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您是不是像其他老师上公开课一样，把这堂课预演过？
李：那当然啰，上公开课、观摩课预演是公开的秘密。
我：既然您刚才说是应付的，那为什么还要预演呢？
李：因为有上级领导来听呀。虽然我不很乐意上公开课，但我也马虎不得。要知道，课堂教学是我们一线教师的生命线啊！如果上级领导听了我们的课，然后说我们某某教师上课不行，那无疑是断送了我们的教学职业生命。
我：那些听课的同学配合得挺不错，他们都是您自己班级的吗？
李：不是我一个班的，是从三个班中抽取的。
我：哪些同学被抽取参加呢？
李：那肯定是抽成绩好的呗。
我：平时上课都把桌子摆成圆周型吗？
李：平时都是一排排的，上公开课时，为了体现新课程的理念，为了迎接检查，我们搞了一点新花样。说句实话，等检查一完毕，我们就把桌子拉回到原来的模样。
我：课堂上，您为什么很少说话？
李：这也是为了体现新课程的理念呀。新课程要求教师充当旁观者，充当平等者中的首席，教学要以学生为主，因此我在课上尽量少讲。
我：为什么选要用多媒体上课呢？
李：还不是用信息技术装点课的门面。在上公开课时，为了获得好评，在教学方法和教学过程缺乏新颖性时，于是想到了信息技术，力图在教学手段上体现新颖。
我：平时你们都用多媒体上课吗？
李：哪能呢？多只停留在赛课、献课等活动中，平时使用很少。再说全校也只有一套多媒体设备，大家都要用多媒体，那可怎么办？
我：您上了这堂课后有什么感受？
李：公开课我不知道上过多少回了，凡是学校里对外开课，都少不了叫我来上阵。每次上完课后，有一个问题总是萦绕在我脑际，公开课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您能谈谈您对课程与教学改革的看法吗？
李：这么多年，教育界的这样或那样的改革一荏接一荏，如走马灯似的，我们一线老师对这些似乎厌倦了。每次改革或活动，刚开始时像一壶烧开的水，滚烫滚烫的，我们认真准备迎接上级来检查，等上级检查一完毕，下面就变得冰凉冰凉的了。我们做老师的对此见怪不怪了，于是热情渐渐地消退，在具体的过程中就采取应付的手段。
李老师上的是一堂努力迎合上级的意愿、为使上级领导感到舒服的汇报课。但这是一堂连授课者本人也感到“真是没劲”的表演课。对于这种为了应付上级检查而开设的公开课，周彬博士有过这样的解读：“今天的公开课，已经成为尽人皆知的表演课，不但备课内容在备课组里共同商议，就连上课的环节和细节也都是备课组事先达成的。为了确保公开课的成功，上课教师往往要在同一年级的其他班级巡回‘演出’若干场，然后在挑选同一年级最好的班级进行正式‘表演’。这个过程的确可以锻炼教师教学能力，可在锻炼教师教学能力的同时，却让公开课丧失了日常性和真实性。教师教学能力的竞争，就从不断提供日常课堂教学能力，诊断家常课中存在的问题，转变成关注表演性课堂中的作秀技巧，这一转换事业的损失远大于教师教学能力的提高。”在这里，笔者不想再对作秀的公开课之是非得失做评论。笔者只试图通过这个实例，诠释目前农村中小学教学改革还是在唯上的权力文化观念下运作的。在这种权力文化的冲突下，农村中小学教师没能实践新课程赋予的教学自主权，没有在教学改革中充分发挥主动精神，以至热情不高，对教学改革被动应付。
教师是教学实践的直接承担者和教学改革的实施者，一切教学改革离不开教师的参与，而教师的参与度（积极性和主动性）又直接决定了教学改革的成败。农村中小学教学改革能取得多大程度上的进展，要看广大农村教师的参与程度如何。如果没有一线农村教师的积极参与和踏踏实实地执行，农村中小学教学改革就难以取得显着的效果，这就要求他们必须具有高度的参与教学改革的主体意识。所谓参与教学改革的主体意识是指教师在新理念的指导下，以主人翁的精神参与教学改革实践，认识到教学改革成败的关键在于一线教师的融入其中，真正地把自己当作是改革者而不是被动的尾随者，把教学改革变成“我要改”而不是“要我改”的事。当下，农村中小学教师参与教学改革的主体意识严重缺失。在被访者当中，竟然约有六成以上的农村中小学教师认为课程与教学改革是国家和政府部门的事情，与自己关系不大，更不是自己的力量能够解决的。他们往往是“算盘”式的，“怎么拨怎么动”，“不拨不动”，或者干脆阳奉阴违。还有一些农村中小学教师则把教学改革要求当作是被迫的任务去被动地执行，他们认为自己参与了教学改革实践，但处于“要我改”而不是“我要改”的心理状态，因而教学改革的热情不高，动力不足，行动迟缓。
此外，农村中小学教师对教学改革被动应付，还与他们的个人价值观和人生态度相关。农村中小学教师扎根农村，辛勤耕耘，培养了大批适应我国农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各类初级人才。但是，鉴于诸多条件的制约，他们的需要得不到满足，于是心理失衡，工作积极性受挫，这直接影响他们参与教学改革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在一些农村中小学，环境差，工资低，工作压力大。于是，一些教师，特别是年轻教师，感到十分的困惑和茫然。他们既看不到学校的希望，也看不到自己的前途，只得在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中，忍受内心痛苦的煎熬。下面这首压在S乡中学某教师书桌玻璃下的打油诗《当教师真累》，颇能反映农村中小学教师的辛酸和无奈。
当教师真累
满腔热血把师学会，当了教师吃苦受罪。
从早到晚比牛还累，日不能息夜不能寐。
一时一刻不敢离位，下班不休还要开会。
迎接检查让人崩溃，天天学习不懂社会。
晋升职称回回被退，抛家舍业愧对长辈。
学生告状回回都对，工资不高还要交费。
回到家中还要惧内，囊中羞涩见人惭愧。
青春年华如此狼狈，老师哪有社会地位？
仰望青天欲哭无泪，唉，当教师真累！
有相当一部分农村中小学教师由于工资待遇低而没有把主要的精力放在自己的教学工作上，有的因此在工作中出现“懒教”、“厌教”等现象。下面通过S乡中心小学李老师自述的方式，反应了这类被动应付型农村教师在教学改革过程中的心路历程。
1989年，我考取了浙江乐清师范学校。说实在的，那时能够考取师范学校，对于我们山沟里的学生来说，确是莫大的荣幸。那时中考考高分者才上师范，其次才是上高中。虽然读高中考大学前途远大，但能否最终考上是个未知数。山里人家穷孩子读书，考个师范算是不错的了。
学校发放生活费，三年毕业后就可以教书拿工资，这是多么的现实！这不仅让我自己感到欣慰，更让乡亲们羡慕万分——在他们眼里，我是属于手捧铁饭碗吃皇粮的“国家人”，他们在教导自家孩子的时候总要拿我来当榜样。
师范毕业后，我的许多同学大多分配到县城或其他经济发达的镇上任教，而我带着一丝失意，带着一份感慨，带着些许的无奈，回到了家乡这块贫瘠的土地上，走上神圣的讲台。
初任教师的头几年，我思想还比较单纯，我总是这样自我安慰：既来之，则安之。既然来了，就要把工作干好，怎么也不要当逃兵！我天真地想，工作干好了，总会有明眼人来关注的。
我来校之前，学校只有四位老民办（后来陆续都转正了）和三位代课老师。我是唯一科班出身的，校长自然把重担撂在我的身上。我一上任就担任四、五年级两个班级的语文和思想品德、全校的美术，周课时20节。虽然觉得比较繁忙，但生活过得还充实，与孩子们在一起我感到生活充满了天真和乐趣。除了上课还教孩子们画画、做游戏。山里的孩子纯朴、自然，一颗颗无暇的心灵在默默净化着我的内心世界，使我忘却世俗的烦扰，忘却生活之外的丑恶，更无意去领略海市蜃楼的繁华和热闹，我把全部的心思都倾注在学生身上。时过一年，全乡统考，我任教的四年级语文期末统考平均分获全乡第一名，五年级语文获全乡第二名。我初出茅庐，就在本乡教坛上出了名。
但时过境迁，我的事业心渐渐地泯灭了。
众所周知，乡村教师与城市教师成长、工作、生活的氛围不可同日而语。城市教师经常有教育专家学者传经送宝，可以到省内外、国内外参观学习先进的教学经验和方法，可以有许许多多的机会锻炼和切磋教学技艺，可以及时掌握最新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技术，可以有优良的教学条件和教学环境。而我们乡村学校，由于闭塞落后，教师没有或少有城镇教师的机会。因为机会的不均等，乡村教师早就输在起跑线上了。同样水平的师范毕业生，在城市和在乡村工作，其发展和结局却大相径庭，政治待遇和物质待遇迥然不同，生存和工作状态苦乐不均。就拿本人来说吧，与我一道从师范里出来的同学，在城镇里工作的没几年就“五子登科”（票子、房子、妻子、车子、位子）。他们有的入了党，有的评为先进，有的走上领导岗位，而这些简直与我无缘。校长早向我说过，像我们这些在山旮旯的乡村学校教师，什么优秀，什么先进，就是轮不到的！他们凭什么比我强！我不免哀叹：也许这就是命运，城里的教师与乡村的教师截然不同的命运！这样一比较，我就感到心寒。
三年之后，我对工作开始倦怠了。我开始“吃老本”应付教学，我多年重复一本教案，学生作业采用半批或校对，反正这儿山高皇帝远，上头根本没来人检查，反正认真不认真大伙一个样。说句心里话，目前我是凭着良心来上课——既没有把学生晾在那里，也没有像刚出道时那样卖劲。我们乡村老师，只要看住学校，抓好学生安全问题，把书本知识教给学生就已经是不错了，至于教学改革那是城镇学校老师的事儿。
有关李老师从教历程的故事是研究者和合作者共同建构的，很具有典型性。它勾勒了一类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发展轨迹，揭示了他们对教学改革被动应付的社会文化背景：在同一片蓝天下，在同一片国土上，农村教师不能享有同样的待遇，形成同等学力、同样工作年限、同样的工作量，得到的报酬却相差悬殊的现状，致使农村教师的需要满足水平低，积极性受挫，自我价值得不到实现，献身教育事业的热情处于一种慢性的泯灭之中。他们因此在课堂教学过程中精神文化品质严重缺失，把教学仅仅看作一种谋生的手段。在经历一定年限的教学之后，为了省时省力，不愿钻研教材，上课“临渴掘井”，多年重复一本教案，勉强应付教学。
他们缺乏对教学问题探索与思考的兴趣，缺乏改革创新精神，对教学改革消极应付。长此下去，这部分农村中小学教师往往都成为“拿着新课程的船票，重复昨天的故事”的教书匠。
还有一些农村老教师受年龄大、底子差、资格老、工作相对稳定等因素影响，因而对工作没有太大进取心，影响与制约了教学改革。下面是S乡中学陈老师的自述，足以反映了一些农村老教师对教学改革的认知态度和行动状况。
1969年我高中毕业待在家没事干，当时我老爸是村支书，就把我安排到村办小学当民办教师。这一当，就当了三十九年。在民办教师队伍里，我没有参加进修，也没有替自己的前途担忧，我像段木头在水里漂，漂到那里算那里。当了二十年民办以后，我幸运地转了正。当今搞课程与教学改革，有的老教师发了愁，生怕搞不好又会怎么样。我倒不怕，三十九年都是这么过来的。现在即使干得最差，学校领导也不可能会把我怎么样。我却不发愁，我已转了正，总不会再辞退我吧。况且本乡也只有一所中学，总不会把我调到其他地方去吧。目前，学校安排我上《历史与社会》这门“半次课”，我与这门功课一样不受学校的重视。唉，算了吧。我也不计较什么，反正再过四年就可以退休了，再漂四年漂到退休算了。我这样的年龄还能搞什么教学改革呢？我只开过一次新课程培训会，而且是校长强迫我去开的。那是刚开始使用新课程的那一年，教育局通知每所学校每个年级每门学科务必要派一名教师参加，我无奈之下去参加会议。会场上，我一瞥，都是一溜年轻人。我是一位胡子养起来像曹操的爸样的老头子，又是从山头下来的，我觉得与他们格格不入。
我悄悄地坐在会场的最后边，会上讲的关于新课程理念的新名词，我听不太懂，我熬到会议结束，逃也似的回到学校。打那以后，什么新课程备课会，什么教研活动，我都不参加了。反正再混四年就要退休了，何必还要学这学那折腾自己。
像陈老师这样土生土长的农村老年教师，他们的年龄、阅历、视野和自尊都让他们很难接受新思想、新理念。故此，他们对教学改革持有消极态度，学校让他们参加培训与辅导，他们往往会推辞说：“老了不中用了，听也听不明白，记也记不不住，就是记住了也不会做，还是让年轻人去吧。”即使勉强参加了，也是人在心不在。学校有时要听他们的课，他们却说：“我不会讲，听年轻人的吧。”即使听了他们的课，给他们做指导时，他们倒会说：“我这样讲习惯了！”这种被动状况，使农村中小学教学改革步履维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