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进军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也好，还是进军湘中也好。在蒋介石南昌行营的军事地图上都预先标示过。也都预先作了准备。这算不了什么高明，即使是一个平庸的参谋部，也都会把几种可能几个方向都网在思考范围之内。问题是看他的最终判断是否准确、事先预防是否有效。
当时的最高决策机关——“最高三人团”还有中革委主席朱德，这些人，并不都是不分是非专门拒绝正确建议的愚蠢的人！他们也有利弊权衡，他们的思考，应该说也是周密的！
如果不以后来的对错尊卑沉浮定褒贬，站在历史的角度来分析每个人的作用，那就会公正些。比那些简单化简约化地一概斥之为“左”倾分子，提供给人们的教训和哲理就会深刻得多！
当时，由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整个形势的估计出了偏差，提出占领中心城市和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任务，这种极左思潮从共产国际、中共中央翻卷下来，犹如洪水之奔流。
谁也顶不住那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这种打击正好来自你的同志，来自你自身。就像“文革”中谁没有高举红宝书推波助澜呢？也像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两次打长沙都告失败一样，这是一个历史进程，谁能抗拒历史的必然潮流？
那么，这些“左”倾所产生的恶果，应该归罪于第三国际的左倾？似乎又不全对，因为第三国际所作的左倾决断，除了主观原因外，有没有各国支部提供的不切实际的情况而由此作出错误判断的客观原因呢？
还是歌德说得辩证些：“真理与谬误是同一个来源，这是奇怪的但又是确实的。所以我们任何时候都不应该粗暴地对待谬误，因为在这样的同时，我们也就在粗暴地对待真理。……”
为了利用陈济棠与蒋介石的矛盾，周恩来与朱德于1934年10月5日派潘汉年、何长工去寻邬同陈济棠的代表杨幼敏、黄质文进行停战谈判。达成了五项协议，可以互借道路，为红军顺利通过第一道封锁线作了准备！
在这样一种可以让路通行的条件下，去与二、六军团会合更为有利的考虑，不是合情合理的吗？
第一、第二、第三道封锁线都比较顺利地通过了。这是不是说明“三人团”决定的开进路线并没有错？直到湘江，才由于行动迟缓，受到了敌人的夹击。那么，如果早日丢弃辎重，提前两日过江，是不是损失就会小得多呢？
那么，湘江一战的惨重损失是在于行动迟缓上，而不是战略方向和行进路线的错误了？
按当时李德、博古的心理，进军湘中是危险的，还是去跟二、六军团会合，有先遣部队接应，有根据地作为落脚点更可靠些。这不是可以理解的吗？
如果当时各申理由，而后投票表决，人们赞成前者还是赞成后者？不能立足今天去要求当时，只能立足今天，剖析当时，不能脱离历史条件而谈历史。
毛泽东的建议不被接受。他并不过分遗憾。他知道应该点到为止，他知道必须等待。“我早说过你的那样干法不行，结果就是不行！”他认为历史会站出来替他说话，这叫有言在先。
这些历史性的问题，王稼祥负伤之后躺在他的病床上，都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思考过。这是他跟博古不同的地方，跟洛甫也不同。这些思考是他认识王明“左”倾路线的开端，也是他从“左”倾路线中分化出来的基础。西征途中与毛泽东住在一起，这是他与“左”倾路线决裂的契机。
1934年11月25日的夜晚，是个普通的夜晚，是微雨潇潇的夜晚，从某种角度来说，又是带有历史意义的夜晚。
这天黄昏，红军在道县至江华之间，全部渡过潇水，分四路纵队向湘江开进。
中央纵队在一个叫九溪桥的小小山村里宿营。纵队部通知，先头部队正在激战，预计在这里将停留八小时，要大家抓紧时间养精蓄锐，以便翻越前面的都庞岭大山。
在瞬息万变的战争年代，八小时，有时显得十分漫长，譬如打阻击；有时又显得极短，譬如睡眠。
王稼祥和毛泽东都坐担架，所以他们经常住在一起。毛泽东不爱骑马（当然有时也骑），坐担架不仅有充裕的时间休息，而且可以静心思考和读书。
这是一个石壁小屋。明亮的马灯放在两个摞在一起的铁皮文件箱上，王稼祥刚刚换了药，躺在担架上微睡。他的伤口一直时好时坏，在这种情况下翻山越岭，忍受颠簸，无疑是一种漫长的酷刑。
毛泽东倚在马袋上读书。他白天在摇篮似的担架上早已睡足，安静下来反而不能入眠。
毛泽东把灯捻小，还撑起一件雨衣挡起，不让灯光照在王稼祥的脸上。
王稼祥眯了一会儿。他看见灯光把毛泽东变形的巨大身影投射到墙壁上，灯光映出毛泽东的长发和那双特大的手。他不知道主席在读什么书，竟是那样专心致志。
“主席，你在看什么？”
“淮南子。”
王稼祥有些愕然，这书他没有看过。
毛泽东把书放下，转身面对王稼祥，点上了一支烟，吸了一口，颇带感慨地说：“对人对事，历史从来评价不一，你看淮南子对共工的评价与《国语·周语》和《三皇本纪》的说法就大不相同。有的把他说成是捣乱分子。有的把他说成是争强好胜争夺王位的鲁莽汉。我认为淮南子说法最为可取，你听。……”
毛泽东翻开书读道：
“‘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共工死了没有？书中没有说，但他改变了天地的格局，所以，共工应该是胜利的英雄……”
王稼祥不知如何理解毛泽东的不同凡响的举动。在炮火连天大军西行危机四伏的路上，他竟然有些闲情逸致去评价未必真有的近似神话的传说。这对当前的处境是一种淡漠还是一种邈远的想像？是胸怀的广阔还是从这传说里寻求启示吸取力量？
王稼祥是个精明而又诚挚的知识分子。他在与毛泽东的较多的接触中，默默地视察着他，他虽然也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却不像其他“吃洋面包”长大的留苏学生那样，只是从别人的传言中，从主观臆测中想像毛泽东。
他比博古、洛甫先到中央苏区，与毛泽东相处很久。他从毛泽东的带有悠闲色彩的繁忙中，看到他那样应付裕如地去创造一个完整的“国家”，除战争准备与战场指挥，他还同时关注施政、财经、外交、民事甚至开荒、植树，……并亲自调查，起草文电布告命令和撰写文章。毛泽东是贯注着一种令人振奋的创造激情来从事这些繁重费神的工作的。而他竟然能在工作之余博览群书。
有时，他看到他长久地独自沉吟，绕室徘徊，那些深思熟虑的腹稿，便流泉般奔涌而出。他还清楚地记得1932年3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第十次常务会议上，一致通过的《对于植树运动的决议案》，就是他亲自起草的，决议案以简明的语言阐述了植树造林的重大意义，对开展植树运动的办法和措施也至为详尽，这个《决议》在公布实行之时，正值中央粉碎国民党三次“围剿”而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不久之际，在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战争环境里，建设伊始、百端待举，毛泽东竟能抓紧战争间隙，发动群众，改造山河，造福后代，没有广阔的胸怀，没有充足的胜利信心，没有远见卓识，是很可能顾此失彼而无法周详的。
王稼祥深感毛有武能安邦文能治国的经天纬地之才，由此产生了一种心定神宁的依附感。他在这种崇敬之余，又有些困惑。他发现，在毛的所有言论行动的出人意料的独创性中，并不都源于马列主义的指导，而是集中了古今明哲各种思想的精华的杂糅。这种不纯粹的马列主义，也许正是与教条主义相区别的鲜明的特征，因为世上绝对纯粹的东西是没有的，列宁的论述也并不是马克思的重复！
当时的王稼祥，并不理解这种杂糅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必须，所谓的纯粹的马列主义者，像王明、博古，他们只能背诵原文，却往往远离中国实际而陷入教条，以教条来指导革命必然把事情搞糟。
历史证明，不论哲学、文化、科学，都体现着“杂交优势！”马列主义的来源本身，就说明它也是杂糅。
王稼祥发现，毛泽东很少翻阅马列主义的原著，王稼祥手边有《反杜林论》有《国家与革命》有《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等等，毛泽东却很少借阅，有时浏览一下，似乎并不深研……他有几次谈话使王稼祥目瞪口呆，以致使他相信在上海听到的那些传言是真的：
“马列主义是普遍真理……可是，它不可能在一百年前的欧洲开出医治中国的药方。只有中国的大夫号脉之后才能对症下药！……”
他还听说，毛泽东竟然和教育部副部长徐特立，在长汀养病时，一连几天研讨《贞观政要》，还说过一句放荡不羁让人惊骇莫名的话：“治理中国，需要马克思加秦始皇。”
这些，又使王稼祥对毛泽东产生了距离感。
这几年，依附感和距离感始终困扰着他，再加伤口久不愈合，身体不好，总显得忧心忡忡。
在宁都会议之前，在前线与后方的激烈争吵时，他才真正看清了毛泽东是对的。
他看清了那些只顾执行国际路线，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后方委员们，对战争实际是多么无知；他们对前方的指责是多么不公，而且按照不切实际的国际战略，逼迫前线执行是多么可恨可恶！这些人却握有尚方宝剑，只顾对国际负责，不体谅前线的实际困难，发号施令，俨然是些高高在上具有裁决权的法官，不了解前线却对前线指手画脚。王稼祥才对这些人的马列主义是真是假发生了怀疑。
由于王稼祥最先与毛泽东接触，由于他比王明博古更多的了解中国革命实际，所以他最先觉醒。王稼祥在宁都会议上，对撤销毛泽东的军内职务没有举手，不要轻看这一点，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环境与气氛中，不举手需要巨大的勇气。
对这一点，毛泽东始终没有忘怀。
这天晚上，毛泽东又给他大讲淮南子，又使他的困惑感加重了，他想跟毛泽东谈谈当前。
三、遵义会议的预演——毛泽东论兵
换过药后，王稼祥舒适多了。他用军大衣把背垫高，倚坐在担架上，想跟毛泽东长谈。
“主席，这次反‘围剿’的失败，我们应该有一个全面的认识。”王稼祥不无痛心地说“不然，红军的命运难测。……损失太惨重了……”
毛泽东很久没有讲话，一支接一支地吸烟：这个问题，他已经思索很久了，他很清楚这是国际路线所带来的影响所致。也是临时中央以及后方的那些政治局委员们竭力推行国际路线的结果。解决政治路线才是根本。
可是，目前解决政治路线几乎是不可能的！那就连开始向正确方向转变的王稼祥和张闻天这些中央政治局委员们也都网在错误路线里面。一个已经没有任何实权的毛泽东，公然挑起反国际路线反临时中央的斗争，必然使自己孤立起来，甚至有人会怀疑他的动机——是借暂时的军事失利而对宁都会议的反扑。
当时的局面不像后人所说，好像那时王明的“左”倾路线只是博古、李德等个别人的独断专行，他们是孤立的，处处受到抵制的，好像那时的“左”倾路线很容易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历史不是这样，坐在担架上一支接一支吸烟的毛泽东也不这样看。
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七大通过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结论性的一段话，反映了当时的实情：“犯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们，披着‘马列主义理论’的外衣，仗着六届四中全会所造成的政治声势和组织声势。使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内统治四年之久，使它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完整，在全党影响最深，因而危害也最大。……”
思想、政治、军事、组织；充分、完整、最深、最大，这些词句的含意是多么严峻。
毛泽东必须谨言慎行，他深深感到潇潇夜雨的寒冷。
在这样危机四伏的远征途中，挑起这样的纷争是不明智的，他将使红军的处境更为危险。他必须讲求策略。
“政治路线无疑是正确的，”毛泽东望着隐在暗影中的王稼祥，说得很缓慢很自然，“在五次反‘围剿’中，我们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动员广大工农群众参加革命战争方面，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扩大红军运动成为群众的热潮，使红军数量达到10万以上；在‘一切为了前线上的胜利’的号召下，我们保证了红军在财政物资精神上的需要；我们的经济建设以及与群众关系的改善，激发了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热情和积极性，这一切都造成了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有利条件。……”
毛泽东面对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的王稼祥，不能不充分地肯定当时的中央。
而他所列举的成就，却大都是苏维埃政府的有效努力而取得的。
“那么，未能粉碎五次‘围剿’的原因在哪里呢？”王稼祥仍然不能把军事上的失利与政治路线的错误分开。苍白的瘦削的脸上，露出淡淡的困惑。
“我们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纠正军事路线上，战略战术的错误是导致失败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