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份额的数据按如下步骤获得：①把按公式成本=销售收入-利润总额-产品销售税-（总产值-增加值）获得的成本作为；②确定两个投入要素的价格（和），使用它们的平均工资表示。由于无法获得生产工人和非生产工人各自的平均工资，因此对生产工人和非生产工人使用了相同的平均工资。可以从中国机械电子工业年鉴（机械卷）（1984～1986，1989～1992）和中国机械工业年鉴（1987～1988，1993～2003）获得1981～1982和1984～2002年的汽车工业职工人数和1984年到2002年的汽车工业职工工资总额，从而可得到1984～2002年汽车工业职工平均工资。为了获得1980～1983年的平均工资，用1980年的中国制造业平均工资752元（中国统计年鉴，2003）的1.1倍即827.2元作为中国汽车工业职工1980年的平均工资，而1981～1983年的平均工资则使用线性内插得到。③用除以获得，用除以获得，进而可通过获得。
3.3.3基于ISUR的生产函数的估计
有许多方法可以估计由方程（3.5）和两个份额方程（3.6）和（3.7）组成的联立方程，比如普通最小二乘法、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或工具变量法等。在估计方法的选择上应考虑方程的联立性以及跨方程的误差项之间可能存在的序列相关和异方差性。对联立方程而言，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量既不是一致的也是有偏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工具变量法虽可以产生一致的估计量，但一般说来它们不是有效的估计量（罗伯特·S.平狄克，丹尼尔·L.鲁宾费尔德，1999）。较好地解决联立方程跨方程序列相关和异方差的估计方法是能够产生既一致又有效的估计量的ISUR方法（Zellner，1962，1963）。本文将使用该方法在约束条件（3.9）下来估计方程（3.5）、（3.6）和（3.7）。
为了选择合适的模型以进行较为细致的分析，将使用ISUR进行一系列的估计，然后对估计出的参数进行检验。首先，在约束条件（3.9）下估计方程（3.5）、（3.6）和（3.7），估计出的模型被称为模型1。然后，基于模型1检验零假设和（反映Hicks中性），如果该假设不被拒绝，则在约束条件（3.9）、和下估计方程（3.5）、（3.6）和（3.7）（作为模型2），如果该假设被拒绝，那么就不会有模型2。接着，基于模型1，检验假设（表示存在规模报酬不变），若该假设不被拒绝，则在约束条件（3.9）和下估计方程（3.5）、（3.6）和（3.7）（作为模型3），若被拒绝，则不会有模型3。进一步地，如果能够获得模型2，则可基于模型2检验假设（存在规模报酬不变），假如该假设不被拒绝，则在约束条件（3.9）、和以及下估计方程（3.5）、（3.6）和（3.7）（作为模型4）。最后，假如模型2和4能够获得，则可基于模型2和4检验假设，以考察是否存在技术进步。
基于模型1，检验反映规模报酬不变的零假设，获得的值和概率值分别为0.445368和0.504543。从而，在显着性水平5%下不能拒绝规模报酬不变。接着，在约束条件（3.9）和下估计了方程（3.5）～（3.7），这样模型3被获得。基于模型2，对进行检验，获得的值和概率值分别为2.564505和0.109287。显然，在显着性水平5%下不能拒绝。进而，在约束条件（3.9）、和以及下估计了方程（3.5）～（3.7），这就是模型4。
3.3.4规模报酬
规模经济（Economies of Scale）理论是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之一，其理论基础是微观经济学的厂商理论，从竞争的角度看，规模经济既是竞争的起点又是竞争的结果之一，因此，规模经济效益几乎是所有厂商都追求的一种结果。
对规模经济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Adam Smith），斯密（1972）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指出“劳动生产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斯密以制针工场为例对他的理论进行了阐释。斯密的研究已反映出规模经济的思想，增加熟练程度、节约劳动转换的时间以及工具的改进等实际上是用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分工——代替原有的自给自足的旧的生产方式时，分工（新的生产方式）促使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劳动分工的基础是一定规模的批量生产，因此，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建立在规模报酬递增的基础之上的，如此，斯密的理论可以看成是对规模经济进行的古典解释。接着的问题是，既然分工可以通过提高产出来增进国民财富，那么分工是否可以无限扩大，也就是说规模是否可以无限制的扩大而还是经济的。斯密的答案是否定的，他认为“分工的程度，总要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这实际上说明了规模的经济性会受到市场规模的约束，只是这约束是外在的。
马克思（1978）基于分工对大规模生产和协作进行了分析，马克思指出，生产规模的扩大使得产、供、销的联合与资本的扩张，从而降低了生产成本，分工基础上产生的协作劳动相对于个体劳动来说，其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在数量规模上会更大，但转移到单位产品上的价值反而更小，有了分工和协作生产以后，不变资本能够以更大的规模转化为生产资料，从而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马克思认为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必须以大规模的生产与协作为前提，大规模组织生产是近代工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Young（1928）论证了市场规模与生产、产业间分工的相互作用、自我演进的机制，从而发展了斯密古典经济学中的分工理论，对规模经济的研究作出了贡献。他认为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又取决于分工，经济进步的可能性就存在于这些条件之中；市场需求的扩大使得企业发现大规模批量生产越来越经济了，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产业间的分工日益增加，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分工与生产规模、市场规模之间建立了动态的相互促进关系（贾根良，1998）。显然，杨格所论述的市场规模与斯密所说的市场规模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前者是内生的而后者是给定的外在约束。也就是说，在杨格所论述的分工与生产规模、市场规模之间的动态关系中，制约劳动分工的演进速度和规模的是生产组织上制度变迁的方向与速度以及资本积累的程度。
第一个对规模经济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的经济学家是马歇尔，他从规模经济形成的途径上把规模经济分为两类：一类是依赖于多个企业之间因合理的分工与联合、合理的地区布局等所形成的外部规模经济，一类是依赖于个别企业对资源的充分有效利用、组织和经营效率的提高而形成的内部规模经济，他指出“我们可把任何一种货物的生产规模之扩大而发生的经济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有赖于该工业的一般发达的经济；第二类是有赖于从事该工业个别企业的资源、组织和经营效率的经济。我们可称前者为外在经济，后者为内在经济”（马歇尔，1981）。马歇尔认为，内部规模经济产生于分工和机械的使用，外部规模经济产生在于专门工业集中于特定的地方。他进一步研究发现，规模经济的报酬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依次经过规模报酬递增、规模报酬不变和规模报酬递减三个阶段；规模的扩大可能形成垄断，而垄断对市场价格机制的破坏作用将使市场失去完全竞争的活力。规模经济与市场垄断之间的矛盾被称为马歇尔冲突，这从某种意义上说规模经济会受到规模的约束，这种约束既有来自于外在的也有来自于内部的，这种约束也许会使企业、市场和社会之间形成某种优化状态。
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的科斯对规模经济问题的研究是基于交易成本理论的，科斯（1994）认为企业是对市场的替代，企业规模的确定是市场交易费用和企业内部组织协调的结果，他指出“当其他条件相同时，如下情况下规模将趋于扩大：a.组织成本愈少，随着被组织的交易的增多，成本上升地愈慢。b.企业家犯错误的可能性愈小，随着被组织的交易的增多，失误增加得愈少。c.企业规模愈大，生产要素的供给价格下降得愈大（或上升地愈小）”，但企业不可能无限扩大规模，因为企业规模的扩大伴随着内部协调费用的增加，当企业规模扩大到使得外部交易费用等于内部协调费用时，企业规模达到了最佳点。新制度经济学的又一代表人物威廉姆森则从资产专用的角度研究了企业的规模经济问题，他认为企业规模是由资产专用的程度、交易的频率和不确定性决定的，资产专用程度越高，交易越频繁，不确定性越大，企业越趋向于扩大规模（吴宣恭，2000）。
随着对规模经济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对规模经济的理解更加全面和具体。黎诣远（1994）从规模报酬与规模经济的关系来理解规模经济，认为规模报酬来源于规模经济与不经济。美国研究者钱德勒（1999）认为规模经济是指当生产或经销单一产品的单一经营单位时，所增加的规模减少了生产或经销的单位成本而导致的经济性。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1992）对规模经济的解释是：考虑在既定的或不变的技术条件下，原料价格不变，生产1单位单一的或复合产品的成本，如果在某一区域生产的平均成本递减或递增，那么，就可以说该区域存在规模经济或规模不经济。以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1999）为代表的经济学家通过对规模经济的深入研究而归纳出的规模经济的定义得到了大部分研究者的认可，其含义为：在投入增加的同时，产出增加的比例超过投入增加的比例，单位产品的平均成本随产量的增加而降低，即规模收益或规模报酬递增；反之，产出增加的比例小于投入增加的比例，单位产品的平均成本随产量的增加而上升，即规模收益或规模报酬递减。当规模收益递增时，称作规模经济，规模收益递减时称作规模不经济（Diseconomies of Scale）。也就是说，规模经济是指由生产规模变动而引起的报酬的变动，它分为规模报酬不变的、增加的和减少的三种类型。
对汽车产业的研究通常会涉及规模经济问题，对规模经济的研究也经常以汽车产业为例，汽车产业的规模经济问题也因此成为众多研究者感兴趣的对象。自马克西和西尔伯斯通（Maxcy和silberston，1965）基于企业层面提出汽车规模的经济曲线以来，许多国外研究者对汽车工业的最小有效规模（MES）进行了研究。藤本隆宏（2007）的研究认为日本汽车企业的最优生产规模大约为150～200万辆。Baranson（1969）对发展中国家汽车工业的规模进行的研究认为，汽车生产最小的有效规模是每年单产量25万辆。还有许多国外研究者使用各自不同国家的数据通过把汽车厂分为总装厂和全能厂并考虑规模经济是否被充分利用等情况来对汽车企业的规模经济进行了研究，从所获得的结论看差异较大，总装厂在规模经济被充分利用时的规模在从6万辆到30万辆不等，全能厂在规模经济被充分利用时的规模从40万辆到200万辆不等（傅家骥等，2003）。这些研究者对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汽车工业规模经济的研究得出了各自不同的结论，这说明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汽车产业在规模的经济性上可能本身就存在很大区别。
有些国外研究者还从对规模经济的计量方面对汽车行业的规模经济展开研究，如有通过对规模报酬的阶数进行估计以对规模的经济性作出判断（代表性的有Besen，1967；Ferguson，1967；Tybout等，1991；Westbrook和Tybout，1993；Truett和Truett，2001；Truett和Truett，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