革命假革命有势力分子淘汰，亦纪律分明，不若以前姑息故也。
先生改组国民党时召集第一次代表大会，发表宣言。此次宣言具见当时在中山先生指挥下之国民党之主张，亦即先生之主张。其要旨述中国之现状，说明帝国主义与军阀相勾结压迫中国，以致内乱纠缠不已，实业发展阻滞，国内市场充斥外货，中国实业即在中国境内犹不能与外国资本竞争，为祸之酷，不独吾国人政治上之生命为之剥夺，即经济上之生命亦为之剥夺无余。国内自革命失败以来，中等阶级濒经激变，万分困苦；小企业家渐趋破产；小手工业者渐致失业，沦为流氓，流为兵匪；农民无力以营本业，至以其土地廉价售人，生活日以昂，租税日以重；如此惨状，触目皆是，遂令中国深入半殖民地之泥犁地狱。次乃指示全国人民之生路，指摘立宪派，联省自治派，和平会议派，商人政府派之错误，以证明只有以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为中国唯一生路。宣言解释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在一求中国民族之解放，为健全之反帝国主义；一求中国境内各民族平等，以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民权主义在于间接民权之外，复行直接民权，惟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国体或个人不容其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民生主义在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对于贫乏农夫，劳苦之工人，应努力求其参加国民革命运动，故国民党于农工运动，必以全力助其发展，以增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势力。自此宣言发表以后，海内靡然从风，革命的国民踊跃加入国民党，一盘国民运动亦因有国民党同志主持或参加，大有蓬蓬勃勃之进步气象。
国民党改组后，以严格之规律的精神，树立组织基础，对于党员用各种适当方法施以教育及训练，使能为宣传主义运动群众组织政治之革命的人才。同时国民党于全国国民为普遍的宣传，使加入革命运动，取得政权，克服民敌。至于既取得政权树立政府之时，为制止国内反革命运动及各国帝国主义压制吾国民众利益之阴谋，芟除实行国民党主义之一切障碍，更应以党为掌握政权之中枢。盖惟有组织有权威之党，乃为革命的民众之本据，而能为全国人民尽忠实之义务也。大会中并订定对外政策七条，对内政策十五条，认为党纲之最小限度，目前救济中国之第一步方法，内容亦载言宣言中。
（《孙中山轶事集》）
编练为主义而战之党军
中山先生在屡次革命运动中，均感无真正的革命党军之苦，此乃中国革命所以不能成功之重要原因。南京政府时代，因在政府旗帜下之军队均属乌合之众，无战斗能力，于是不得不与袁世凯妥协。二次革命亦因独立各省缺乏为革命主义而战之军队，故而失败。盖革命进行，最要者为破坏旧政治机关，军队为政治机关重要部分。在北方不能将北洋数镇军队破坏，故延长反革命势力；在南力虽已破坏旧军队，而不能产生新的有主义之军队。于是不能脱离两种方式：一为用乌合之民军，毫无训练，缺乏战斗力量；一为利用现在之军队，遇有事变，即成反革命之敌人。此两种军队，决不能与人民合作。而中山屡次革命，以无革命党军故，竟不得不利用以上二种军队，如陆荣廷、唐继尧、龙济光、杨希闵等，均曾一度号称革命军，结果均一变而为反革命，于是效果未见，障碍反生。此先生屡次革命所以终不得成功也。及先生见苏俄十月革命攻击反革命军时，创设红军，收伟大成功，为世界革命开一新纪元。其最大特色，即于军事教育之外，有政治训练，使军队人人明白革命主义战斗之目的，完全受党之指挥，同时利用旧军事专门家之经验技术以保持必然之胜利，此种军官亦始终受党员监视。此种红军，凡革命党之军队，均应效其组织。亦惟有革命党之军队，乃能效其组织。于是十三年国民党改组，其时杨希闵、刘震寰等假革命军之名，图个人私利，先生知此种军队必不能为国民党用，且将来必受其害，乃命蒋中正（介石）筹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授学生以军事知识，加以政治训练，使学生均明了国民党之主义，能为党而奋斗。以其毕业生组织党军，入伍后仍时时加以军事政治训练。并仿苏俄办法，在党军中置政治宣传员、党代表，负政治训练宣传之责。由党军之组织成功，遂创造统一中国惟一之柱石。成立之日虽浅，而后日讨伐陈炯明、讨伐杨希闵刘震两次战役，无不以一当百，能以少数队伍战胜数倍之敌人。尤可喜者，党军中每一兵士皆有自信力，信本军之必胜。此即有主义之军队与其它军队不同之特点。且所到之处，均受农民工人欢迎爱护。农民至称之谓“妈妈军”。即讨刘杨之役，刘杨军队人数七八万，而党军仅万余。交绥之际，铁路工人罢工以助党军。于是杨刘军队因乏工人为之运输给养，不战自乱。党军则有工人踊跃争先为之作挖壕运输等种种工作，人民则箪食壶浆以迎。彼此精神上肉体上之苦乐悬殊，胜负可不战而决。故党军所到，敌军望风披靡，悉被缴械。与陈炯明军队战时，农民自卫军在陈军后方射击，以乱其心，陈军以为敌至后方，争先退走。党军经过之地，农民接受革命宣传，尤为容易。党军不止为革命斗争之工具，且为主义宣传之工具；不止与人民合作，直为人民之武力。今后统一中国，扫除反革命势力，必能由党军完成其工作；则先生亦当含笑九原，喜自身所创造之党军，有如此成功也。
帝国主义之国家常谓“军人不应与闻政治。”先生则常对军人云：“你们最要懂得政治。”中国反革命之知识阶级常云：“革命军兴革命党消。”先生则常谓“革命军兴革命党成。”盖党为军队之头目，军队为党之手，两者不能分离。先生知此旨，故有此议论也。
（《孙中山轶事集》）
谈民选议员
孙先生曾谈民选议员制度曰：尝闻中国谐论，有某进士公见人读《史记》，问为何人所著，答曰：“太史公。”进士曰：“太史公是那科翰林？”又翻阅《史记》数篇，即曰不过尔尔。此种笑语，正与华盛顿议院议员所发议论，同一奇妙。美国合众国大总统称President，大公司、大农场首长亦称President。有南部某小州民选下议院议员，系农场出身，未入大都会。一日，在议会中正谈论合众国大总统之权限，此议员即发言曰：“合众国President权限，是否与我农场公司之President一样？农场公司President遇紧要事可召集董事会，合众国President遇有要政，当然可以随时召开议会。”此语一出全场哄笑。盖当时美国议员，竞选者多以金钱占胜利，结果乃有此学识简陋之议员。故予主张民选议员，亦须先有考核，必择其人资望才能学识足以胜任，始投选票。因国家大政大法，固非富有金钱而毫无学识者所得参议也。
（《世载堂杂忆》）
步行演讲三民主义
总理于十三年三月三日，在广州的高等师范开始演讲三民主义，自下午二时至四时，演讲两小时，由河南士敏士厂渡河至高师，路程有六华里。租汽车三辆，总理和侍从乘一辆，卫士乘一辆，便衣侦缉乘一辆。后来总理深觉所租三车每次耗费三十六元，实不合算。于是嘱咐副官，不必备车，由河南渡东堤之后，步行往高师，以省经费。当时总理尚无公家汽车代步，即雇用汽车，每次只需三十六元，也觉得耗费。这是证明他真有平民思想，为了阐扬三民主义，不辞辛勤。总理的伟大，实在难能。
（《革命史谭》）
号召国民会议
民国十三年，曹、吴覆败，先生于十一月十一日发布对于解决时局之宣言，并应国民军冯、孙、胡诸将领及一般国民之请，只身北上，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此其意义，举其大者约有数端。（一）领导国民革命，（二）号召国民会议，（三）使武力与国民结合（以上见解决时局宣言），（四）消灭帝国主义（见中国内乱之因），（五）放弃西南地盘，谋民众的和平统一，（六）制止北方武人之横暴（见先生对上海记者团演说辞）。
先生以国民会议为人民参与政治谋和平统一之最好方法。其北上宣言云：
……凡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者无不败；反之，与国民结合以速国民革命之进行者无不胜。今日以后，当划一国民革命之新时代，使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之现象永绝迹于国内。其代之而兴之现象，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国民革命，必于此时乃能告厥成功，今日者国民之武力固尚无可言，而武力与国民相结合，则端倪已见，吾人于此，不得不努力以期此结合之确实而有进步。
欲使武力与国民深相结合，其所由之途径有二：
其一，使时局之发展能适应于国民之需要。盖必如是，然后时局发展之利益归于国民，一扫从前各派势力瓜分利益及垄断权利之罪恶。
其二，使国民能自选择其需要。盖必如是，然后国民之需要乃得充分表现，一扫从前各派包揽把持隔绝民众之罪恶。
以上二者，为国民革命之新时代与旧时代之鸿沟划然，盖旧时代之武力为帝国主义所利用，新时代之武力则用以拥护国民利益而扫除其障碍者也。
本党根据以上理论，对于时局，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而在国民会议召集以前，主张先召集预备会议，决定国民会议之基础条件及召集日期选举方法等事。
预备会议，以左列团体之代表组织之：
一现代实业团体，二商会，三教育会，四大学，五各省学生联合会，六工会，七农会。
以上各团体之代表，由各团体之机关派出之，人数宜少，以期迅速召集。
国民会议之组织，其团体代表与预备会议同。惟其代表须由各团体之团员直接选举，人数当较预备会议为多。全国各军皆得以同一方法选举代表，以列席于国民会议。于会议以前，所有各省的政治犯完全赦免，并保障各地方之团体及人民有选举之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之自由。
“本党致力国民革命，于今三十余年。以今日国内之环境而论，本党之主张，虽自信为救济中国之良药，然欲得国民之了解，亦大非易事。惟本党深信国民自决为国民革命之要道。本党所主张之国民会议实现之后，本党以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所列兴之政纲，提出国民会议，期得国民澈底之明了与赞助……”
先生于十一月十七日自粤到沪。十九日在本宅开茶话会，招待上海新闻记者，宣布政见，说明此次北上主张为开国民会议以解决国内人民之生计问题及废除不平等条约二事。词旨深切沉痛，其中数语云：
……要解决国事，便不能靠那些议员，要靠我们国民自己，所以我才发起这个会议。要人民明了国家现在的地位，知道政治和人民利害的关系，用下派分子来维持中华民国。我们现在组织这个团体，普通人或者疑惑有力量的人不赞成，没有力量的人徒托空言。殊不知我既是发起这个会议，自然要担负这个责任，对于有力量的人，一定要他们赞成这个会议主张。若是他们不赞成，我就明告于天下，说他们是以暴易暴。现在中国既是定名为中国，总要以人民为主，要让人民来讲话。如果是帝国，才请他们去讲话。假如一天不改国号，他们一天总要听人民的话。那些有十万或者二十万兵的人，我们不能把他当作特别伟大，只可以当作国民守门的巡捕。譬如我的门口，现在有两个持枪的巡捕，来保护我家。上海凡有钱的人，或者是在各省做过了大官的，都用有巡捕守门。那些守门的巡捕，都是有枪阶级。那些主人只能在物质上多给钱，决不能够让那些巡捕来管家事，反对主人。照道理讲，那些有大兵权的人，所有的任务，就是和守门的巡捕一样，不能以为他们是有枪阶级，我们主人便放弃权利，连家中大事也让他们来管。他们这次推翻曹锟、吴佩孚，固然是很有功劳，我们只可以在会议之中，特别设法酬谢，不能说会议的经国大事，便由他们把持。他们在带兵的时候，一方面是军人，但是在不带兵的时候，一方面还是国民。用国民的资格，在会议席上本来可以讲话，如果用军人的资格，在会议席上专横，不让大家公平讨论，我便马上出京，请他们直捷了当去做皇帝。带兵的人，只可以看作巡捕，不能看作皇帝。若是他们自己只要看作皇帝，这次会议开不成，国事还不能解决，中国还不能和平统一，那末国家的大事只可以暂时让他们去胡行乱为。这次推翻曹、吴，他们极有功劳。我们国民不讲话，他们当然可以讲话。不过他们推翻了大武人，还更有小武人发生。大武人要做皇帝，小武人当然可以称霸。所谓大者王，小者侯。以后中国的乱事，当更没有止境，国民的痛苦，更不能解除。我们现在要解除国民的痛苦，以止中国的乱源，便要大家集合各团体，组织大机关，来对武人讲话，求一个和平解决的办法。若使武人还执迷不悟，我们国民只可以宣布他们的横暴，等他们武人再互相推翻，或者总有觉悟之一日。这次北方的事变，是武人推翻武人，有大兵权的人，也可以打破，足见武力不足恃。有了这回事变，一般野心家看见了，或者可以敛迹。但是要我们力争，他们才敛迹。如果目前无人力争，他们便不顾是非，为所欲为，以后的乱事，便不知道要到一个什么地步了。
“有了这次北方事变发生之后，究竟能不能够收束，以后中国究竟是治，或者是乱，究竟是和平的开始，或者是大乱的开始，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决定，只有开国民会议，用大家来解决之一法。若是专由武人去解决，便由他们彼此瓜分防地，争端没有止境。好比从前的督军团会议，各武人分争巡阅使一样。至于收束目前的军事，全国军队如何改编，如何遣散，如何化兵为工来开道路，那都是将来会议中的条目。现在所应该注重的大纲，一共只有两点。第一点是国内人民的生活，究竟要用什么方法可以救济，第二点是中国受外国的种种压迫，究竟要用什么方法可以挽救……”
其最后数语，愈令人深感不忘，兹录如下：“……我们这次解决中国问题为求一劳永逸起见，便同时断绝这两个祸根。这两个祸根，一个是军阀，一个是帝国主义。这两个东西和我们人民的福利是永远不能并立的。军阀现在已经被我们打破了。所残留的只有帝国民发言的领袖，就一定要提倡国民会议。国民会议开得成，中国的乱事便可以终止，若是开不成，以后还要更乱，大乱便更无穷期。中国每次有大乱，我总是首当其冲。譬如从前的袁世凯，现在的吴佩孚，都是身拥雄兵，气盖一时的人。我总是身先国民，与他们对抗。这次推倒吴佩孚，我也放弃两年的经营，只身往北方去，以为和平统一的先导。我这次往北方去，所主张的办法，一定是和他们的利益相冲突。大家可以料得我很有危险。但是我为救全国同胞，求和平统一国民会议，去冒这种危险。大家做国民的人，便应该做我的后盾。中国以后之能不能够统一，能不能够和平统一，就在这个国民会议能不能够开成。所以中国前途的一线生机，就在此一举，如果这个会议能够开得成，得一个圆满结果，真是和平统一，全国人民便可以享共和的幸福，我的三民主义，便可以实行。中国便可以造成一个有民治民享的国家。造成了这种国家，就是全国人民子子孙孙万世的幸福。我因为要担负这种责任，所以才主张国民会议……”
先生之号召国民会议，即所以唤起民众，合民众力量，由武人手中夺还政权。使先生之目的得达，则统一与建设从此可以实现。惟反动军阀恐国民会议成，则不能盗窃政柄以谋乱，于是段祺瑞假借预备国民会议之名，集合一班军阀、土匪、官僚、复辟党、帝制派，开所谓善后会议，掩耳盗铃，以欺民众。先生又逝世，反动军阀气焰日张，召集国民会议之希望益渺茫无期，国民之痛苦，乃如水益深，如火益热。安得不令人感怀先生救国救民之心于靡既耶？
（《孙中山轶事集》）
贤内助
孙夫人宋庆龄女士，自奉俭约，初充先生记室时，缮文学稿，与打写艺术，一时无两，总理折服，乃论嫁娶。现虽半百之年，有鉴潮流演变，故采讨世界政党原理，与科学学说勿辍。订阅英、美、日、法、德著名杂志数十种，拆阅后，一一庋诸木架，积年累月，私邸中不啻一小型图书馆，故凡军政、科学、文艺等之新旧递嬗，宋氏兴起讲解，历历如数家珍，可见其饱学之一斑。
（《近代名人轶闻》）
同病相怜
夫人居沪时，各方敦请宴叙者颇多，在前尝见雍容朴素之贵妇人周旋，令人感触太多，对各方酬酢，一概谢绝。惟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女士，与夫人同病相怜，认为知己，每周访晤，纵谈时事，何辄亲手入厨，留予共饭。伤心人遇伤心人，是有不足为外人道者在也。
（《近代名人轶闻》）
孙夫人未随北伐之原因
民国十年，总理亲率大军出发广西，实行北伐。此役孙夫人宋庆龄女士没有偕行，其原因传为廖仲恺谏阻。盖廖以中国古来出征，多不携带家眷，女子在军，视为不祥，且恐引起其他误会。总理本大无畏之精神，打破一切封建陋习思想，即答廖说，此为不可为训的恶习，革命党人不该存此思想。并引梁红玉辅佐韩世忠大破金兀术的故事，来说明女子在军中的贡献。但因部属既存有此种思想，故亦勉从众意，孙夫人乃暂留广州，未即随同入桂。
（《革命史谭》）
彼一时此一时
翠亨村外，有洋楼二层，横房三开间，此即先生故居也。屋侧砖房两幢，为故陈兴汉家。兴汉死已数年，曾任京沪、粤汉路总办。先生殁后，两次易棺着衣，皆由兴汉任之，为孙氏数代邻人。孙乾指楼侧围屋曰：“先生降生于此。”予曰：“此屋在村外，距村尚远，何以建屋于此。”孙乾曰：“此有一段故事，屋建于光绪二十五、六年，时眉公（先生之兄）在檀香山西卢岛，经营畜牧糖榨种植，获大利，寄六万金回香山，托人在村间建屋一所。而先生于伦敦使馆蒙难之后，为清吏所不容。眉公虽未参与革命，来村建屋，乡人亦恐受拖累。故全村各姓，均拒而不纳。不得已，仍就村外荒际隙地，建筑屋宇，且声明字据，此屋与翠亨乡无关。村人多得眉公之惠，亦即安之。”不知今日之下，全乡俱受其赐。翠亨纪念中学，宠大壮丽，为广州各校之冠。
（《世载堂杂忆》）
患病及逝世情形
自粤至津途中情形 中山先生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离粤北上，十七日抵沪，二十三日抵日本长崎，抵日后向各团体演讲，精神甚健，毫无病象。十一月三十日由神户起程，乘北岭丸向天津出发，送行者四五千，先生犹在船头与送行者一一谈话。在船上亦与旧友谈话颇健。船渡黑水洋，遇大风浪。船身又小，只二千余吨，同行多眩晕不堪。先生虽不甚晕船，惟略有疲倦之态。且由上海绕道日本往天津，沿途均未带厨子，在途十余日，均进日本饮食，既不适口，又乏滋养，故先生颜色已略有不豫。及抵大沽口，气候更冷，因之颜色仍未复原状。
抵津后得病情形 及登岸至天津张园，午餐毕，往访张作霖，谈话及在途约费三小时。先生素不惯寒冷，此次风尘劳顿，毫无休息，又由张园往返河北，经长时间之寒冷气候，遂受感冒，肝上亦觉痛苦。病势之来，若甚猛剧。先生于是必须休息，谢绝一切欢迎宴会。一面又请德国医生石密德诊视。实则先生病症，除临时感冒以外，原有之肝病，亦同时大发。惟医生尚未注意肝病，只以为临时感冒，服药休息，即可痊愈。调养十余日，感冒果愈，肝病亦已缓和。
病势转剧情形 及十二月十八日下午，北京政府派代表二人欢迎先生从速晋京，至先生床前，报告北京近况，忽谈及外交问题。先生知段祺瑞已送公文于各公使，谓临时执政必尊重历年条约。先生即动感情，声色俱厉曰：“我在外而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的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缘故呢？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什么还来欢迎我呢？……”先生动此次感情后，肝病遂更爆发，全肝愈肿愈硬，且愈增痛苦。体温虽与常人无异，惟脉搏每分钟总在一百二十次以上。石密德既无治法，于是至十二月二十八日，决计晋京疗养。
在北京饭店情形 初到京时寓北京饭店，延外国医生六七人考察病症，均知系肝症，惟究属何种肝症，则均不敢断定，当由先生指定德国医生克利负责诊治，克利每日均须诊视一次，有时亦延俄医以资参考。凡治肝药方，试验殆遍，均无效验。在一月二十日前，病状虽无进步，惟体温升降无甚相差，精神尚佳。每日虽依医生嘱付，不见客，不谈话，但有时仍用脑力，思应付时局办法。当时最大问题，即为本国民党是否加入善后会议。先生因执政府措施，乖谬日甚，善后会议份子，非军阀土匪，即官僚帝制派复辟党。如满清总督，洪宪功臣，而又十余来犹忠事清室之赵尔巽，则竟居议长之席。是故稍自好者流，均避之若凂。故先生一面表示不加入善后会议，一面仍计划开国民会议，以求和平统一办法。先生见中国之所以不能开国民会议以和平统一，由于军队太多，军阀作梗，故欲求和平统一，当先筹款裁兵，于是决定筹款方法，即将中国应偿外债，概展缓十年。此种款项，可得十二万万以上，即以之化兵为工。如是则将士能得饷项，自必赞成此计划。而国家权利，亦有益无损，国民更当一致赞同。国民与军队既一致赞成，即可依据之而与外国在华商业，必可大为发达，而彼国之智者亦必乐为赞同也。于是则化兵为工，和平统一，开国民会议以解决其它问题可以实行矣。先生已定此种计划，只待病愈后即可次第推行。孰知一月二十日以后，体温升降相差骤大。时则升至摄氏表四十一底，时则降至二十七度。后相差之度更增。至二十四五两日，先生竟不能进饮食，一食即作呕。体温愈高，脉搏愈多。于是医生均主张迁入医院。十六日上午，经医生、家厨及诸同志协商，复请求先生允许，遂于是日下午三时迁协和医院。
至协和医院后情形 至医院后，或因沿途振动关系，体温脉搏，更为加高，面貌与眼珠，时时变换，渐转黄色。医生断定病症，非施行手术不可，当时请得先生及家属同意，于是日下午六时施行解剖手术。施手术者为协和医院外科主任邵乐安氏，协和院长及德医克利，俄医某亦在场焉。至精卫先生等则入室远视，惟孙夫人未得参与，仅在他室静候而已。开割之处，在体之左侧。割口约五英寸，因曾用局部麻醉及用新法制止血管流血，故本人不觉若何痛苦。割开后，即用如乡桶之具，将肝部之脓吸出，盛以盘，盘中置脱脂棉。每吸取脓一部，即置之盘棉中送交专家化验，及脓取尽，乃施洗涤之术，并见肝部生有恶瘤，即癌是也。割治毕即缝密如故。计自施手术起至缝密止，共经二十五分时间，据云为施行手术最适当者也。开割探查之结果，医生谓癌之外壳，已成硬性，今已无从割治，同时并告精卫先生等，谓先生肝癌，已至末期，根本治疗，实无希望，所望者，唯在带病多延时日耳。医生既断先生肝癌为不治之症，遂正式宣告绝望。西医对于先生病症，虽已宣告绝望，但先生则自信本人之体力与勇气，足以胜不治之病，故有人以改延中医之说进劝，先生仍坚不之许。先生左右及家人因见西医既不允投药，而先生复不愿就诊中医，颇形焦灼，无何，乃请协和院以镭锭母照射法试之。镭锭母照射，约四十八小时以上，但癌病进行，则未因之中止。西医以此转告先生各方，精卫先生及孙夫人等始决计迁至行辕就治中医矣。
迁至行辕后情形 至是先生知西医对于己之病已无办法，为安慰家属起见，亦不十分拒绝延中医，遂于二月十八日，由协和医院迁至铁狮子胡同行辕，改用中医疗治，亦无效。至二月二十四日下午三时，一看护妇急急报告先生已至极危险时期，应预备最后之言语。时国民党同志知先生病势已臻绝望，极力主张预备遗嘱，以备万一危急时由先生签字，作国民党永远遵守之信条。即托汪精卫先生预备此事。汪先生闻看护妇语，即约同家属三人，至先生榻前，面请先生指示数语，俾便遵守。先生沉默久之，始振目谕曰：“我看你们是很危险的呵！我如果是死了，敌人是一定要来软化你们的；你们如果不被敌人软化，敌人一定是要加害于你们的。你们如果要避去敌人的危险，就是一定要被人软化，那么我又有什么话可讲呢？”话毕，目复阖。汪先生用极诚恳态度请求云：“我们跟总理奋斗了几十年，向来都没有怕过危险，以后还怕什么危险呢？向来没有被敌人软化过，以后还有什么敌人能够软化我们呢？不过总是要总理先告诉我们几句话，令我们有所遵守，方知道怎么样向前去奋斗呢。”大元帅见汪先生请求如是恳切，乃重振目谕曰：“你们要我说什么话呢？”汪先生答曰：“我们现在预备好了几句话，读给总理听。总理如果是赞成的，便请总理签个字，当作总理说的话，总理如果是不赞成的，便请总理另外说几句话，我可以代为笔记下来，也是一样。”先生聆听至此，即谕曰：“好呀，你们预备了什么话呢？念给我听罢。”汪先生即取出一纸，低声慢读曰：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先生聆毕后，即表示极满意之态度，点头谕曰：“好呀！我很赞成呀。”立时又有一位家属继续请求曰：“先生对于党务，既是赞成说几句话，对于家属可不可以照这个样子，也说几句话呢？”先生谕曰：“可以呀，你们要说什么话呢？”汪先生又照初次形式，取出第二张字读曰：
“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之志。此嘱。”
先生聆毕后，又点首谕曰：“好呀！我也很赞成呀。”汪先生更请求曰：“总理既是很赞成这两个字，今日可不可以就签一个名，当作总理自己说的话一样呢？”先生点首曰：“可以呀！”于是汪先生即开门取笔墨。宋夫人坐门外客室中，见病室门启，即入。先生见夫人入，似欲免动夫人对于病人绝望之感情，即谕汪先生曰：“今天不要签字，过几日再看罢。”汪先生等四人只得遵先生命，不再请求签字，依次出病室，以待先生休息。
逝世时情形 自二月二十四日后，以先生体魄健，勇气伟之故，又延长十多日。惟每日肝肿愈加大，身体更日渐衰弱。所进饮食之水分不能排泄，以后亦不多思饮食。全身浮肿亦日增。家族对于治标责任，仍请克利医生担任，至治本希望亦未放弃，请曾留学日本之山东王纶医生用日本最新发明治肺疾药水每隔一日注射一次。据云须注射五次后始可知药水对病症之效否。至第四及第五次，先生亦颇觉有效。嗣后又注射两次，病人腹水仍有加无已。王医生云药方虽对病症，但不能抵抗病势，请求停止注射。时已三月九日，及十日，所谓已臻百药罔效群医朿手时矣。先生除不能多进饮食外，体温虽如常，脉搏则增加更多，有时至一百五六十次；呼吸极形减少，有时只十八次。然先生勇气始终极伟，态度仍甚庄严，神思仍甚清楚。当时万念俱寂，只念念不忘于东江军事，询各同志战况。各同志即报告云，粤军已得潮汕，许总司令蒋校长抵汕头。滇军得博罗河源。杨总司令已自石龙进驻博罗。胡留守在广州维持治安，筹饷弹接济各军，亦甚为得力。先生聆此种报告，表现安慰之态，并谕云：“要电告汉民，不可扰乱百姓。”直至三月十一日正午后，先生向各同志及家属吩咐云：“现在要分别你们了。”更嘱汪精卫先生至床前谕云：“拿前几日所预备的那两张字来呀，今日到签名的时候了。”汪先生只得将二纸呈上，由宋夫人抬起先生手腕执钢笔签名。先生签名毕，即用极安静之态度，召家属环立左右，一一嘱咐后事毕，并谕各同志云：“我这次放弃两广来北京，是谋和平统一的。我所主张统一的方法是开国民会议，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建设一个新国家。现在为病所累不能痊愈，死生本不足惜，但是数十年为国民革命所抱定的主义，不能完全实现，这是不能无遗憾的。我很希望各同志努力奋斗，使国民会议早日开成，达到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目的，那么我虽然是死了，也是很瞑目的。”自此以后，呼吸更极艰难，精神疲倦，不能连续说四五字以上之语，只连续反复说，“和平”“奋斗”“救中国”数语。医生以病人太辛苦即请勿言，善自安眠。自十一日下午安眠后，十一日晚六时半，虽醒过一次，手足即已变冷，不能多作言语。至十二日晨约三时许，再醒过一次，即不能言语，只喘气不堪，延迟至九时三十分，先生遂永别一手创造之中华民国而长辞人世矣。呜呼！
（《孙中山轶事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