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傍晚，我和弟弟在门前玩儿。他向前走，两只手伸到后面来牵住我的两只手，算是拉黄包车。我一摇一摆跟着他。他嘴里叫唤：“黄包车来了，黄包车来了。”
忽然一辆脚踏车从里门口闪进来。我并不特意去看，可是知道骑在车上的准是住在我们西首的那个日本孩子。
不过一眨眼的工夫，脚踏车已经到了我们身边。为要让开我们这一辆“黄包车”，那日本孩子把车柄向左旋转。不知道怎么样，他旋转得不得法，车身却向右翻转来。他赶忙跳下车来，这就撞到了我们的“小黄包车夫”。
“哇……”弟弟哭了。他的胸脯贴在地上，两只手支撑着，两只脚一上一下地乱动。
我有点儿动怒。用两只手托着弟弟的胳臂，把他扶起来。啊，刺眼的鲜红！他的张开的嘴唇涂着一腔血。
“对不起，对不起，”日本孩子用中国话表示歉意，同时把脚踏车靠在他自己门前的墙上。回转身来，看着鲜红的血，他也慌了，满脸胀红，直到颈根。他想了一想，说：“我去拿冷开水，冷开水。”就达达达跑进他家里去。
一会儿冷开水拿来了，还有消毒棉花。他蹲下身子，用棉花蘸了冷开水，在弟弟的嘴唇内外轻轻地擦。弟弟还是“哇……”地哭，豆粒大的泪珠一颗颗滚下来。这时候我好像医生的一个助手，把弟弟的后脑勺托住，使他的面部仰起一点儿，同时安慰他：“不要哭了，一点点痛算得什么呢？”
“还好，还好，”日本孩子把弟弟嘴唇上的血擦去之后。放心地说。的确还好，只上唇和下唇的粘膜各有三四分宽的一处破碎，鲜红的血还在渗出来。
妈妈听见声音跑出来了。她问明了原因，又知道弟弟并没受到旁的损伤，就拍着弟弟的身躯说：“你再张大了嘴哭，血要出不止哩。不要哭吧，我们进去看图画书去。
图画书上有高背心的骆驼，长脖子的鹿，很好玩的。”
弟弟听见图画书，渐渐停止了哭，一只手擦着眼睛，一只手牵着妈妈往家里走。
日本孩子挺直了身子，又诚恳地说：“对不起，对不起。”
这时候我的怒气已经消散了。我回答他说：“你不必放在心上。你也并不是有意的。”
“当然并不是有意，不过你弟弟吃这个小苦头，总是我累他的。”他说着不纯熟的中国话，态度像一个在先生面前悔过的学生。
第二天傍晚，他到我们家里来看我弟弟。带来四个嫩绿色的饼，算是送给我们的礼物。
弟弟的嘴唇已经结好了，留着两个殷红的瘢，他看嫩绿色的饼很可爱，就取一个在手里。
日本孩子说：“这是日本的东西，皮子和馅儿都是豆做的。味道还清美。你们尝尝看。”
我请他自己也吃一个。味道的确不错，比起我们的月饼来，没有那么甜，也没有那么腻，真够得上“清美”两个字。
从此之后，我和他遇见了常常随便谈话。我才知道他是生在上海的，在一家日本书店里当学徒。他父亲在一家日本的什么铺子里做伙计，到上海来将近二十年了。
他告诉我日本的种种风俗：门首放着斜劈的青竹竿是什么意思，屋顶上矗起鱼形的布袋子是什么意思。他告诉我住在日本的他们的亲友的苦况：做伙计的找不到职业，种田的吃不到自己种出来的东西。
我也把我家的情形告诉他。因而说起“一二八”那一回打仗把我家什么都毁了，光剩几个人没死。像小鸟做窝一样，今天衔一根柴，明天衔一棵草，我们把家从新建立起来。可是到现在还没有真像一个家，有了箱子没有橱，有了棉的没有夹的。
“我们也一样！”他激动地说。“那时候我家住在宝山路旁边，炮弹把我家什么都毁了。比起你们来，我们这场灾祸尤其没有名目。你们算是为国牺牲，我们算什么呢！”
“你们当然也是为国牺牲口罗。”我顺口这样说。
“这是你挖苦我了。他们胡闹，他们喜欢强盗行为，我们为什么要为他们牺牲呢！”他的声音有点儿发抖，他的眼睛里含着愤怒。
我抱歉地说：“请你原谅吧，我不应该这样说的。总之，你们的牺牲和我们的牺牲，都得上在那批喜欢干强盗行为的人的账上。”
“这样说才对了，”他点点头。接着他又恨恨地说：
“日本人中间有那批人，是日本人的羞耻！我是一个日本人，在这一点上，我真实地觉得对不起你。”他说着，紧紧握着我的手。
我心里着实有点儿感动，可是我回答他说：“你觉得对不起我也没有什么用处。我们总得锻炼自己的力量，用力量对付那批人，使你再不用觉得对不起我。”
他把我的手握得更紧些，过了一会儿才说：“我们也得锻炼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力量！”
我们东首那家人家搬走了。过了三天，就有新搬来的。搬来的东西有矮矮的紫檀几，铺地用的厚席，一望而知是日本人家。随即看见我们的新邻居只有夫妻两个，没有小孩。男的浓眉毛，高颧骨，连鬓短髭须。女的很瘦弱，涂了满脸的粉，一副可怜样子。
后来就难得看见那男的。只是女的出去买东西，提了水桶冲洗门前的一段水门汀地。据西邻的日本孩子告诉我，他打听明白了，那男的是什么会社里的高级职员。
一天夜间，我睡熟了，突然被一种声音惊醒。“砰！砰！砰！”好像木匠在拆板壁，抡起斧头死命地敲。我张开眼睛看，妈妈起来了，衣服没有扣整齐，手里抱着缩做一团的弟弟。爸爸的声音在亭子间里，带着怒气问：“你做什么？你做什么？”
回答是“砰！砰！砰！”还有叽哩咕噜的许多话，听不清什么，可是辨得出那是骂人的调子。
我赶忙穿衣服，下了床，向亭子间跑去。虽然妈妈阻止我说：“不知道是什么蛮横的人，你不用去看。”可是我并没有听从她。
我从亭子间的窗口望下去，看见一个人像理发匠捶背似地在敲我家的后门，“砰！砰！砰！砰！……砰！砰！砰！砰！”路灯的光照着他的脸，浓眉毛，高颧骨，正是我们东首的新邻居。他的脚步有点儿站不稳，敲了一阵，身躯摇了几摇，就向前直撞，不得不伸起两条胳臂来支撑住。
“半夜三更，你来敲人家的门，做什么？”爸爸提高了嗓子问，完全改变了平时的声调。
又是一阵“砰！砰！砰！”大概他的手觉得痛了，换了脚踢。门框震动，波及亭子问的墙，好像就要坍下去似的。他的嘴里沸水壶一般翻滚着日本话，我们听不懂。
这时候里里的人听见声音出来了，男男女女聚了二十几个，中间有几个日本人，西邻那孩子的父亲也在里头。
他走过来同浓眉毛搭话。浓眉毛这才摊手摊脚地回答他，一会儿指指我们，一会儿向空中举起他的拳头。
西邻那孩子的父亲听明白之后，他用中国话告诉我们，说那人来敲门，为的是我们家里有一个孩子骂了他家“东洋乌龟”，特地来找大人论理的。
这个话真把我气得要死。孩子，我们家里只有两个。
弟弟年纪小，独个儿不会出门。那末骂他家的就是我了。
我为什么要骂他家呢？讨一点儿嘴上便宜，学那种孱头的行径，我是向来不干的。我就对爸爸说，我决不说谎，我没有骂过他家。
爸爸托西邻那孩子的父亲告诉那人，凭正直的中国人的名义答复他，我们没有骂过他家。
那人显出不相信的态度，脸红红地说了许多话，接着又回身敲我家的后门。几个日本人商量了一会儿，走近来把他扶住，大概向他说些劝慰的话，同时推推挽挽地送他进他家的后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