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20年的研究结果。它肇始于我就读香港中文大学时（1976—1978）为哲学硕士学位论文所作的研究。这些年来，给我提出宝贵意见和提供大力支持的人实在太多，以至在这里只能提及极少部分的人。
首先，我要感谢我所有的历史老师们。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就读本科与研究生期间，是他们使我具备了从事本学科研究的素质。我尤其要感谢全汉升先生，他引导我走进社会经济史领域；感谢余英时先生，他的思想史课程给了我莫大的启迪；感谢我的论文导师王赓武先生、科林·杰夫科特（Collin Jeffcott）先生以及已故的严耕望先生，他们开阔了我的视野，使我领悟到了本领域研究的重要意义。我还要感谢澳大利亚政府慷慨提供的英联邦奖学金，它不仅使我完成了博士学位，而且还资助我于1980年底至1981年初，在闽南和日本的图书馆、档案馆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随后，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的学术生涯中，我遇到了许多激励我进步的同仁，例如李焯然、陈金强（Alan Chan）、容世诚、梁元生、许倬云、陈学霖、朱鸿林、连鹏、郭少棠、叶汉明以及王汛森，等等。这里，其实只列出了一部分人的姓名。其中，我尤其要感谢梁元生先生，因为在该项研究的最后阶段，他给了我持久的精神支持。许倬云先生在人文学科与跨学科知识方面，也给予了我极大的启迪，这点在本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斯波义信先生虽然不是我正式的论文导师，但他无疑是我学术追求中最重要的良师益友。他对我长期的关怀与鼓励、他的学术热情、他对中国经济史深刻的洞察力，这一切都是我极其重要的原动力。在此，我对他表示深深的谢意。感谢柳存仁先生与崔瑞德（Denis Twitch-ett）先生，在堪培拉期间，他们给了我弥足珍贵的鼓励和建议。还要感谢李中清先生，1977年，他引导我第一次接触了威廉·施坚雅（G畅William Skinner）的理论，1993年，他引介我认识了朋友连鹏先生，连鹏把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畅North）的著作带入了我阅读的视野。这些论著构成了本书的理论体系框架。
从1996年秋至1997年春，我有幸在哈佛燕京学社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这段时间成为本书第三部分构思成形的关键时期。我非常感谢包弼德（Peter Bol）先生、杜维明先生、杰佛瑞·萨克斯（Jeffrey Sa-chs）先生，以及安守廉（William Alford）先生等，他们的课，不管是研讨课程还是一般课程，都给了我极大的思想启迪。没有他们的影响，本书恐怕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够定稿。我还要感谢能使此次学术访问成行的韩南（Patrick Hanan）先生、杜维明先生以及哈佛燕京学社。
在艰苦查阅有关闽南资料的过程中，我得到了许多当地学者的大力帮助，尤其是泉州海外交通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他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冒着巨大的风险保存了当地档案，对此我要表示感谢；还有那些为丰富这个领域的研究资料而辛勤耕耘的人，没有他们的努力，本研究也是不可想像的。我尤其还要要感谢陈达生先生、杨钦章先生和已故的庄为玑先生，他们慷慨提供了许多关键资料。
作为一项跨学科研究，本书涉及超出中国经济史范围以外的许多领域。在这些我所不太擅长的领域中，还有许多人不遗余力地为我提供了帮助，使我的认识得到提高。在我关注的外贸瓷方面，我要感谢龟井明德、林业强、邓聪、黎淑仪、理查德·皮尔逊（Richard Pear-son）、约翰·盖伊（John Guy）、谢明良诸位先生，以及已故的许清泉先生和三上次男先生；感谢何翠媚先生，她不仅给我提出许多有启发性的问题，而且提供了大量的珍稀资料。在复杂的中国法制传统方面，我受到了布赖恩·麦克赖特（Brian McKnight）、陈弘毅、黄宗智、梁治平和安守廉（William Alford）等先生的很大启发；在非正规制度问题方面，余英时、秦家懿、劳格文（John Lagerway）、欧大年（Daniel Overmyer）和包筠雅（Cynthia Brokaw）等先生，在各个阶段给我的反馈，让我受益匪浅。杨汝万先生在阅读本书第二部分之后，从地理学角度给我提出了许多改进意见；韩丽明、Leslie Young和谭安杰先生在商业组织、风险管理、企业家精神，以及本书对于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的潜在意义方面，提出了宝贵意见。我从同事、心理学家梁觉先生那里，学到许多先进的理性选择理论。《东南亚研究学报》的约翰·米锡克（John Miksic）、芝加哥大学的本·布朗森（Ben Bronson）、剑桥大学的贾尼斯·斯特格德（Janice Stargardt）先生以及一位匿名审稿人，让我有关室利佛逝王国的历史知识更为丰富；还有，罗郁正先生为本书引文中的诗歌、韵文资料的英译，进行了精心修改。
多年来，我与学术上的同仁李东华、休·克拉克、萧婷（Angela Schottenhammer）先生，以及王连茂先生，相处非常愉快。尽管在学术观点上存在分歧，但在认真研究闽南与泉州方面，我们有着共同的兴趣。在审定最后一稿的过程中，我非常感激科大卫（David Faure）、葛平德（Peter Golas）、包弼德、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先生，还有哈佛大学亚洲中心出版部的其他审阅人员，他们一丝不苟地审读如此长篇的书稿，并提出了重要的改进意见；还要感谢贾志扬（John Chaffee）、麦大维（David McMullen）、苏堂棣（Donald Sutton）和王业键等先生，他们对本书的关注，给予我极大的鼓励。
我还要感谢香港学术研究资助局，为本书第三部分有关法律的研究提供的部分专项资金资助。本书部分内容以前曾刊登在《通报》（荷兰）、《宋元研究学报》、《美国东方学会会刊》上，他们允许使用这些资料，让我不胜感激。在研究和修改的过程中，我非常感谢梁伟基、库侨瑟芬（Josephine Khu）和查尔斯·福斯曼（Charles Fosselman）给我的有力协助。杜仕流先生为我精心准备了地图资料，约翰·泽默（John Ziemer）的一双巧手把原稿打造成可读的英文，纠正了许多错误，并督促我反复思考并推敲不少有争议的观点。我很感激他由此对本书整体质量的极大提升。我还要真诚地感谢王汛森先生，他为本书题写了精美的书名。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寿富美女士，我对她的深深谢意无以言表。在过去的十八年中，她热诚的学术志趣，始终如一的支持，启迪心灵的建议，伴随我度过了这段坎坷的漫长学术历程。尽管她有自己的学术追求，却毅然承担起家庭的重任。如果没有她坚持不懈的精神支持和无私奉献，我绝不可能完成这项任务。同时，我也必须感谢我的儿子桥宇，他把儿时无数个傍晚可以父子对弈的快乐时光，奉献给我了。在他生日的这天，我刚提笔写下这篇谢辞，相信也不尽是个巧合。
尽管我得到了这么多难能可贵的帮助，但是，最后书中必定仍有很多不妥善之处。毫无疑问，我要为此承担全部责任。
苏基朗
1998年10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