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我们前面已经看到的，12世纪达到巅峰发展状态的泉州海上贸易绝不仅仅是奢侈品的转口贸易，农产品和工业产品也大量出口。除了跨地区的长途转运贸易之外，这种出口能力在使泉州成为全国重要的商业中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本章，笔者通过考察一个主要面向出口而具有相当规模的当地产业——外贸瓷的生产，来探究跨部门的区域经济整合情况。首先，笔者先对闽南的这种产业做概述，然后分析其结构和运作情况，接着笔者把闽南的外贸瓷产业与沿海其他地区的外贸瓷产业做比较，以进一步阐述区域经济整合问题。
第一节 闽南外贸瓷
陶瓷出口在闽南经济的工业领域占有重要位置。据我们了解，出自闽南的主要非农外贸产品就只有几种——外贸瓷、铁器、丝棉纺织品，以及各种各样的手工艺品。然而，就地理分布、生产规模、市场价值、雇佣情况和在海外市场树立的声誉而言，外贸瓷在本区域产业部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这些外贸瓷和生产这些瓷器的陶窑的遗迹保存情况，要比宋代其他商品及其产业场地的保存情况更加完好，所以我们对这个产业掌握的信息也相对更多。这些信息很少来自第一手文献史料记载，因为外贸瓷从来不是传统的文人雅士文章里热衷的话题，即便有材料零零散散提到陶瓷，但由于信息残缺不全，因而也无法做出有意义的分析。然而，近几十年积累的大量考古报告（其中不少并未公布），给我们提供了一幅地方陶瓷产业引人入胜的景象。事实上，许多令人激动的发现仍在不断涌现，在以后的时间里，我们对这个话题的理解可能将会比现在更加深入透彻。本章的分析随着新的史料不断出现，可能将需要不断做出修正。尽管如此，由于此分析基于拥有第一手资料的业内人士所公布的材料，所以在发现其他新的证据之前，此分析仍然相对可靠。
第六章概述了闽南的县级区划。泉州的四个县，以及兴化、漳州各有三个县位于或者靠近沿海地区。泉州另外的三个县和漳州的一个县坐落在多山的腹地。这些县中我们掌握了相对更多的外贸瓷的生产信息的有三个低地县：晋江、南安、同安。在宋代泉州管辖的其他两个沿海地区：厦门岛（宋朝时称其为嘉禾岛，属同安管辖）和惠安县，也发现了一些窑址。兴化军的莆田县（治所所在地）和仙游县、漳州的漳浦县也有窑址。除此之外，处于高地山区的三个县：安溪、德化、永春，都加入了外贸瓷生产的行列。
对陶瓷样品和窑址的精确系年仍是一项棘手的任务，但是，考古学家已经确定了部分陶瓷样品和窑址的大概年代。从可靠信息可以判断出，闽南外贸瓷大规模生产始于11世纪末，一直持续发展到元末。这与第一部分描述的地区发展模式相吻合。虽然闽南很早就开始生产陶瓷，但直到12世纪，商业领域才真正促进了这个产业的飞速发展。这个过程一旦开始，为了满足海外市场不断增长的需求而快速发展的陶瓷产业，就对商业扩展带来了更加强劲的动力。正如下面即将讨论的，对两浙和江西路受欢迎的商品的成功仿制，也大大减少了转运此类商品到闽南港口所引起的一系列困难，同时也降低了成本。
第二节 闽南的宋元窑址
泉州下属七县著名窑址的分布情况，就会发现，在宋元时期它们主要集中于沿海平原地区。这种情形刚好与明清时期相反，在明清时期，内地山区的瓷窑比沿海地区更加繁荣。这或许是因为这种产业的发展要消耗大量的木材燃料，而平原地区的燃料消耗供应补充得更快。事实上，在整个宋元时期，首先在北宋末年，一些主要的窑场集中于平原地区，然后在南宋和元朝，才逐渐扩展到多山的内陆地区。
在南宋和元朝，闽南地区之中南安县的窑场最多，也被看做是一个主要的陶瓷生产中心。晋江和德化也是当时陶瓷生产的两个主要中心。这三个县的窑场最多，也生产出了本地区绝大部分的外贸瓷。尽管同安在宋元时期的窑场并不多，但在这个行业却具有很重要的地位。
为了便于对这个行业的结构和出口特点做进一步分析，我们有必要先对产自这些窑场的各种陶瓷商品进行归类。陶瓷的分类有很多，以宋朝的陶瓷为例，光粗略的分法就有十几种，而且每种都风格独具，还都以专事生产这种样式的主要窑址命名。不言而喻，这种分类法可以说明产品的产地。然而，某些特色风格的陶瓷往往出于专事生产其他风格的窑址。而且，因为在宋朝以陶瓷窑址命名的分类中，闽南陶瓷只有很少部分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所以，对闽南贸易陶瓷如此进行分类是不妥的。根据我们的分析需要，先根据颜色来区分，然后再考虑按装饰、瓷器质量和其他风格特点等进行分类，可能更为便利。由此出发，我们可以把宋元时期闽南的陶瓷分为四类：青瓷、杂色陶器、白瓷、影青陶瓷。
青瓷是宋元时期中国陶瓷的主要类型，闽南青瓷可被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龙泉青瓷的仿制品，龙泉青瓷是宋朝时期最有价值、最受推崇的绿色陶瓷，此类瓷器主要产自两浙路西南一个名叫龙泉的县而得名。而仿制品主要在晋江、南安、安溪和莆田生产。第二类青瓷是一批带有点缀篦纹装饰的暗橄榄绿色或黄绿色瓷碗。在日本，这类青瓷被称为珠光青瓷茶碗。虽然以前我们并不知道这些瓷器产自何处，但现在已确定是产自闽南，尤其是在同安。现在，这种陶瓷被陶瓷研究专家称为“同安窑系”。然而，厦门、漳浦、莆田和安溪的窑场，也被证实曾生产过类似的陶瓷。
带深色釉的琥珀色陶器（以下简称为杂色陶）主要是在晋江的磁灶烧制。一般认为，先在不加釉的情况下，对这种陶瓷的主体部分进行低温烧制，然后上一层铅铀再次烧制而成的。这种陶瓷都涂着像深绿、棕、黑等深色。一种黑釉色的茶碗，实际上是仿制一种在日本被称为“天目”盏的非常有名的茶碗。这种茶碗最初产自闽江上游的建州。
白瓷主要产自德化，其色泽比当时产自江西路景德镇的白色陶瓷要白，釉色呈乳脂色。这些白瓷与北宋时期产自北方定州、色如象牙的白瓷有明显差别。德化白瓷在以后的朝代得以发展，在欧洲市场获得了“中国白”的声望。而在本书所研究的这个阶段，德化白瓷不过是一种含碱量高的、比生产影青需要的温度低的环境下烧制出来的一种软质瓷。闽南的彩陶和白瓷都是具有明显地域特征的产品，与宋元时期中国其他地区生产的陶瓷区别甚大。
影青瓷器的特征是半透明的白色瓷身上涂着透明釉色，非常接近于高温烧制的瓷器。这种釉料带几分蓝色，与德化白瓷明显不同。南宋和元朝时期景德镇生产的这种影青瓷在历史上最有名。影青瓷在闽南的主要产地为同安、南安、安溪、永春、漳浦和德化。闽南的影青瓷可能仿制了景德镇的同类瓷品，但它的生产以从潮州引进的技术和指导为基础。在闽南陶瓷产业兴盛之前，潮州是影青瓷生产的主要中心。
以县为区域单位，展示各县所存窑址发现的不同类型陶瓷。在四类陶瓷中，青瓷是这个地区发现的陶瓷产品中最普遍的一种，大约90%挖掘点都见到它们。仅次于青瓷的是影青瓷。总体来说，平原地区的窑场更加趋向于生产青瓷和黑陶，而山区的窑场则专门烧制浅色影青瓷或白瓷。
一般认为，以上讨论的各种陶瓷大多数是为外贸而生产的。至少有两个理由支持这个观点。第一，窑场的规模和数量，以及它们的集中程度远远超出当地的需求。第二，在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其他东南亚国家发现了很多由这些窑场生产的陶瓷器，其外部特征明显有别于这些国家生产的陶瓷。
闽南最重要的陶瓷可分为两类：需求甚多的瓷器的仿制品和有明显当地风格的陶瓷制品。为了达到商业目的，仿制其他地区有名的、优质的、可获利的产品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海外市场对此类陶器有很大的需求，然而它们却都在距离闽南很远的地区生产，所以，将其运到泉州来出口的费用非常高。就地理位置而言，福州、温州、明州，甚至广州的港口，更接近这些受大众青睐的瓷器的产地。所以，闽南的海上贸易自然而然地鼓励当地陶工生产仿制品。中国北方被女真人统治后，北方窑场的陶工也可能移居到闽南。在众多的仿制品里面，最著名的要数龙泉青瓷和景德镇影青瓷的仿品。尽管做工比原地生产的真品粗糙，但这些仿品的质量和造型等都足以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尤其当大批量生产、价格更低廉的仿制品出现以后，情况更是如此。天目茶碗虽然数量不够庞大，但仍然是外贸瓷仿制品的一个典范。德化仿制生产的天目茶碗明显劣于建窑的真品，但对于外贸瓷来说，质量已经相当不错了。
然而，这个地区还有其他种类的、具有更浓厚的当地风格的陶瓷，它们甚至成为宋朝陶瓷的特殊类型。突出的例子就是珠光青瓷、德化白瓷和前面提到的磁灶杂色陶。珠光青瓷在日本镰仓的口碑非常好，其余的两类在东南亚也有大量发现。与仿制品一样，这些陶瓷尽管有别具一格的特点，却不属于那种很精致的陶器。它们都是大量生产，当作廉价瓷器出口到海外市场，销售对象是平民而非统治阶层。统治阶层的消费者更乐意选择像龙泉和景德镇这样久负盛名的窑场生产出来的真品。
第三节 外贸瓷产业结构
上面提到的绝大多数窑场规模都很大。例如，德化屈斗宫有一个窑场，其长度超过57米。一户人家是没法经营如此大规模的窑场。因此，研究者提出了两种可能的经营模式：每个窑场属于像富商这样的单个场主，场主雇用大量工匠做工，并发给他们薪水；几个陶瓷作坊联合经营一个窑场。在烧制之前，每个作坊独自制造一批陶坯，然后将陶坯汇集到同一个窑场烧制。
景德镇的情况可以证实第一种经营模式。南宋时期写作的《陶记》专门论述了景德镇的陶瓷产业，提到当时的确存在劳动分工。产业的各个不同部门拥有专门的工匠和工徒，他们承担不同的职责，例如准备黏土、塑形、装饰、烧制，等等。然而，到目前为止，在闽南大型窑址附近尚未发现大规模的作坊。相反，在同一窑址发现不同作坊样品商标的事情屡见不鲜。例如，在晋江磁灶窑址，发现的商标就有“程家”（指“程家”还是“程家作坊”呢？）、“吴”（“吴”是姓，是不是指“吴”姓人家的作坊？）、“张金记”（是名叫“张金”的陶工的商铺或作坊吗？）。在漳浦发现的陶瓷碎片上刻有像“蔡”、“程”、“林”、“王”、“后山陈”这样的一些姓。所以，第二种假设可能更符合大窑场的实际情况。另外一种可能性，是其他一些私人作坊虽未参与陶窑建设，但也可能出钱让这些窑场烧制自己的产品。这些小的陶器作坊可能就坐落在窑场附近，因为未经烧制的陶胚特别容易破碎，根本没法装载运输几公里远。第一种假设如果有价值，那它就只符合小规模窑场的情况。由于陶瓷生产需要高度的技巧和知识，一年四季都有工作可做。所以，我们可以推断，这个产业的绝大多数陶工可能都是全职劳动者。
闽南陶瓷窑址的典型特征就是依山而建，附近有河流或小溪。这些“龙窑”不仅狭长，而且每个窑场都有许多相通的焙烧室。大窑估计每窑能烧制10 000—30 000件瓷器，需燃料木材3 000—5 000公斤。这个估计是以20世纪初的燃料消耗数据为基础得到的。因为烧窑技术和陶窑造型在不断改进，所以，宋朝时期实际的燃料消耗比这个数字还要多。燃料直接取自陶窑所在山丘的树木。另外一种生产陶瓷的非常重要的原材料是高岭土。高岭土在这个地区有非常丰富的储备。所以，把燃料和高岭土运输到窑场的费用并不是很高。然而，把烧制好的陶器从窑场运输到城里的市场的费用要高得多，因为把陶器堆起来装载、运输时既易碎又很沉。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窑场建在水路附近，为什么这个产业在最靠近海上运输中心的沿海县份首先能够繁荣起来。然而，德化的例子表明，这个产业的利润非常高，以至于区域内成品的运输费用并非首要考虑的因素，而是降到了相对次要的位置。
那么，这个产业养活了多少人的生计呢？据玛丽·特里格估计，“保守地说，一个中等规模的窑场需要好几百人”，而“一个大点的享有盛名的窑场就需雇用好几千人”。她的估算可能基于陶瓷产业的专业化程度和目前发现的窑址数量。她的估计针对宋朝陶窑的大体情况，也有一定的根据，我们若估计闽南窑场平均每个所需陶工上百，甚或上千，跟她的估计不会相差很远。如果把从事外贸瓷业务的各个环节的人都考虑在内，那么，估计人数就会更多一些。然而，据笔者的保守估计，每个窑场至少养活100户人家，也就是500人。这些人除了陶工和烧窑工外，还包括把外贸瓷运输到镇子、港口的脚夫或小贩，以及将外贸瓷运送到海外市场的海运商人等形形色色的人。就泉州一地，总共发现了130个宋元窑址。如果把另外两个州也计算在内，总共就有144个窑址。据粗略但比较保守的估计，在海上贸易的全盛时期，有13 000多户人家，或大约65 000人，可能参与泉州外贸瓷的生产和销售。考虑到13世纪初泉州总人口只有100多万，这个估计也就说明，当时泉州就有大约6.5%的人口直接以这个产业所带来的收入为生。如果把整个闽南考虑在内，鉴于同期人口为200多万，那也就是说有72 000人或3.6%的人口参与外贸瓷产业。尽管这里所有的窑场可能没有同时经营生产，然而，作为一个如此高度集中并直接面向市场的产业，它们很可能在该地区海上贸易开始兴盛时期就获得机会。我们假设，在需求量最高的时期，144个窑场中有75%的同时存在，也就是说，当地人口中，有多达50 000人依靠这个产业和经营为生。以上估计说明，当地有相当比例的人口参与这个唯一的非农产业，这是宋元时期中国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
列举了以县为单位从事外贸瓷产业的大致人口数量。比例从0.3%（惠安）到18.3%（德化）不等，但最高的三个比例——18.3%（德化）、15%（安溪）、7.8%（南安）——都高于整个泉州7.3%的比例，这也充分说明外贸瓷在当地经济中占有颇为显著的地位。元朝统治时期，泉州的人口和整个闽南地区的人口同时锐减，1250年为255 758户，1290年降到89 060户。然而，外贸瓷产业却在继续繁荣发展（参见第五章）。我们假设参与这个产业的人数不变，那人数大约就占到泉州总人口的14%，比南宋末年翻了一番。
现存没有关于外贸瓷产业成本和利润的资料。若对外贸瓷产业做一粗略估计，假设每件陶瓷的生产成本为10个铜钱，到港口时为20个铜钱，海外市场的销售价为40个铜钱。在整个流通过程中，10个铜钱的生产成本创造了50个铜钱的商业价值。我们进一步假设各个流通环节生产商和代理商赚到50%的净利润（另外50%是流通成本），那么，估计每件陶器的利润即25个铜钱。如果一个中等规模的窑场每个窑每次生产30 000件陶瓷，一年烧制15窑，闽南144个已知的窑场至少75%的陶窑从事生产，那么，每年产生的利润大概为750 000贯铜钱。
另一方面，每件陶瓷的生产成本为10铜钱这一假设也就意味着，每年要投入480 000贯铜钱用作生产。这表明只是生产这一个环节就需要大量投资，更不用说窑场和其他生产工具也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窑场老板和陶工能不能独自承受如此巨大的生产成本呢？在没有非常固定客户的情况下，他们能不能承受得起如此大规模投资所承担的风险呢？这些问题只能促使生产商和商品代理商之间紧密合作，不仅共同决定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的问题，而且还要做好资金预算分配。生产方可能得到了销售方的资金支持，反过来，生产方要保证对海外市场需求的产品的供应。
据何翠媚估计，外贸瓷产业发展的最初阶段，在闽南窑场供职的技术精湛的陶工不少于800人。她认为这是完全可能的，就拿曾经发生的潮州陶工有组织大量迁移，可能是受到闽南商人策动并资助这件事来说。她也推断，要在人口密度如此高的居住区域，几乎在短期内进行大规模生产，一定需要借助当地强大的力量才能解决诸多方面的问题，例如土地转让、改变土地用途和土地税收等。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当地精英或非常有影响力的人士参与才能做到。何翠媚的解释也支持陶瓷产业与海上贸易部门之间存在紧密联系这一论断。
第四节 外贸瓷与地方经济：一个比较分析
闽南外贸瓷产业的发展反映出地域经济的高度整合。整合的动力很明显来自海上贸易。在12世纪长期的繁荣历程中，闽南各方面都积极把握这种机遇。其结果，专事外贸瓷产业的窑场大幅增加。前面已经提到，泉州几乎下属的每个县，包括那些地处偏远腹地的山区县份，都积极参与这个产业，连临近的兴化军和漳州也生产类似产品。对其他同期沿海中心做一简要比较，有助于揭示闽南外贸瓷产业的特征。
广州是泉州主要的竞争对手，宋代广州下属8县，但只有南海和清远两县拥有生产外贸瓷的窑场。在整个广南东路，到目前为止只发现了63个宋窑遗址，散布在10个州的12个县。除了广南东路主要从事外贸瓷产业的潮州以外，广州和附近的惠州各有两县生产外贸瓷。展示该路发现的宋时窑址在各县的分布情况。虽然12个窑址中心之中有7个处于内陆腹地，但三个最主要的地区——广州（17个窑址）、潮州（22个窑址）、惠州（6个窑址）——都沿广东海岸分布。与上面描述的闽南模式相比，这表明它的整合程度明显松散，并且过度集中于沿海地带。
此外，潮州窑区的兴衰可以作为说明广州和泉州海上贸易复杂功能的重要参照。一般认为，在11世纪下半叶，大量生产精致影青瓷和青瓷的偏远沿海区域的潮州窑场，无论就技术改进还是生产规模而言，都达到了发展的全盛状态。海外市场发现了大量的潮州陶瓷，相信它们已成为这一时期从广州港外贸的主要产品。然而，这样的贸易在11世纪晚期明显开始走下坡路，到了南宋，这里曾经繁盛一时的外贸瓷产业就彻底销声匿迹了。与此同时，在潮州北部大约只有300公里远的闽南地方，陶瓷窑场却在蓬勃发展，甚至拓展到了像德化这样偏远的多山的内陆腹地。那么，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难道是因为南宋时期泉州取代广州成为新的海上贸易中心，以至于不再需要潮州生产的外贸瓷了吗？因为在南宋时期广州仍然是泉州的主要竞争对手，因此，这种解释难以让人信服。更为重要的是，潮州的地理位置非常靠近闽南，所以，它完全可以通过把销售点从广州转向泉州，或是仅仅通过扩大生产以满足其北方市场需求的方式，来维持当地繁荣发展的外贸瓷产业。简言之，在南宋时期潮州本应可以利用其位处泉州与广州两个海运中心之间的有利位置，享受到更大的外贸瓷市场需求，这较北宋时期原该更加有利。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在北宋时期，潮州陶瓷主要由泉州海运商人经过广州向外出口，因为这些海运商人当时不得不去广州办理外贸清关手续和领取必要的市舶公凭。因此，地处泉州和广州之间的潮州就发展起了这个新型的产业，并享有集中生产的优势，而把流通环节巨大的风险完全留给来自其他地方的海运商人。我们也不能在这个环节把广州当地商人完全排除在外，因为他们也可能参与了如此高利润商品在国内的贸易。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能把商品从潮州转运到广州，然后卖给经营海上贸易的商人。这所有的渠道形成的巨大需求，共同确保了潮州陶瓷产业得以繁荣发展。当然，潮州窑场也面对来自珠江三角洲，例如广州附近的西村窑和惠州地区技术高超的其他窑场的巨大竞争压力。但就规模和技术而言，这种压力还没有大到足以压垮潮州陶瓷窑场的地步。致命的打击可能仅仅因为外贸瓷的贸易体制发生了改变。
从1087年起，泉州商人就可以在本地清关，而无须再到广州去。在这种新的体系下，他们无需再支持潮州的陶瓷中心。对他们来说，促进闽南本地的可靠供应反而更为高效。在这种情况下，闽南的外贸瓷生产就开始繁荣起来。笔者在上文就推断，一些初期投资或运作资金可能来自于商业圈，而他们在经济上可能受惠于家乡港口附近更为繁荣发展的陶瓷产业。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定期供应，更好地控制质量，便利的订货渠道，生产和运输成本更低，价格更加便宜。另一个优势是当地陶工、负责当地流通的中间人、经营出海航运的商人之间的社会联系更为紧密。事实上，如果把笔者在第三部分将要论述的交易成本因素考虑在内，泉州商人就有更大动机去确保闽南的外贸瓷产业发展起来。上文已经提到，何翠媚指出，可能还存在技术从潮州向泉州的大幅转移，我们虽然无法靠书面证据来证明这种情况的确存在，但这两个区域外贸瓷产业互惠发展，肯定符合这种假设。
明州就是另外一个很好的案例，南宋时期它显然是一个重要的海运中心。然而与广州相比，明州的外贸瓷产业发展并不怎么引人注目，与泉州相比就差得更多。在吴越时代和北宋初期，杭州湾海岸曾经拥有充满传奇色彩的越窑，主要是在越州的余姚县（现在的绍兴）进行生产。越窑青瓷是为朝廷消费而生产的非常精致的瓷器，被当作贡品，也作为奢侈品对外出口。在其全盛时期，生产甚至扩展到了明州。但是，这种陶瓷在11世纪急剧衰落，之后就几乎消失了。只在越州的嵊县发现了可以追溯到南宋时期的临近明州的外贸瓷窑址。它们规模较小，跟闽南的窑场几乎无法同日而语。在杭州还有另外一种享有盛誉的窑场，名为郊坛窑。但是，它的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朝廷消费，而不是为了出口。南宋时期，在两浙路南部，例如处州（龙泉窑）、婺州、衢州等地都有陶瓷中心。这些窑场的陶瓷虽然主要是为了满足国内消费，但也可以通过该路的温州、明州，以及广东路的一些港口向外出口。尽管有外贸现象存在，但我们仍然很难说龙泉窑场的繁荣，是由于明州一个地方的海上贸易而促成的。由上文的讨论可见，闽南外贸瓷与泉州的海上贸易之间却可以有这样的联系。
所以，与珠江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相比，闽南的海上贸易显然要影响广泛得多，这样的贸易规模给区域经济内的行业整合带来了巨大动力，这是南宋时期中国的其他地方根本无法比拟的。上文已经提到，参与这个产业的当地人口比例肯定非常高，这是另外一个高度整合的明显表征。这种现象出诸本地商人在海上贸易中占非常大比重的结果。与那些外来的旅居商人相比，本地商人更乐意为当地经济作大量投资，以促进其他领域的商业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