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的反对让伏尔泰惊讶、愤懑。他致函友人道：“差不多整个王国都陷入沸腾惊愕之中，外省同巴黎一样民情鼎沸。可是我觉得国王敕令充满了有益的改革。废除卖官鬻爵，司法免费，防止偏远原告到巴黎告状而倾家荡产，国王负责偿付领主法庭费用，难道这些措施于国家不是大有裨益吗？况且，这些高等法院难道不常常是迫害狂、野蛮人吗？确实，我佩服那些野蛮人和桀骜不驯的第三等级搞到一起。至于我呢，我相信国王是对的，同样是侍奉他人，我宁愿选择生来就是强者的狮子，也不愿选择和我们同样弱势的鼠辈。”他还自我辩白地说道：“想想看，我应当赞赏国王对各地领主的恩赐，国王替他们偿付司法费用。”
伏尔泰离开巴黎日久，以为民众风貌还是他在巴黎时的样子。实际法国已经面目全非。法国人不仅要求政府改革，还要求亲自参与到改革中，一场大革命即将爆发，不仅人民支持，更由人民开始。
我想，从那时起，大革命已经不可避免，旧制度将玉石俱焚。人民的充分准备，亲力亲为，全面参与，才毁掉旧制度的一切。****君主本可以扮演谨小慎微的改革家的角色。大革命摧毁妨碍自由的制度、思想、习俗，它也废除自由赖以存在的其他东西。当我考虑到这一点，这时，我便倾向于认为，如若由一个****的君主革命，我们有朝一日可能成为一个自由的民族。若由民众自发革命，我们不可能变成一个自由民族。
若要真正理解我们这场革命的历史，最好不要忘记上文所述的观点。
当法国人对政治自由的热爱火焰又重新燃起时，关于政府问题他们已经有了很多的概念，而这些概念几乎与自由制度的存在是完全对立的。
在法国人的理想社会中，他们有这样的设想：只承认人民的存在，除了公务员贵族之外，不存在其他的贵族；只有一个唯一的政府，它拥有无限的权力，唯独它能够领导国家，保护个人。这样，他们既想要自由，又丝毫不愿抛开这个拥有无限权力的国家，他们只是试图将其与自由的概念尽量调和在一起。
于是，他们建立了中央集权下的无限政府和占有优势地位的立法团结合的制度：官僚制度和民选政府。国民只是以整体拥有一切主权，公民作为个人却被限制在最狭隘的依附地位：作为国民，要求人们具有自由者的阅历和品德，作为公民，则要求具有忠顺服从的品质。
将政治自由引入截然对立的制度和思想（人们对这些制度和思想习以为常或偏爱），60年来，自由政府的屡试屡败，结果招致大革命的危害。最终多数法国人终于心灰意懒，决意抛弃自由，回到起点，归结于一点：无论如何，如果只有一个主人，平等地生活还能尝到一点甜头。今日处境下的我们，更像1750年的经济学派，不像1789年的前辈。
我经常怀疑：历代促使人们建立伟业的自由激情，从何而来，是从什么样的情感中滋生出来的。我清楚地看到，人民误入歧路，起初一心向往自由自治；这种追求只是摆脱****弊端的暂时性需要，绝不可能持久，终将与突发事件一同消失；人们表面上爱自由，其实只是痛恨主子的压迫。为自由而生的民族，憎恨的是依附的主人而已。
我不相信真正的爱自由是源于物质利益，这种看法常常使人模糊：善于保持自由的人，自由总会带来富裕、利益、财富。但是实际上，有时自由让人暂时不能享受福利，另一些时候，唯有****才能让人获得短暂的满足。只欣赏利益和好处的人，从未长久保持自由。历史上，有些人从来依恋自由，但他们出于自由本身的魅力，与其物质利益无关，这就是在上帝和真理的统治下，无拘无束地说话、做事、呼吸的快乐。谁在自由中寻求自由之外的东西，只配接受奴役的命运。
某些民族对自由孜孜以求、不畏艰难。他们爱自由，并非因自由的物质利益。在他们眼里，自由是珍贵、必需的福旨，一旦失去自由，便无以抵偿，而获得自由，便宠辱皆忘。另一些民族在繁荣中厌倦自由，任凭他人夺走自由，唯恐反抗会损害自由赐与的福利。
那么，这些人要想持续地拥有自由，还缺少什么呢？其实，他们所缺少的就是对自由的爱好。这种崇高的志趣不用我来过多解释，他们必须亲身去体会。自由会随时准备好进入那些爱好它的伟大心灵之中，它会填充这些心灵，并使其燃烧起来，发出耀眼的光芒。
而对于那些从来不爱好自由的平庸灵魂来说，就不必去做徒劳的努力，试图让他们理解这一切。
第四节 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
“太阳王”路易十四称霸整个欧洲，并缔造了法国封建史上最鼎盛的时期，然而盛极必衰，法兰西的衰微迹象从极盛时期慢慢显露出来。
从元帅沃邦那篇关于政府统计表的短论里，以及总督们给勃艮第公爵的奏折中，我们可以隐约地嗅出法国社会中的腐朽味道：人口锐减、工业城市没落、土地收获大幅度下降、出产量减少近两成。由此可见。外表光鲜、不可一世的法兰西帝国内里已经千疮百孔。
在他执政期间，路易十四建立了一个以他为中心的****国家，这种政体存在不少弊端，也造成法兰西社会大规模的贫困，当时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以及总督、大臣、实业家们都认为整个法兰西只有巴黎一如富庶且日益扩大，外省则在持续崩溃中。这是纵使路易十四死亡也不能改变的现实，在此种体制下，公共繁荣不可能重现。
纵有众多学者的见解和论述摆在眼前，我也不完全相信18世纪上半叶的法国已经处在一个持续衰落的时期，在我看来，当时的法国社会只不过是没有长足的进步而已。
就我目前所能看到的关于那一时期的政府文献中清晰地记录了当时社会的状况：政府因循守职，缺乏创新意识，也不曾为改善居民生活而做过半点努力；也没有出现任何想要变革社会的个人。当时的法国社会表面看来和谐平静，实则麻木不仁，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8世纪中叶。
其实，在大革命爆发前的三四十年里法国社会内部已经出现了一丝似有若无的震动，若非细心观察很难窥见。渐渐的，这种震动变得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强烈，并不断向外扩大，速度也不断加快，在这其中的每个人都清晰地感受到：这个民族要动起来了！这并不是一时的回光返照，也不是躯体的片刻复苏，而是一种新的精神带来的强力推动，让旧的一切解体，让新的一切进驻。
这种新的精神使得每个人既惶惶不安又跃跃欲试。他们想要冲破现有的一切，获得一种与现在完全相反的新生活，却又担心希求的一切不过是个一碰即破的幻梦。
新精神无孔不入，连政府内部也有所渗入，有心人会发现，那段时期，政府表面上一如既往，内部却已经多多少少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改变，如当时的法律没有经过重订，但是法律的执行和几十年前有了很大的不同。
我在其他文章中提到：1740年的总督与1780年的总督有着相同的职位、权力以及执行权力时所表现出的专横，却有着不同的目的和作为：前者不过是负责在所辖地区征募兵员，征收军役税，并运用手段保证所辖地区居民个个驯良，能够顺从政府的意愿；后者显然比前者要忙得多，不但要负责上面所说的所有事，还要对很多事情投注精力和关心，旨在增加公共财富。
总督关于增加公共财富的计划主要是从道路、运河、制造业、商业等领域下手，而农业则成为重中之重。亨利四世的重臣絮利公爵的治国思想开始在1780年的法国行政官员中产生影响，絮利公爵本人也成为当时官员膜拜的对象。秉承絮利公爵“法国要靠牧场和耕地两个乳房哺育，这才是真正的巨大财富”的思想，各地开始建立农业协会、创立赛会、颁发奖金。
人们常常会通过各种捐税的征收情况来揣摩统治者的精神变化，有幸活到1780年的人欣喜地发现这段日子与从前相比有了很多微妙的变化：虽然写在纸上的法律还是同样的严酷、专横、不平等，但落实到实际的时候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让每个人都有了一丝丝的轻松。
莫里安在他的著作《国库大臣回忆录》中说道：“在我研究税收法之初，我不禁为其中种种严苛的条款而咋舌，如漏税一项，特别法庭有权对漏税人处以罚款、监禁、体罚等；而包税官更是一手遮天，仅凭几句誓词就可以控制几乎所有的财产和人身。幸好在为法典震慑之余，我没有放弃对现实的观察，很快我就发现法律文本和施行法律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执法者们总是倾向于减罪或缓刑，而不是一味地照本宣科。”
这些端倪终于在1787年诺曼底省会议中被提到台面上，会议中说道：“征收捐税确实会带给社会无穷的弊端和麻烦，但是，我们还是要正确地看待这几年里关于征税的现实，不能对征税的实际分寸视而不见！”
在大量的文献中，我们能够看到此时期法国社会自上而下对人的生命和自由的尊重。还有一种现象是前所未见的，就是对贫民苦难的真正关心：税务部门频繁地蠲免贫民的捐税，并给他们发放更多的赈济财物，而且绝不会在执行任务中对贫民施行暴力。
对贫民的关心和救济并不局限于税务部门，连当时的国王路易十六也有所动作，他不但增加所有基金，还经常设立新基金，专门用于在农村创办慈善工场和救济贫民。
我在现存文献中发现，国家经常在全国各地发放救济金，1779 年在上基那内一个财政区发放80000 多里弗尔；1784 年在图尔财政区发放40000 里弗尔，1787 年在诺曼底财政区发放48000 里弗尔。而路易十六有时还会亲自负责对救济基金的监管和使用。
然而仅仅蠲免税收、设立基金是不够的，1776 年，御前会议召开。会议确定，如果国王的猎物在王室狩猎总管管区周围毁坏了农田，应向农民赔偿相应的款项。当会议制定赔款方法时，路易十六还亲自撰写了关于赔款方法的各项理由。当路易十六将写好的文件交给财政大臣杜尔阁时，说道：“你看，我也要为我这方做工作。”
看到这里，我不得不说，当时的法国从君主到民众共同为后世描绘了一幅有违旧制度真容却比旧制度更为美好的景象。
正是有赖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在精神和行为上发生的这些变化，公共繁荣才能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起来。所有欣荣的景象都在证明一点：人口在迅速地增加，财富在更迅速地增长。
这期间，七年战争爆发，但也并没有阻碍社会继续飞跃发展。虽然战争使得国家负债累累，但完全没有影响到个人发财致富的热情，每个人都更勤奋，更有事业心，更富于创造性。
个人的努力没有白费，这期间法国的工业发展迅速。与工业发展并行的就是消费税范围的扩大，在路易十六统治的不同时期里，地租价格一直呈上升趋势，这从国家与负责征税的金融公司签订的不同协定中就能看出；在每年的结算书中，我们还会看到所有消费税所得每年递增近200万。
若比较法国各时期的发展状况，人们就会发现其中的差异，法国的公共繁荣在大革命之前这20年中达到顶峰，超越了之后的任何一个时期。如果非要找出一个时期能与这20年相媲美，那就只有实行立宪君主制的37 年，即1815～1852年，那是一个和平而发展迅速的时期。
其实，这20年间，法国政府仍然存在许多弊病，工业的发展也遇到许多难处，但是法国社会依然能够让人惊奇地展现出一派巨大而兴旺的繁荣景象。这个现象被很多政治家视为政治经济领域的“百慕大”，因为他们无从解释。
看看法国那个混乱不堪的时期，你根本无法说服自己相信，在不平等的赋税制度、五花八门的习惯法、虚高的国内关税、****的封建权力交织笼罩之下，法兰西没有死气沉沉，而是繁荣昌盛。然而不管怎样，法兰西已经富裕并全面发展起来，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若有心深究，你就会发现，在所有注定会为社会机器运作造成阻碍的因素之下掩藏着两种极为简单而强大的推动力：一个是虽强大有力却不再实行****的政府；一个是已经脱胎为欧洲大陆最开明而自由的民族，这个民族中的每个人都能自由自主地发财致富，并无须担心已取得的财富。不要怀疑，仅仅这两种动力就足够保证整部机器的性能良好，从而能够全力朝着公共繁荣的目标运转。
路易十六仍然是一国之主，却早已对公众舆论俯首帖耳，他每时每刻都会受到来自公众舆论的启发，他还会不断向公众咨询，表示敬畏和恭维。即使法律条文中规定国王是****的，但在法律的实施中国王反而受到更多的限制。财政大臣内克曾说：“公众舆论在法国发挥的权威是其他国家很难设想的，这是一股看似无形的力量，却能够对法国国王直接发号施令。虽然这种情况在其他国家看来很难理解，却是法国国内最大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