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英在六年之后的“皖南事变”中临时动摇，换上便衣首先脱逃的行为，就表现出他性格的弱点。
项英阴沉着脸。残酷斗争来不得半点温情：
“我们必须无情地打击右倾机会主义，保证国际路线的完全的实现！”
几个委员表示附议。他们对项英的坚强的政治原则和斗争性给予应有的尊重。
会议的内容，会议的争辩，会议的情绪，不断地重复推磨，一圈一圈又一圈。疲劳轰炸，一直推到筋疲力尽，达到预想目的为止。
“当然，批评可以从严！”周恩来用伤感的目光巡视着会场。感到如果双方硬顶，斗争便会升级，促成对方采取极端措施，那就很糟。不弯则折，把事情弄僵是不利于大局的，他转圈说：“可是，组织的变动是不应该的。毛泽东同志的经验偏重于作战，他的兴趣也在主持军事工作，留在前方是适合的。”
王稼祥赞成周恩来的看法。
项英却立即反驳，声调越来越坚决。
“现在中央局关心的不应该是如何照顾某个同志的经验和兴趣，而应该注意的是如何在红军中执行国际路线！”
此时，已是下午一点钟。周恩来宣布休会，下午三时再开。
四、浑元圈
会议又进行了一天，照旧推磨，项英有些不耐烦了：
“我认为争来争去已经没有意义，有的同志发言，专谈枝节专谈现象，不谈根本不谈实质，这是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同志的责任。”他冷峻地望了周恩来一眼，“问题反而被搞复杂化了。归根到底是路线问题，既然如此，不但在思想上解决政治上解决，而且应该从组织上解决！”
思想解决意味着批斗；组织解决意味着改变领导，对某些人要撤职查办，见惯不惊，会场气氛并没有由此而更紧张。
“我认为摆摆前线的困难，也不是不可以……”
“困难永远都有！”顾作霖立即恶声打断对方，“问题是右倾机会主义者们畏惧困难，夸大困难，不去解决困难！”
“对！”凯丰像喊口号似的叫道：“我们共产党人面前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问题是后方对前方的要求过高”周恩来说。
“问题恰恰在这里，”项英紧盯着周恩来，激烈地打断他，“前线同志认为中央要求太高，国际要求太高，就等于说中央和国际的指示脱离实际，有这种极端错误的思想，怎么还有决心去克服困难呢？精神先垮了嘛，”项英终于抛出了最有刺伤力的杀手锏，“怀疑国际指示的正确性，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从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看，我军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可是，现在，前方同志总是完不成战斗任务。……”顾作霖进一步补充，“主观不努力，客观找原因。
……”他本想来几句狠的，可是他找不到更具杀伤力的投枪。
会场上，大概只有陈毅最清醒了，他身侧事外，比较客观。他深深感到权力是一种可怕的力量：既可以推行真理，也可以扼杀真理。
既可以把主观失误说成客观困难，也可把客观困难说成主观失误。顺我者升，逆我者降，这便是权力的法则。
在这种时候，一切过激的言辞，一切过分的举动，一切的无限上纲，都是革命斗志高昂的表现，都是被鼓励的，那是造轰轰烈烈声势之必须，那是冲锋陷阵时威慑敌胆的呐喊，那是迈向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脚步声，越过头越好。
理论的伸缩性是无限的，运用之妙是无穷的，随意性是可怕的：愿意跟你握手，可叫与人为善，愿意把你打翻，就叫不调和的斗争，说它轻，则轻如鹅毛；说它重，则重如泰山。
凯丰是有政治斗争经验的：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他就仔细思考过了，他懂得政治斗争的严酷性，在路线斗争的风暴中，有的可以乘机扶摇直上，有的则被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1927年初夏，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斗争，因中国国共两党分裂，而更加激烈了。
政治路线斗争，必然和权力斗争联在一起。那时，凯丰、王明、博古都看得很清楚，具有学识才华备受欢迎和尊敬的中山大学校长卡尔·拉狄克，就是因为公开拥护托洛茨基而丢掉了校长的职位的！
在两派激烈的斗争中，任何人都要考虑自己在斗争中要站在什么位置上，有的考虑坚持正义和真理，有的考虑对自身的安全和发展是否有利。
那时，副校长巴维尔·米夫正在中国执行特别使命，学校的管理权力出现了真空，联共中央任命教务长阿古尔代理校长。他力图稳固和提高自己的地位，作为一个正式的校长屹立在革命历史舞台上，便极力争取一些有影响的学生的支持，很快就在身后集结了一大批学生，根本不把联共党支部书记谢德尼可夫放在眼里，这种拉帮结派的方式使中山大学形成了两大敌对营垒。
以阿古尔为首的教务派，以谢德尼可夫为首的支部派，很快就展开了“血战”式的互相攻击。许多学生不愿参加这种互相诋毁、攻讦以达争权的斗争，这就形成了学校中的第三势力。第三势力又成为双方争夺的对象，学校成了“不似流血，胜似流血”的战场。直到米夫回到中山大学，两败俱伤的内耗战仍在继续进行。
王明因陪同米夫回国而没有卷入，所以他对学校的形势看得比较清楚，他建议米夫把握住第三势力，联合支部派搞垮阿古尔的教条派，从而为米夫担任中山大学校长铺平道路。
在米夫看来，这是一个很高的策略：因为互相指责的两派，并无严格的是非，第三势力倾向哪一方，哪一方就会取胜。如果米夫把第三势力投向阿古尔一方，把谢德尼可夫打倒，恰恰稳固了阿古尔代理校长的地位，后来的正式校长就是阿古尔而不是他米夫了。
王明不但向米夫提出了解决学校混乱的高明的策略，而且是第三势力的争取者组织者，他成为米夫的得力助手和主要心腹就不是偶然的了。
凯丰那时并不处在举足轻重的地位，但他洞察了这场斗争的来龙去脉。由米夫、王明组织起来的第三势力的核心，便形成了后来“反对派”称之为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这二十八个人是哪几个，说法不一，带有某些随意性和流动性）这一同盟式的集体，无论对于中山大学、对于中国共产党本身，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凯丰便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他和博古一样，崇拜米夫、敬佩王明，相信共产国际的无比正确。
凯丰几乎经历了历次派别和路线斗争。米夫、王明取得了对阿古尔教条派的斗争胜利后，反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斗争随之而起。这场斗争的爆发点，是1927年11月7日庆祝十月革命十周年的游行中出现的骚乱。
凯丰每当想起那场骚乱，历历如在目前：“当浩荡的游行队伍走进红场入口处即将到达检阅台时，游行队伍中的托洛茨基分子突然挥起早已备好的旗帜高喊反对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的口号！这种挑衅性的举动，在这样的场合，就显得加倍严重，遭到斯大林的拥护者的反击是必然的。
这场斗殴，在游行队伍的严密组织下，限制在不太大的范围，就像河流的奔泻中出现的一个漩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