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山林游击队的组成
他们离开了山路，在黎明时分，晨露打湿的茅草刷刷分开，一只三十多人的队伍向山里开进，踏倒的草秆除了折断的外又慢慢挺起，遮住了这支队伍的足迹。
他们无人说话，似有万钧的重负。前面是黑黝黝的山林，所有人都不知道前面是什么命运等待着他们。说不定迎面突然扫来一排子弹，他们之中，又有三分之一的人倒地死亡。从死尸堆里爬出来的人，面对死神，已经无所谓了。
山风萧萧，清新湿润，饱含着腐叶的微醺和芳草的清甜。带队的是万世松，他绝不放慢脚步，身上散发出酸臭汗味，挂满汗珠的脸颊拂着晨风的清凉。他们在四小时前从敌人包围中突了出来，必须在天亮前摆脱敌人。
再让敌人粘上，那就完了。
这些天来，他们不断地在突围被围，再突围再被围的遭遇之中。战争的磨盘一圈一圈地转着，碾碎了多少生命？
熹微的曙色揭开了夜的帷幕，宝界岭的莽莽苍苍的弧形的岗峦渐渐浮现出来。
在宝界岭的活动中，万世松带领的六个人的游击队，在山林里收容了三五成群的五军团、八军团、九军团和中央纵队的失散人员，部队时聚时散，时多时少，曾经陡增到一百二十多人，可是，几经转战，又变成三十九人了。
为了把这些各有主张、各行其是、谁也管不了谁的散乱的部队，在统一领导下统一行动，必须有严密的组织系统。于是组成了一支暂名“山林游击大队”的游击队。
以二营突围者为主组成的山林游击队，推举营长万世松担任大队长是理所当然的，其他领导成员，主要是游击队的政委，因为大家互不了解，必须自我介绍，而后由大家推选。
九军团的一个连指导员是突围者中唯一的政工人员，他的自我介绍是成功的，虽然说讲得并不顺畅，有些地方疙里疙瘩，却也真切感人，他的革命的坚定性使游击队员们产生了良好的印象：
“我的家历代都是雇农！……”王振华第一句话就有千钧重量，那时，阶级成分本身，就是革命与反革命的象征，“我在十五岁那一年，到山林里去捡蘑菇，爸爸扛着镢头，去给地主老财家挖橡树，好给他老娘打棺材，这个地主老财叫王九堂，是本族出了五服的一个长辈，是个活剥皮吸血鬼。
“我刚刚捡了几个草蘑，就听见王九堂和爸爸发生了争吵，只见那个狗崽子左手提着镢把，右手提着半截镢头，气势汹汹地大叫大嚷。
“我爸爸身材高大，一拳头就可以把那个瘦瘦巴巴的干瘪老家伙打倒。可是，我爸爸不敢，只是声音抖抖地申辩，还一口一个九堂叔。”说到这里，王振华认为有必要替爸爸解释几句，不然会损伤贫雇农的形象，“那时候还没有打土豪分田地，人们还不觉悟，所以没有革命精神。
“爸爸说那个镢头本来就是断的，只是在边上连着一点碴，挖在树根上，往上一掀，……还没有使上劲哩，就断了。
“王九堂质问爸爸，一个断镢头，你怎么没有看出来？
“爸爸愣住了，对啊，怎么没有看出来？当时爸爸就是想不起来，后来才记起来，那条断缝是用泥巴糊着的！……”
“他娘的，天下老财没有一个好东西！”战士们激动起来。
“对，我们家乡也出过这样的事，”有的战士证明王振华说的真实性，“我二哥给老财挑木炭，一上肩，扁担就折了，硬是要我二哥赔……”
“可是老财硬说是爸爸搞坏的，爸爸咽不下这口气，一把夺过那个断镢头，指着生了锈的断碴说，你看，这还不知道是哪一年断的哩。……这下可摸了老虎须，王九堂不由分说，一镢把打在爸爸的肩膀上……”
“开头，爸爸不敢还手，只是捂着头任他打，后来老财不光打，还边打边骂，爸爸忍不住了，一脚把那个坏蛋踢了个脸朝天，这下可真翻了天了！老财在地上打了几滚，然后站起来，指着爸爸说：狗杂种，你敢动武，你等着。……”
“我爸爸气疯了，也豁出去了，话也有点出格，他指着王九堂那瘦骨嶙峋的胸口，全身抖抖地说，没有良心的才是狗杂种呢，你的良心叫狗吃了！……”
“真是好样的，比我二哥强，他只能乖乖地白挑了两天木炭，抵了那根扁担。”
“可我爸爸就为这句话赔上了一条命，……可惨了。……”王振华心中又翻腾起仇恨的浪头，“王九堂就带着那满身土，到县大堂告我爸爸通共产党，那时候，国民党正像疯狗一样伸着鼻子到处找共产党，还不一告一个准？……”
“我们村，在那一年，就抓走了十三个！”插话的是王振华小同乡，“一个也没有回来，在村西头的大苇塘里一下就杀了一百多，也许你家大爷就在里头，狗吃死人吃红了眼，见了活人就扑，……那时候，天一黑，人们都不敢出门，夜里老做噩梦。……”
所有人都沉浸在恐怖年代的大屠杀中，觉得眼前的苦并不十分难忍了。
“我爸爸没有死在刑场上，”王振华越说越动情，越说越逼真，也越说越顺畅，“是死在我们王家祠堂里，那时候，王九堂请来了本族的老族长，把全村人都召集到祠堂前的打谷场上，我和妈妈也都在场，开头，妈妈跟我说：华，王九堂打你爸爸时，你可要忍住，可不要再闯祸了！我说：他们歹毒着呢，不会打得很狠吧？妈妈宽慰我说：都是本族人，你爸爸年轻时，就帮他王九堂打过冤家，他不会忘的，庄稼人受点皮肉之苦，也算不了大祸，妈妈嘴里这么说，泪水却沿着腮帮子往下流。
“我和妈站在人群里，乡亲们都不敢紧靠着我们，只有我扶着妈妈，……我不记得那天是阴还是晴，也不记得是什么时辰，只觉得天旋地转像在梦里。爸爸被五花大绑着，跪在乡亲们面前。
“……‘咱们家族造孽！’王九堂站在那个又聋又瞎满头找不见一根黑头发的老族长旁边，他矬人高声，喊得很响，好像要让历代祖先听到似的，……‘出了个大逆不道的不孝子孙王大年，’这是我爸爸的大号，‘现在，各乡各村都杀共产党，他们说，共产党的心是黑的，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咱们家二爷，’他指的是那个老古董，‘发话了，别村杀共产党是用国法，咱村是用家法，国之将兴，必有祥瑞。国之将亡，必有妖孽。妖孽不除，天下必乱。你们说该怎么办？’……
“没有一点声音，就像全都死了似的，王九堂冷冷地看着大家，我想：我爸爸怎么不说话？不就是为了那把镢头吗？没有钱有力气，做工抵账就是，这时，我才看到爸爸的嘴角滴着血，奇怪地扭歪着，原来他们用细铁丝把爸爸嘴勒着，像给马带嚼子一样，舌头不能转动，……”
“太狠了！”
“王九堂冷笑了一下，转脸对着我爸爸，‘这就是说，乡亲们都想看看你的心是红的还是黑的……’他的背挡着，我看不见爸爸的脸色。……祠堂前一点声音也没有，风也不刮了，树也不摇了。
“突然，我看到王九堂的身子向前一躬，向爸爸撞过去，接着几声惨烈的喊叫……
我眼前好像看到红光一闪，妈妈像受到雷打一样跌倒了，连我也拽倒……”
王振华泣不成声，说不下去了。
“太狠了！”
“太坏了！”
“那个老混蛋，就为了爸爸骂他良心叫狗吃了，他就剜了爸爸的心！”
“那个该杀的老混蛋呢？”
“……后来，乡里就有了秘密农会，王九堂逃到县城去了，我参加了农民赤卫队，还是副队长哩，我一心找到王九堂。我抹了一脸锅底灰进城去买柴，怀揣牛刀躲在小店里等了他七八天，……后来总算在酒店门口等到了他，他醉了，歪歪斜斜跌跌撞撞向外走，我上前扶着了他，……虽说满天星，他还是不认得我。……”
“干么不动手？”战士们像听一个惊险的故事。
“我得让他死个明白，”王振华想起那极为简单又惊心动魄的一幕，仍然激动不已，只是描述不出来，“我说九堂爷，我向你讨债来了。”
“讨债？”他愣着，“你是谁？”
“我是王大年的儿子啊！”
“……‘啊？！’他叫了一声酒醒了，想把我推开转身逃跑，正好，我一刀插进他的心窝里，‘九堂爷，咱们账清了！’他的眼睛瞪得好大，嘴巴也张得好大，身子往上一挺，就弯弯扭扭倒下了，他像没有杀死的鸡一样，一边打扑拉一边抽搐着。……我那一刀好厉害，正好刺了他一个透心凉。……”
“你应该快些逃啊！”
“那个时候，我忘了害怕，酒店里又出来两个醉汉，我说，‘大叔，这个老先生醉倒啦！’……醉汉说，‘滚你的蛋，别管他！’……我走了，回到小店，身上竟然没沾上一滴血，这才想起，那把牛刀还在王九堂的心窝里。”
“真是便宜了他！”战士们觉得那个坏蛋死得太快了，应该多叫他受点折磨吃点苦。
“第二年，我们赤卫队升级到了县独立营，指导员第一堂课就是让我讲家史，而后当着全连的面问我：王振华，你的仇报了吗？我说报了，指导员说：不对，当红军不光是为报私仇，你是有阶级觉悟的战士，要报阶级的仇！
“指导员看我有点迷惑，的确，有点迷惑，当时，我不知道阶级是人还是物，更不知道什么叫阶级的仇，我看不到阶级在哪里，后来指导员讲得很清楚，阶级仇就是穷苦人的仇，就是劳苦大众的仇，天下有千千万万我父亲王大年那样的受压迫的人，也有很多王九堂这样的人。当红军，就是要杀尽天下的王九堂，让穷苦人过好日子！我懂了，阶级就是天下受苦的穷兄弟。
“我冲向敌人的时候，我就觉得每个白狗子都是王九堂。白崇禧、何健是大王九堂，蒋介石就是最大的王九堂！想到这些我就不怕苦不怕累，也不怕死！……”
这的确是一堂生动的政治课。
“后来，营里让我到其他连里讲，……有一次团政委去听课，还感动得落了泪，会后，他对教导员说，王振华阶级觉悟高，革命性强，可以当个指导员嘛，营长说，他没有文化，政委说，阶级觉悟高是根本，没有文化可以学，没有阶级觉悟光有文化有什么用？
“后来，我就先当副指导员，指导员是个有文化的人，他每天教我五个字，有文化的人。脑子活，不坚定，果然，他后来变成了AB团分子，被肃掉了，是用石头砸死的，我就当了指导员！”
王振华就靠出身、觉悟、坚定性，当上了游击队的政治委员，而且是全票通过的。
全队五个共产党员两个共青团员，成立了临时党支部，他也顺理成章的当了支部书记。
二、毒蕈
山林游击队，决定在文市以南灌阳以西的宝界岭建立游击根据地。这是桂东北的大山区，主峰高达1936公尺。与湘桂边境的都庞岭的主峰2009公尺的韭菜岭遥遥相对。
这支部队在突围出来时，已近弹尽粮绝，在敌人的疯狂追剿中，已经濒临绝境，他们过着野人似的生活。由于人地两生，毫无群众基础，语言不通，个个蓬头垢面，衣不蔽体，很难接近群众。
国民党对当地群众采取威胁、利诱、欺骗三管齐下的办法对付流散的红军，他们化装成红军，烧杀掳掠，把赃栽到红军头上。
山林游击队只能吃树皮、草根、葛藤根过活。
接二连三的灾难，冰雹似的击打在他们头上。
两个伤员，因为无药可医，连洗伤口的盐巴也没有，伤口坏死、腐烂、化脓、发出令人闻之欲呕的恶臭，那长长的呻吟使人揪心。
“若是敌人追来，怎么带他们走呢？”
“还是让敌人俘了去好，那还有救……”
这两个伤员，听到了这些无意间的闲话，给队长政委留下了一张纸条，在大家沉睡的时候，用刺刀剖腹自杀了。
伤员的死，虽然解脱了游击队行动的重负，却像两块灰色的巨石，压在队员们的心上。那张纸条立即传遍了部队，纸条上的话是积极的，所引起的后果却是十分严峻的。
王振华把纸条收起来，秘不透露。但越是保密越引起队员们的好奇，打听、猜测、追根问底：“队长，他们纸条上写了什么呢？政委，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呢？”万世松认为没有必要隐瞒，主张公开。这是用铅笔写在香烟盒纸上的绝命书：队长、政委全队战友：
不做敌人俘虏，不做部队的负担，我们革命到底了，我们两人互相证明绝不悲观，有谁回到苏区见到我们的家里人，就说我们思念他们，永远思念，我们为革命流血是光荣的，要他们不要难过。千万不要说我们是自己……千万。
刘玉文家是兴国樟园乡刘村。
何金生家是于都花溪乡崖上村。
第二天，就有两个队员逃亡了。
为此，王振华埋怨万世松不该把绝命书公开，斥之为不懂政治，万世松默然。而后说：
“我们必须转移其他地区，在这块青石板上是扎不下根的。”
王振华反对：“坚持下去，只要有群众的地方，我们就能开展革命（这是王振华特有的自造词），哪里有水哪里就能养鱼。”
万世松觉得政委说得不无道理，便派了三人小组下山去打粮，可是，一去两天，无声无息。
他们作了几种判断：任务执行过程中出现了意外的困难，需要等待时机；已经落人敌手；或是逃亡另找生路；也不排除叛变投敌。那么，如果真是后者，营地就有暴露的危险。
要不要转移？如果打粮的回来找不到部队怎么办？
只好挨着，听天由命。
厄运却纷至沓来。又降临到六个游击队员身上。他们刚吃了一餐野菜，就倒在草丛中翻滚。然后是僵直性的扭曲，痉挛的躯体陡然躬起，随即又瘫开，他们抱腹呼叫．似有一条毒蟒在他们肚肠中噬咬翻动，又像跟扑到身上的一只无形的猛兽搏斗。
他们抱着肚子痛苦万状地尖声大叫，好像要让声音达到上苍：“受不了啦，快给我用刀划开！”
这是一种濒死无泪的呼号，它比有泪的痛哭更加触目惊心，他们忍受着难以承受的酷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