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曾国藩官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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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七 国家利益重于个人名誉

曾国藩认为,国家利益是始终重于个人名誉的。处理天津教案的事情就是最好的证明。对于处理津案的难度,曾国藩心里十分清楚,这次的教案不仅绝无办理成功可言,而且极有可能使他十八年来历尽艰难困苦得来的声望毁于一旦,落下身败名裂、万人唾骂的下场。接到办理津案旨令时,曾国藩正在休病假,而且这次病得很重,右眼已盲,左眼唯余微弱视力,又得了眩晕症,几乎无法办公。幕僚劝他以重病难以胜任为由,请朝廷另选别人。但曾国落不肯疏辞,他说,大将不辞刀头死,岂能因祸福而避趋,还是决定要马上受命。

曾国藩在临行前,给他二子纪泽、纪鸿留下遗嘱数条,信中强调此事绝难措手,或一去无以再返,但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违效命之初誓。向他们交代后事,谆谆嘱托"以勤俭持德,以孝友持道"。长逝后灵柩返南,谢绝一切。

概不许收礼。所留奏稿、古文,绝不许刊刻流布等。

当曾国藩要来津审案之际,天津的官员士绅多把他看做是敢于反对"洋教"的官员,大家都还记得他于一八五四年所作《讨粤匪檄》中有反对洋教、护卫儒道之论。所以,在行至天津城门前,早有众多官员、士绅及百姓,包括与案件有干涉的人前来迎接,并拦轿鸣冤。曾国藩见大众对他犹如旱苗盼得甘雨一般,便下轿倾听。官绅们你言我语,把洋教士及教民如何欺压中国百姓,如何虐杀中国幼童,如何枪击中国官员等情况又叙述了一遍。这些情况,曾国藩在离开保定前多已了解。还有人跪拜轿前,称颂曾国藩《讨粤匪檄》

中痛斥洋教,捍卫中国儒道的英明,说天津士子的反洋教活动便是遵循檄文之大义,以旁挟之举人圣人之道的体现,求曾国藩明察士民爱国卫道的苦心。

更有人形象地叙述育婴堂如何迷拐幼儿、妇女,如何挖心入药,并说亲见幼儿尸身五脏被挖去,腐烂时从外向里烂,而不是通常的由里向外烂。

从自己的心理出发,曾国藩对洋教无任何好感。天主教自明末传入,康熙年间兴盛。但因该教与中国的传统习俗发生冲突,一些传教士又参与雍正、乾隆的宫廷斗争,便被严禁。而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吃了败仗,朝廷才被迫允许洋教来中国活动。洪秀全就是拿这一套思想组织民众揭竿而起的。

然而,这次自己面对的不是洪秀全,而是得到中国皇帝允许传教的英、法、美、俄诸国。它们的军事力量远比中国强大,绝不能轻易与之开战。上谕明文令他"将为首滋事之人查拿惩办",让他"持平办理,以顺舆情而维大局",绝不是让他得罪各国,更不能把关系搞僵引起国际争端和武力冲突。

如果不能违背朝廷旨意而得罪洋人,那么如何面对舆论的压力,如何向天津官绅士民交代,就使他更加为难。他从《邸报》上看到朝内外对天津教案异常重视,舆论攻击崇厚卖国媚外,恭亲王奕沂,内阁学士宋晋、翰林院侍读学士袁保恒、内阁中书李如松等人向朝廷上奏折,说天津反洋教是义举,对洋人应采取强硬态度,要求皇帝下旨讨伐洋人洋教、惩罚媚外的崇厚等官员,这些虽然都是空谈,但对早已怒不可遏的广大群众却极易起到煽动作用。

尤其可怕的是天津人情汹汹,犹如一堆干柴,遇上火种便会腾腾燃烧。

现在,舆论认为崇厚卖国,而以为曾国藩会替天津人出口气,所以对他抱着希望,等着他来为受害的百姓说话,因而并未发生大的行动。一旦他有违众意,大家希望破灭,究竟会出现何等结果,他心中确无定数。如果天津大众不服他的处置,教案不仅处理不了,可能还会继续扩大事态,后果不堪设想。

他从心里讨厌崇厚这样的人。但是,崇厚对洋教的认识,尤其对中国某些愚昧群众的认识却很正确。对于洋教"挖眼珠,吃人心"的说法,本来他就不信,全国的教案呈并无一例可以证实外国洋教会有此残暴行为。但是,自己一旦如崇厚一般态度,天津人也一定会如对崇厚一般痛骂自己卖国、媚外。

天津教案不比其他教案,牵扯的国家众多,各国联合起来,对清政府造成的压力极大,而反洋教的群众面广,同时包括政府官员和士绅。双方力量都很大,互不相让,得罪了哪一方都不好交代。

曾国藩日思夜想,无论如何也找不出两全其美的好办法。看来这次天津之行绝无好结果了,不但要做林文忠公那样的民族英雄不可能,恐怕是要成为千夫所指、万人唾骂的汉奸卖国贼了。曾国藩坚持"委曲求全"的策略处理天津教案,引起国人的强烈义愤。当他决定把天津地方官交部严办及捕拿"凶手",以抵洋人之命的奏折传出之后,京津及各埠士人一片哗然,"卖国贼"的骂声随之腾起。他的亲友、同乡、同年都不相信曾国藩会如此软弱,等到证实之后都纷纷来信劝说、指责,而与他不相干的官绅士人则对他大张挞伐,每天责问他的信件从京津、三江、两湖各地寄至天津,使他一下子陷入了万人声讨的舆论包围之中。

曾国藩本来就病得朝不保夕,这次莫可辩解的耻辱使他病上加病。他也不愿再多活一天,只求早死,催着儿子把棺材做好,以备不测。

曾国藩对于这样的结局早有预料,他回顾道光以来的历史,无论是主战的林则徐还是主和的穆彰阿,到头来都没有好下场。仗打败了皇帝把责任推给林则徐,而国人斥骂屈辱卖国,皇帝又把卖国的罪名推给主张讲和签约的穆彰阿。自己受清政府委派处理天津教案,完全按照清政府的旨意办事,原已意识到自己要重新扮演穆彰阿的角色,替清政府去顶卖国贼的罪名。天津教案的处理结果公布后,国人不骂慈禧太后,却单骂曾国藩,他成了天下人眼中的千古罪人。清廷也眼看着曾国藩变成他们的替罪羊、牺牲品,使他在社会舆论的猛烈攻击下,完全处于遭受唾骂,有口难辩的困境,却不置一词。但他明知而不惧,体现了他愿为清朝担负一切罪名的勇气。

后来,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奉命担任出使英法的外交大臣,在回答朝廷的问话时,慈禧太后以任劳任怨相勉励。曾纪泽答道"臣从前读书读到'事从君主能献其身'一句话,认为人臣牺牲自己的生命,是最高境界。看近来时势,见中外交涉的事件,有时须把性命看在第二位,声名也要看得很轻,才能替国家保全大局。就像天津一案,臣的父亲,先臣曾国藩,从保定动身,正是卧病的时候,就写了遗嘱,吩咐家里人,安排后事,将性命不要了。等到了天津,又看事关重大,不是一死所能了结的,于是委曲求全,以保和局。

那时京城的土大夫咒骂的人很多,臣父引咎自责。寄给朋友的信。常写有'外惭清义,内疚神明'八个字,正是排除了声名,以顾全大局。其实,当时的势态,除了臣父曾国藩所办理的立场更没有别的办法。"从曾纪泽的一席话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曾国藩为了当时的国家利益,而把自己的个人名誉置于脑后,就连慈禧太后都不禁叹道"曾国藩真是公患体国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