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王振华并不这样看，意见对错是代表了立场问题，反对谁拥护谁那就是阶级斗争了。在苏区打AB团的时候，你可以把不是AB团的同志说成是AB团，这是革命积极性所在，即使打错了，积极性仍是可贵的。谁敢说一声“不是”？你替AB团开脱，你就是AB团。人人自危，噤若寒蝉是必然的，只有那些表现革命性的人或是谋取地位的阴谋家或是借机报复的卑鄙小人，或是排除异己者，推波助澜，以便浑水里面好摸鱼。
王振华在数次政治斗争中，形成了一个观念，投谁的赞成票投谁的反对票，并不是每个党员的权力，而是体现了路线斗争，你投对了票，就立一大功，投错了票就是罪人。
后来的以人画线，紧跟谁，在王振华的思想里已经有了初型。现在，那些拥护队长意见的队员们，显然是站错了队。
“同志们！我有话说，”王振华先是站着的，当他带头表决高举拳头无人响应时，他蹲下了，现在又猛然站起来，声音里饱含着顽强的自信和剧烈的冲动，“我们都是红军，都是革命战士，上级指示谁也不能违抗！”
队员们惊愕地呆愣着互相望望，不知政委所指何事。
“队长的提议是不符合上级指示精神的，上级绝没有让我们回苏区的命令！”
王振华挑战式的怒视着万世松，脸色灰白，一双黑眼睛冒着红火，等待他的回答。
“的确没有这样的指示，但是，我们不能机械地执行指示，两弊权衡从其轻，只要对革命有利，不妨回到苏区，命令，也要灵活地执行。”万世松也站了起来，面对着王振华，“我不明白，大会讨论表决是支委会研究的，何去何从的理由也反来覆去研究过许多遍了，我不理解，你为什么在表决之后，忽然提出了‘命令’问题，即使有必要重新讨论，也不要冲动嘛。……”
王振华粗暴地打断了他：
“我不能不冲动！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现在，让我谈谈问题的实质吧，队长同志，你煽动大家回苏区，有没有个人目的？！”
“煽动？”万世松重复着这个令人震骇的词，既迷惑又惊讶，他审视着政委那冷酷的目光，“这是什么意思？”他弄不明白，面前这个同志怎么忽然翻脸不认人了？
是的，万世松是有个人的目的。在漫长的山林之夜，他坦诚的向他的政治委员交谈过，他们两人要在一起领导一支部队，互不了解是不行的，他详细地谈了他的经历和犯过的错误受过的处分，以及他对方丽珠的深沉的思念。
“我想，你还是先向大家说说回苏区的动机吧，”王振华毫不容情，咄咄逼人，他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党性所在，“怎么？你怎么哑巴了？”
万世松的确哑巴了，他一时茫然不知所措，这种突然袭击是带有杀伤性的，他此时的表情，与其说愤怒，不如说痛苦，或者更不如说惊诧：蓦然间政委和队长一下子变成了原告和被告，而队员大会变成了审判他的感情的法庭。他的错误，组织上早已处分过也结论过了。今天，他向大会坦白什么呢？
万世松认为，对方丽珠的思念与急切地想见到她，并不是见不得人的事，它跟战士们思念亲人有什么区别呢？即使回苏区的动机掺有与方丽珠相会的成分，就是个人目的吗？那么为了打土豪分田地而参军的红军是不是个人目的？那么，他王振华找王九堂报仇是不是私人目的？如果宝界岭能够建立根据地并且站稳了脚，他万世松还会为了自己的爱情返回中央苏区吗？
王振华把他推到一个多么尴尬的境地。万世松感到一种悲哀，并不完全为自己，也许更多的是为对方，或许是为了造就这种品格的环境。想到历次路线斗争中的各种人的表演，他想通了。
“王振华同志，”他变得出奇的平静，“我认为去追红军主力还是回苏区，都是为了拯救这支革命力量。至于我是否怀有什么个人目的，我没有什么好说的，还是由你当众说出来吧，你我都是共产党员，我无意同你争夺领导权。你如果真正能率领这支部队追上主力，我是万分高兴的。但我认为回苏区更为现实，还是服从大家的表决吧！”
“那么，我们重新表决，”王振华以毫不掩饰的敌意打量着万世松，队长的平静反而把他激怒了，“在表决前，我要向大家说明你是什么人。……同志们，”他转身面向队员，“万世松同志让我讲他的个人目的，先说说他是为什么受处分的吧，在中央苏区他与一个女人发生了不正常的男女关系，现在这个女人在等他。我没有当众揭人疮疤的习惯，只要大家心里有数就是了……”
这一手是最厉害的，点到为止。他给队员们留下了最大的空白，提供了想象的无限余地，一切尽在不言中。你可以把一想象成万，你可把青蛙想象得比牛还大，为什么受处分？腐化，腐化到什么程度？……随你去想。效果是无限的！然而，二营的战士们却信任他们的营长。
重新表决，十六对十一，王振华的努力是有效果的，增加了八个队员的支持，但仍然是少数。
王振华面对表决结果，勃然大怒：斥责万世松的支持者为宗派主义，因为他们都是二营的突围者。
怎么办呢？少数服多数是合理的。王振华为了坚持自己主张，硬要大家再分组讨论，题目是很现实的：“红军要不要服从上级指示？要不要服从党的领导？要不要跟党走？”
会议又要推磨。这种推磨对王振华是有利的：“谁是党的领导？在游击队里谁是党的代表？”
有人不同意这种无休止的讨论、引导、打通思想，提议各走各的，谁也不要勉强谁：追红军主力的跟政委走，回苏区的跟队长走。游击队分裂了。王振华、万世松各自带着自己的拥护者，走向各自的未可知的命运。在分手的那天，王振华以最纯正的动机作了件不太纯正的事，他向自己的拥护者说，回苏区的人，都是革命不坚定的人，是丧失了信心想回家过安稳日子的人。不能让他们把武器带走，尤其是好武器。
前者有意，后者无防，在去苏区队员正做回乡梦的时候，王振华的队员们便把早已看准的好武器全部带走了。
四、一个向回走的人
文庆桐在一出江西地界，就产生了逃亡的念头。他跟文庆安不同，他是有老婆孩子的人，他十四岁就结了婚，二十二岁这一年，孩子刚巧三周岁。如果用原谅他的话来说，逃亡念头是思家念头的延伸。许多新战士都有过。但是念头没有变为行动之前，不算罪恶。就像倾慕一个女人构不成强奸，想要得到一件珠宝构不成盗窃一样。
有的战士想家想得哭，想老婆比想母亲要强烈十倍，因为在亲人之上还加了个生理需求。
连里流传着指导员跟想家想得哭的战士开玩笑的故事：“你想爸爸妈妈了？”战士摇摇头，不是；“你想你家的房屋了？”战士摇摇头也不是；“你想床上的褥子了？”战士抹把泪说：差不多；“那么你是想床上的被子了？”战士急起来，你说过了；“那么，你是想褥子上头被子下头的那个人了？”战士抱头呜呜大哭，“我刚刚忘了，你又提起来啦！”……
文庆桐自知想老婆是丢人的事，开小差就是犯军条了，他的思想斗争是十分激烈的，他的心像“嘀嗒嘀嗒”的钟摆，无时无刻不在走与不走间来回摆动：走？不走；走？ 不走；……
他不迷信，不然，他就像文庆安一样用占卜来决定他的命运了。
但是，一个特殊的因素，推动他在人生道路上来了个急转弯——是非祸福无法找到尺度来衡量。
在刚进湖南省界的一个叫沙水湾的地方，他到山洼里去解手，猛然看到了一具尸体，仰着脸，两眼死死地望着天空，牙呲裂着，七窍流血，爬满了黑压压的蚂蚁。只有一只脚穿着透了底的草鞋，赤裸着上身，破碎的灰色军裤证实他是自己人。
文庆桐不禁惨叫了一声。怔怔地盯着那尸身，心惊胆战地向背后伸出一只手，抓住了一棵树，倚在树干定了下神，眼睛还是盯着那具死尸向后倒退着，浑身上下起了层鸡皮疙瘩。
后来，那一幕惨景一直在他眼前闪动。
亚里士多德说：“人生的价值在于觉醒，而不在生存。”
此时，文庆桐的思想与此恰恰相反：“人生的价值在于生存，而不在于觉醒。”
在一个漆黑的深夜，在山路上休息时，他把盐挑子推到路边的草丛里，自己也像见到尸首那样，装做到树丛里大便，等到部队开走。……
文庆桐一离开部队就后悔了。他怎么能独自一人回苏区呢？回去怎么对乡亲们说呢？怎么对妻子说呢？再想追部队也就晚了。
但他又为自己辩解：他的确同情革命，也愿意革命，他在革命中得到了土地，他眷恋着自己的家庭，他从来没有想到要成为替全国劳苦人打天下的革命者，他只希望过富裕而安定的日子，在兵荒马乱与逃亡中，他宁愿选择后者。
他是地道的农民，他不愿意流落在外地，即使死，他也要回到家人身边。他追求的是温饱。他的希冀是有一个好皇帝。使他作一个朝廷的顺民，过上吃饱穿暖的日子。
国家前程，民族进步，什么阶级当权，什么人当权，和他是无关的，他的眼光只看到前山、后山和饭碗。
他以农民特有精细，把盐藏在一个石洞里，自己带了一小袋盐，到沙溪镇上卖了两块银元，卖了一身旧衣，扮作私盐贩子，怀着不可名状的惶惑和模糊的希望向回走，那里有他的父母、妻子和他热爱的十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