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旧法国的统计资料不算太可靠，但我还是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巴黎工人的数字在法国革命前60年间已经增长两倍，而这段时间巴黎总人口的增长率才百分之三十。
巴黎之所以能够将工人从法国各个角落吸引到巴黎，并逐渐使他们聚集在某几个区内——这些区最终成为工人区——除了之前讲到的普遍原因之外，还有一个极其特殊的原因，是巴黎的手工业所面临的财政立法等障碍比法国其他地方要少。在巴黎，工匠可以很轻易地摆脱行业师父的束缚，在某些郊区，比如圣安托万区和唐普尔区，手工业者享有极大特权。而路易十六更加扩大了圣安托万区的这些特权，于是大量的工人人口聚集在了该区，“要给圣安托万区工人更多的保护，使他们避免那些损害他们利益的同时也损害贸易自由的种种障碍。”在一份敕令中，路易十六如是说。
大革命前夕，巴黎的制造业像膨胀的怪物一样飞速成长，密集的工厂、高炉终于让政府警觉起来。工业的发展开始让政府充满，在一份1782年的御前会议的判决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句话：“鉴于制造业的飞跃发展导致木材的消耗，影响到城市的生活补给，国王禁止今后在城市方圆15里之内建造此类工厂。”
当局的恐惧中充满了不切实际的臆想，而这种人口聚集会产生的真正危险，却没有人能够察觉到。
就这样，巴黎取代了法兰西，法兰西变成了巴黎，在这里，一支军队已经悄悄汇集，在不久的将来，这支军队将成为巴黎的主人，成为法兰西的主人。
许多人一致认为，行政上的中央集权制和巴黎的至高无上权力，是大革命40年来所有政权不断垮台更迭的重要原因。的确如此，这是旧君主制突然之间猛烈毁灭的很大一部分缘由，也是孕育了一系列大革命的主因之一。
第八节 人们彼此之间变得如此相似，近乎千人一面
仔细察看旧制度下的法国，你会发现两种截然相反的景象。
从表面上看，生活在旧制度下的人，尤其是那些身处社会中上层的精英人士，他们彼此之间非常相似，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但是，相似的背后隐藏着相异，这群几乎一模一样的人又彼此划分为许多个小群落，每一个小群落都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它们只在意自己的利益，毫不关心整个群体的情况。
正是这样的抱团结党的习惯，使得法国公民比任何地方的公民更缺乏凝聚力，很难在危机到来的时候共同进退，团结一致。这就是为什么法国的社会体系在一场革命面前就瞬间崩塌。这场动荡同时也消灭了小群落之间的围墙，我已经看到了法国社会正在融合成紧密一致的社会。它比这个世界上的任何社会都更统一协调，也更冰冷。
之前说过，18世纪的法国各省之间的文化思想差距正在消失，法国人彼此之间已经没有太大的差异，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大一统的国家已经隐约可见，而立法的一致性正是国家统一的表现。
18世纪，国王的敕令文告、御前会议的判决数量日益增加，这代表整个王国都在以同一种方式执行同样的规章制度。不仅仅统治者，被统治者也认为全国的法律法规应该是统一一致的。大革命爆发前30年政府多次推行的改革规划中无不体现了这一思想。而这种思想在两百年前是很难产生的。
法国人彼此之间的相似性不仅体现在各省之间差异的缩小，同时也体现在地位不同的阶级之间正在变得越来越像。
从1789年不同等级提交的陈情书中我们可以明显地发现这一点，撇开各阶层不可调和的利益矛盾，在其他方面他们已经极为相似。
但是如果把目光转向三级会议，则定然会看到一副截然相反的场景：在这里，资产阶级和贵族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做着相同的事情，他们之间的差异与冲突小的可以忽略不计，但是，他们本质上却依然属于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种族。
只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两个人群彼此之间的相似度越来越高。
导致这种相似性的重要原因是贵族正在变得越来越贫困， 尽管保护贵族财产的法律并没有更改，贵族的经济地位也依然没变，但贵族的权力却正在逐渐丧失，失去了权力的贵族就像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贫困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1775年，一位贵族曾悲伤地写下这样一句话：“尽管享有特权，贵族每天都在破产、消亡，第三等级却占有财富。”
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人类社会就像人的身体，除了内脏肌肉骨骼这些看得见的器官之外，还有一种看不见的生命力量，器官决定着生命的运行方式，而生命力量决定生命是否存在。
当生命之火熄灭，即使器官依然健壮，它也免不了会走向衰亡。而法国贵族得以存在得以依赖的生命力量，早已随着中央集权制度的巩固而消散了。
尽管法国贵族还享受着免税权等种种权利，以及世袭这些权利的权利，但是他们的贫困、衰亡还是在所难免，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在前文中提到的那种大规模的地产划分也正是贵族的逐渐贫穷化导致的。
破产的贵族不得不将自己的土地分割出卖给农民，只收取象征意义上的定期租金用来维护自己贵族领主的门面，在利穆赞等许多省份，真正的贵族已经消亡，正剩下不再拥有土地的没落贵族，正如本世纪初一位总督所说的：“我的财政区依然有几千家拥有贵族头衔的家庭，但是年收入能够达到20000里弗尔的却不到15个家庭了。”更早的时候，还有一位总督曾对自己的继任者说：“这里的贵族都很和善，但是都很穷，他们既高傲，又贫困。这让他们时刻陷入巨大的屈辱中。让这些贵族继续贫困下去，让他们向我们求援，这绝非一条坏政策。”然后总督又描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场景：“这些贵族组建了一个团体，只接纳能证明自己有贵族血统的人。这个团体没有得到许可证，不过我们还是能够容忍它。每年它都会召集一次会议。他们会在一起用餐，一起做弥撒，然后各自回家。回家的路上，有些人骑着干瘦的老马，有些人连老马都没有，只能步行。你无法想象这种集会有多么滑稽。”
事实上，当时不仅是法国，整个欧洲范围内的贵族都正在日益贫困化，尤其是在德意志民族当中，这点表现地尤为明显——贵族赖以生存的封建制度已经消失，但又没有新的贵族制形式来代替它。
只有英国是个例外，那里的古老贵族世家不仅没有没落，反而积累了大量财富，而且他们依然保持着自己的权力，那些新成长起来的贵族只能模仿他们，却无法超越。
在法国，没落贵族的财产大部分被平民所继承，所以有人说法国的新贵阶层是靠汲取贵族养分壮大起来的。尽管没有任何法律阻止资产阶级破产，也没有任何法律帮助有产者致富，但他们的财富还是滚雪球一样日益积累壮大，他们逐渐变得和贵族一样富有，有时比贵族还要阔气。
而且这些数名资产阶级财富结构和贵族是相同的：他们平时住在城里，但在乡下拥有大量田产，有时甚至还有自己的领地。
除了财富之外，教育和生活方式也使得这两种人具有无数其他相似之处。资产阶级的学识并不比贵族差，甚至他们的知识来源都是相同的。
资产阶级和贵族都沐浴在同样的光芒下，巴黎是他们共同的导师，也是法兰西唯一的导师，它已赋予一切人以同一本质和共同的行为习惯。
在18世纪末，资产阶级的行为举止还和正统贵族有着细微的差异，毕竟一个人的修养是通过很长的时间才能塑造起来，但是从本质上来看，这些身居社会中上层的精英阶层已经完全一致了：他们的思想相同，习惯相同，爱好相同，从事的娱乐相同，阅读的书籍也相同，当然，他们的语言也相同。
除了世代累积下来的权利有所不同外，没有丝毫本质上的差异。我相信，在当时欧洲的其他国家，贵族和资产阶级很难达拥有如此高度的一致性，即使是在各阶层都被共同利益捆绑的英国也不可能达到这种程度。
因为，自由的政治体制之下，尽管各阶层公民之间的命运相互关联相互依附，但他们彼此之间绝不可能相等。相反，只有在专制独裁的政治体制下，人们才能彼此相似，却互不关心彼此的命运。
这是专制政体导致的必然。
第九节 如此相似的人却相互孤立，彼此漠不关心
上一章我们解读了法国人相似的一面，这一章我们要观察的是法国人的另一面：为什么这些彼此如此相似的法国人，反而会比其他国家的人更加互不关心，互相孤立。即使是在法国历史上，这种现象也是绝无仅有的。
封建制度刚刚在欧洲建立的时候，我们现在所谓的贵族可能根本连姓氏都还不存在。贵族阶层的根源其实就是一个国家的所有首领，因此在最早的时候，贵族阶层就是这个国家的掌权阶层，把控着国家的统治权力。当然，这不是我要讨论的问题，我只须指出，进入中世纪之后，贵族从一种职权变成一种血统，一种出身。
在这一变迁中，贵族保留了作为掌权阶级的全部特征，他们依然是国家权力的掌控者，只是这个团体逐渐被自我封闭起来，血统，出身决定了谁拥有进入这个团体的资格，没有贵族血统的人都被排除在这个团体之外，尽管他们依然可以在国家行政体系中担任或高或低职位，但是永远只是从属的地位
在每一个封建制度确立的国家，贵族最后都会变成一种血统，只有在英国，贵族阶层又重新变回掌权阶层。
英国是唯一一个将血统制度摧毁的国家，在英国，贵族与平民一起从事同样的事务，选择同样的职业，而且在英国贵族与平民之间可以相互通婚。即便是大领主的女儿嫁给了一位新崛起的世家子弟，也不会有人觉得那是一件不体面的事情。
这才是最有价值的变革，如果你想知道唯血统论的思想是否已经在当地彻底被消灭，你只需要考察一下当地的婚姻状况。只有通过这些特征的考察，你才能得出带有决定性的结论。
可以说，真正让英国如此与众不同的原因不是它的国会、它的自由、它的开放或者它的陪审团，而是他们对唯血统论的彻底摒弃。尽管连英国人已经对这个事实习以为常，但我始终感到无比诧异，因为正是这一事实使得英国在所有现代国家中显得如此独特。
很遗憾的是，即使在今天的法国，虽然已经实行了60年之久的民主政体，你依然找不到这种特征，即使旧贵族和新兴世家在表面上似乎已经融为一体，但他们还是千方百计地避免联姻。
比起其他国家的，英国的贵族一向更严谨、睿智、也更开放，值得一提的是，如果使用欧洲大陆对于贵族一词的严格定义，那么其实英国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经不存在那种严格意义上的贵族了。
因为年代实在过于久远，那场让英国“失去”贵族的革命已经无从考据，但我们依然能够找到鲜活的证据证明它确实发生过：那就是习惯用语。
几个世纪以来，gentilholnme（贵族）一词在英语中已经完全改变了含义，而roturier（平民）一词则早已不复存在。
在莫里哀的剧作《达尔杜弗》中有这样一句台词：现在已经绝不可能逐字译成英文了：
Et， te1 quel l’on Ie voit，i1 est bon gentilholnme。
（瞧他那副模样，他还是个出色贵族。）
是的，这是一个语言学问题，但它同样可以应用于历史科学，我还有一个更加明显的证据，请跟我穿越时空，我们一起来跟踪gentleman（绅士）的词义演化过程。
这个词是从法语gentilhomme（贵族）一词衍化来的，最初特指贵族阶层，但是随着英国不同社会地位的阶层相互接近，融合，这个词的词义也逐渐扩大，所指代之人的社会地位也逐渐降低，直到这个词儿和英国人一起来到美国，他终于用来泛指所有的公民。
可以说，gentleman（绅士）这个词的历史，也正是民主的历史。
而在法国，gentilhomme（贵族）一词始终局限于它的原始含义中，大革命之后，这词就几乎没人再用了，但它的词义从来改变或者扩大，依然特指拥有古老血统的贵族成员。
之所以这个词能够被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根本原因就在于贵族血统论本身仍然被保留着，和以前一样，gentilhomme（贵族）保持着和其他社会等级的分离。
甚至于我敢说，同这词产生的时候相比，贵族血统与其他等级的分离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更变本加厉。
这就是为什么说虽然资产阶级和贵族是如此地相似，但彼此之间反而更加隔离：因为这是两个根本不可能融合在一起的团体，相似性越高，相互之间的斥力就越大。
但是在在中世纪，贵族经常会与自己的“附庸”共同管理自己的领地。
所谓“附庸”，是指依附于某个封建领主的人，可能是贵族，也有许多是平民，他们不仅必须跟随领主作战，而且按照每年必须有一段时间呆在领主的法庭中，帮领主审判案件，管理居民。
“领主法庭”是封建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所有古老法律中都有它的存在，至今，在德国许多地方我们还可以看到极为明显的遗迹。著名的封建法学家艾德姆·德·弗雷曼维尔士在他的著作中告诉我们，在许多封建领主的规定中，附庸每15天都必须去领主法庭参与日常工作，等他们全部到齐后，封建领主就会带着他的普通法官和附庸们一起审理在领土上发生的各种案件和纠纷。根据弗雷曼维尔士的记载，他在一个领地上有时能发现80， 150甚至200名附庸。而且他们当中大多数都是平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