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33年，侯建便与岩井英一结识。当时，岩井英一在与侯建交谈过程中，一直对侯建的日语水平赞叹不已，还说侯建的日语水平已经可以到东京电台当播音员了，很多日本人都没有侯建说的这般字正腔圆。那时候，侯建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明白结识一个在日本政府具有相当地位的人，对抗日战争的帮助有多大，因此他有意识讨好岩井英一，经常投其所好，邀请岩井英一去舞厅、酒店、夜总会等地休闲娱乐。
在侯建的刻意结交下，岩井英一很快将侯建当作自己的知交好友，并一直保持联系。
当岩井英一接到侯建的电话，得知自己的好友侯建有难，被日本政府的“傀儡”——汪伪政府的特务机关扣押，决定帮侯建一把。
没过两天，岩井英一亲自带着两名日本卫兵，来到汪伪76号特工总部，找到李士群，要求李士群马上释放侯建。
李士群哪敢不从，马上派人将侯建带到了岩井英一面前，岩井英一见到侯建，先请侯建上车，亲自帮侯建关好车门后，才从车身的另一侧上车。
侯建享受日本人的如此礼遇，让看到此景的汪伪76号的特务们目瞪口呆，羡慕不已；也让李士群暗自庆幸自己没对侯建动刑，而是好吃好喝地伺候着他，否则要是岩井英一看到伤痕累累的侯建，自己就算不死，恐怕也会被扒层皮。
岩井英一将侯建从汪伪76号中救出来了，自然也了解了侯建因何被汪伪76号拘禁。岩井英一也是个聪明人，赔本的买卖他不会做，因此在车上，他迫不及待地向侯建提出，让侯建在报纸上发表他和日本政府合作的声明。
侯建并不愿意这样做，因此侯建对岩井英一表示，这件事事关重大，他要考虑几天。岩井英一也算当侯建是朋友，没有强迫他马上答应，而是给他时间考虑。
侯建吸取这次任务失败的教训，在岩井英一离开后，想尽办法与潘汉年取得了联系，寻求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的帮助和支持。
不得不说侯建运气很好，恰巧此时，潘汉年正在上海，没几天，侯建就找到了潘汉年，把自己被抓进汪伪76号，到被岩井英一相救，再到岩井英一要求自己为日本政府服务的经过，详细汇报了一番。
潘汉年听了侯建的汇报后，感受到侯建坚定的革命意志。他告诉侯建，可以答应岩井英一的要求，并给戴笠写一封信，阐明自己加入汪伪76号的缘由以及请教进入敌人内部后自己该怎么做。潘汉年认为，戴笠此时一定也希望在汪伪76号以及日本政府里有一位有分量的自己人，因此，戴笠也必定会支持侯建答应岩井英一的要求。
侯建当着潘汉年的面，写了一封信给戴笠，信上详细叙述了自己的遭遇。不久，侯建收到了戴笠的回信，果不出潘汉年所料，戴笠同意侯建加入日本政府，成为一名“日本特工”。
因为岩井英一要求侯建公开加入日本政府，所以侯建就成了被摆在明面上的汉奸，也正是因为这样，侯建承受了许多不明真相的爱国人士和中国共产党员的唾骂。这些压力他都默默承受下来了，从来没有站出来为自己辩解过一次。侯建就这样，在中共特科的领导人潘汉年的指导下，把日本政府的情报悄悄地透露给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和国民党军统，在四大特工组织里小心谨慎地游走战斗了多年。
袁殊——中国共产党唯一的五重间谍
袁殊在中国共产党党员中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他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唯一一个拥有五重身份的间谍。他也是第一个提出“报告文学”这种概念的作家。许多人曾经说过袁殊如果不搞情报工作，而是专注于文学，一定能成为当时著名的作家。
话说回来，虽然袁殊与侯建同是多重间谍的身份，但二人成为多重间谍的原因却是不尽相同的。袁殊的间谍身份包括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军统、中统、青帮、日伪这五个方面，其中青帮的间谍身份是侯建所不具备的。袁殊加入中统、军统、青帮和日伪的过程其实与侯建有些相似，都是经由潘汉年同意的。
潘汉年这个人是个人物，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受中国共产党党中央委派，出任“中共特科”的领导人，专门负责情报工作和广大中国共产党员的保卫工作。由于他身具领导地下党员，与负责上层领导保卫工作的双重任务，因此要求他具有广泛的人脉和强大的社会背景。
听起来这个职位很难做，但潘汉年却能在隐秘和公开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活动中游刃有余，完成了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工作。正是因为袁殊与侯建都从属于潘汉年，因此他们的背景如此相似也就不足为奇了。
言归正传，袁殊加入军统特工后，戴笠交给他两个重要任务，一个是寻找机会刺杀李士群；另一个是加强和日本之间的关系，套取中日和平的要求。
袁殊本来想先完成刺杀李士群的任务，但计划还没有完善，就与侯建一起被王天木出卖，因此刺杀李士群一事只能搁浅。袁殊为了继续革命工作，就对自己也非常熟识的岩井英一提出了“兴亚建国运动”的计划，并化名为严军光，发表了《兴亚建国论》。
在袁殊的《兴亚建国论》中，有这样一段：
日本与外国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之日，也就是我们亚洲民族复兴之日。日本废除不平等条约后，亚洲始见最初的独立国家。其他如中国、印度、波斯、阿富汗、阿拉伯、土耳其等各国，都不能算是独立的国家。只不过是欧洲各国支配分裂下的殖民地。在三十年前，日本也是欧洲一个殖民地，只是日本人民具有先见之明，知道民族国家兴隆衰歇的理由，立刻分歧和欧洲人斗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使日本成一个独立国家。自日本在东亚独立以来，全亚洲的各国家与各民族，便生出了一种新的希望。他们生出了一种信念：日本既能废除不平等条约而独立，他们当然也可以追从模仿，因此便产生了种种的独立运动，来解脱亚洲人的束缚，不做欧洲人的殖民地，要做亚洲的主人翁。像这种思想，就是三十年以来的思想，这种乐观的思想，与三十年我们全亚洲的民族思想非常不同。欧洲的文化、科学和工业都在进步，所以兵器精、兵力强。我们亚洲却别无所长，因此亚洲到底不能抵抗欧洲，到底不能从欧洲的压迫下解脱，大有永远做欧洲的奴隶的景况。这就是三十年前的悲观思想，然而日本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后，日本就变成了一个独立的国家，和日本接近的民族与国家，当然大受影响。
（摘自严军光《兴亚建国论》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十一月初版）
表面上看，袁殊发表的《兴亚建国论》是为日本说好话，为日本工作，而实际上袁殊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掩护他所拥有的中国共产党的秘密电台，让他能在日伪的监控下，用更灵活、更隐秘的方式将窃取到的机密情报发出去，以便中国共产党能够针对日伪的情报及时调整作战方针。
袁殊假意投日的举动不仅潘汉年知道，戴笠也是知道的。
袁殊成为日伪间谍后，奉戴笠的命令成立了秘密行动小组，目的是暗杀臭名昭著的汉奸以及惩办日本军人。而袁殊的情报首先报告给潘汉年，其次才选择性地报告给戴笠，毕竟在抗日战争时期，军统和中国共产党都为抗日而战斗，两大组织之间还是有共同利益的。
正是因为袁殊的情报，中国共产党和军统躲过了很多灾难，避免了巨大损失。
当年，潘汉年曾经伤感地说过一句话：大凡搞情报工作的人很少有好下场的。而袁殊的下场正好验证了潘汉年的这句话。
1945年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后，袁殊辞去伪教育厅的职位，被军统任命为忠义救国军新制别动队第五纵队指挥以及担任军统直属第三站站长，并被授予中将军衔，从这些来看，戴笠对袁殊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然而，戴笠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袁殊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名特工。
1946年初，袁殊不告而别去了解放区，这个结果让戴笠感觉像是被人扇了一大巴掌，恼羞成怒的他不仅抄了袁殊的家，还对袁殊下了通缉令。1958年，袁殊的妻子因为经受不住军统的恐吓与折磨，企图服药自杀，幸好被人及时救下，才保住了性命。后来，袁殊的妻子为了躲避军统的恐吓，离家出走，从此杳无音讯。当时，袁殊并不知道自己的出走，给家人带来巨大的灾难。
1987年，年迈的袁殊精神紊乱，身患重病，经常毫无所觉地号啕大哭，1987年11月26日，袁殊在北京病逝，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袁殊的一生，虽然历经磨难，但他是一名被人民永远铭记的抗日烈士，没有人能抹杀他在抗日战场上为中国革命做出的贡献，更没有人能抹杀他为民族独立、中国解放立下的汗马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