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曾国藩官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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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章 三 预防三种习气,注意三种情况

曾国藩认为,人都有一个通病,就是喜欢听颂扬的话,而厌恶听到自己的过错。尤其是当了大官,前呼后拥,就更忘乎所以了。因此,必须掌握一种预防这种习气滋生的方法。曾国藩对乾隆时的大臣孙嘉淦尤其钦服,对他的《三习一弊疏》十分推祟,认为做官的人,应该按照其中提到的方法来预防三种习气的滋生和发展。

在清代的谏臣中,乾隆朝的御史孙嘉淦以直言敢谏著称。雍正即位以后,为了防止大权旁落,不惜大肆迫害屠杀诸兄弟,大小臣工也惧于他的威势,不敢直言进谏,但孙嘉淦却上疏要雍正皇帝"亲骨肉",令雍正佩服他的胆量。

乾隆即位时,孙嘉淦已经凭借直谏的名声震动朝野,当时只要朝廷出台一顶好的主张或政策,朝野就有人会问:"这是孙公的建议吗?"乾隆即位后,对孙嘉淦的直谏精神十分欣赏,将其升为左都御使。孙嘉淦也明白,这位新皇帝和康熙、雍正皇帝并不一样,前两位皇帝都是经过个人的艰苦努力才掌握朝政大权的,并经历了不少的政治艰难险阻,深知为君不易的道理,而乾隆皇帝生于深宫之中,生活舒适安逸,帝位来得顺理成章,再加上时逢太平盛世,耳边尽是奉承之语,本人又聪明博学,大权独揽,极易滋长各种享乐和骄傲情绪,而这对大清帝国的前途是极为不利的。怀着这种庄严的责任感,一七三六年,孙嘉淦上了一道著名的奏疏,即《三习一弊疏》,这堪称是清代大学士关于皇帝的道德修养方面最著名的奏疏了。在奏疏中,孙嘉淦说:

"国家治乱的循环,正如阴阳的运行。坤阴极盛的时候,阳就开始产生,乾阳极盛的时候,阴就会逐渐出现。当国家处于极盛的时候,必定有阴可以潜伏的地方,阴的潜伏是非常微妙的,人无法觉察,而当它显著的时候,就积重难返,悔之晚矣。

因此,有三种习气不可不予以谨慎和小心:

第一种习气,人君喜欢听颂扬的话。对于道德高尚的皇帝,臣僚会心服口服,不免加以颂扬,国家的仁政多了,百姓受到恩惠就会感激,于是皇上的一言一行都会得到满朝文武和四海百姓的称赞和讴歌,尽管臣民不是有意奉承迎合,但人君会逐渐习以为常,如果一旦习惯听赞扬之声,就会对实事求是的言辞感到反感,对进谏之言予以拒绝,对不说颂扬话的人十分厌烦,久而久之,对不擅长颂扬的人也就不满意了。也就是说人君习惯于听赞扬的话,渐渐变得喜欢阿谀的小人而厌恶正直的君子了。

第二种习气,人君喜欢一呼百应,喜欢柔顺的人而厌恶刚直的人。皇上愈聪明,臣下就愈显得愚蠢;皇上愈能干,臣下就变得愈畏惧,满朝的臣僚争相献媚,人人歌功颂德,在臣工看来这是对皇上应尽的礼节,而人君却习惯于这一呼百应的场景。习惯于臣僚的媚态的皇帝会对不献媚的人产生反感,由开始排斥傲慢的人到开始排斥对自己畏惧不够的人,时间长了,会把阿谀奉承不够的人看成是对自己不恭的人,这就是所说的'喜柔而恶刚'。

第三种习气,人君喜欢顺从而厌烦拂逆。人君访求天下的贤才,见的贤才多了也就以为平常,于是自视很高,而将人才看得很低;人君经常处理天下的事务,时间长了也就以为自己雄才大略,认为凡事都不难,和别人交谈,听不到不同的意见,也发现不了存在的问题,于是认为自己是正确无误的,这就是说人君逐渐习惯自以为是了。

这三种习惯形成之后,就会产生一种弊端,喜小人而恶君子。"早在京师学习时,曾国藩就常常临摹孙嘉淦的《三习一弊疏》。尽管孙嘉淦的奏疏有数千言,曾国藩还是能够一字不漏地背诵下来。同治初年,曾国藩统领东南四省的大权,他的湘军将领们也一个个飞黄腾达、身居高位。

这时,他要求部下也诵习孙嘉淦的《三习一弊疏》,并引以为戒,驱除自身的三种不良习气。

曾国藩经常督促自己和九弟曾国荃以《三习一弊疏》为戒。他专门为在前线打仗的九弟曾国荃抄录了这一谏言,并说"官员实属不易。经过自己多年的不懈努力,才从下层走上升发之途,多年的志向似乎可以得到舒展,这固然是好事,但也潜伏着危机。因为人臣一至中位,就开始自以为是,认为限制自己、约束自己的东西减少了,而开始限制别人、约束别人,这是最危险的。"在曾国藩看来,许多人难以走上高位,恰恰是由孙嘉淦所说的三种习气导致的。曾国藩还说:"中等才能的人一般很难避免这三种习气,这是为官的大忌。孙嘉淦的奏疏虽然是写给皇帝的,但其所述一般素质和才能的人也在所难免。我们一定要以此为戒啊。"除了要预防这三种做官的习气,曾国藩还提出了居官不败要注意的三种情况,即"不与、不终、不胜"。

"不与",就是不参与。曾国藩认为,处高位的人往往喜欢参与,显示自己的权威,或者显示自己的才能,或者显示自己的存在,似乎自己无所不能:

每一工种,每一行当,都要出面讲讲话,做做文章。他不知道自己做多了,他人就做得少了:自己的才能太显露,他人的才能就发挥得少了。做领导不是要和他人比试才能,而是要让他人发挥才能。

"不终",就是不善终。曾国藩认为,身居高位而能善终的人非常少,一般人只看到了身居高位的人处于花团锦簇之中,而没有看到他们正处于荆棘、陷阱和泥淖之中,他们正处于各种矛盾旋涡的中心,稍有不慎,就会遭遇杀身之祸。即使没有杀身之祸,倘若官做得太久,那么他的弱点就暴露得越充分,他被天下所耻笑的把柄也就越多。因此,身居高位者要设法将权位推让少许减去几成,这样才能保住晚节,有一个好的结局。

"不胜",就是不胜任。曾国藩认为,越走向高位,失败的可能性越大,而惨败的结局就越多。因此,越是身居高位,就越是要谨慎地处理各种事务,而不能随心所欲地利用自己的职权。比如利用职权谋取私利,这就违背了不干预之道,是注定要自食恶果的。一事想贪,则可能事事想贪:一时想贪,则可能时时想贪。在这个方面应视手中的权势于虚无,因而也会少生无妄之想。

对于"不终"、"不胜",曾国藩深有体会。他说:"陆游说,能长寿就像得到富贵一样。我还没明白他的意思,就挤进老年人的行列中了。我近来混了个虚浮的名誉,也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就得到了这个美好的名声了。古代的人获得大的名声时通常正好是艰苦卓绝的时候,通常不能顺利地度过晚年!

想到这些我不禁害怕。想要准备写奏折把这些权利辞掉,不要再管辖这四省吧,我又害怕背上不胜其任,以小人居君子的罪名。"正因为如此,曾国藩虽身居高位,也时时如履薄冰,大功告成之日,更是愈觉如蹈危局,时时不敢忘却预防做官的三种习气和需要注意的三种情况,这也许就是曾国藩成功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