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载：中央红军一军团二师于1934年12月10日占领湖南境内通道县，此时桂敌在红军侧后追击，何健的第一第二两兵团在红军前进方向上赶修，而红军经过两个月的作战，战斗力大为削弱。如果继续向湘西前进，必将与五、六倍之敌决战。红军战略方向何去何从，意见分歧，展开激烈争论。12月12日在通道县城召开中央负责人会议，讨论了红军行动方向问题。
一、通道争议
红军进行无后方的战略远征，几乎所有人都感到给部队带来严重的困难。
博古、李德坚持与二、六军团会师的原定计划。这个计划是很有诱惑力的，哪一个指战员不想快一点有个“家”，以作立足之地？如果真能与二、六军团合在一起，战斗力就会增强许多。
在三十九年后，李德仍然坚持他这一主张，为这个计划未能实现而耿耿于怀，他在《中国纪事》中这样道：
“在到达黎平之前，我们举行了一飞行会议，会上讨论了作战方案。在谈到原来计划时，我提请大家注意：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或向西面战略要地追赶的周（浑元）部和其他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肖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
但是，毛泽东认为这个计划是不切实际的，认为这个计划将使红军有全部覆灭的危险。
毛泽东提议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这种思考并不是无足轻重的，也不是一种随意的想象，他是从与蒋介石的多次较量中，探索蒋介石本人的军事思想深度和原则，而得到的结论。他在最大可能的视界内，做到知己知彼。因为这次西征——大的战略转移，实际上是同蒋介石在战略上的一次总较量。
蒋介石在对鄂豫皖、湘鄂西“围剿”取得决定性成果后，才集中兵力来对付中央苏区的。他对这次主力西征的目的地应该是很清楚的——与二、六军团会合，一个已经被敌人熟知的战略意图，仍然不顾一切地去实施，无疑是自投罗网。
毛泽东的这个判断是对的，蒋介石在他精心布置的第四道封锁线——湘江防线被突破之后，他立即重新调整部署，进行新的追堵。他的计划是围歼红军残部于“黎平、锦屏、黔阳以东；黔阳、武冈、宝庆以南；永州、桂林以西，龙胜，洪州以北地区。”
蒋介石判定中央红军必然北上与二、六军团会合。因此，他把追剿兵力重点布置在湘西地区，根据蒋介石的指令，湖南军阀何健，在湘西地区赶筑四道防御碉堡线。
这四道封锁线，在红军总部的军用地图上，用蓝线标示出来，特别清晰。
第一道堡垒线：从新宁县起，经七昨桥，窑上、豆子坪、唐家园、五里渡、城步县城、丹口、菁芜、通道县、靖县、让口、东城场、牛埠至藏江。
第二道堡垒线：从新宁县起，经江口、飞仙桥、马头桥、龙潭桥、石狮子、李家渡、五晨湾、铜鼓岭、城步县城、江口塘、十四铺、绥宁城、文昌阁、天重界、靖县、广平、牛角界至芷江。
第三道堡垒线：自新宁县起，经飞仙桥、石门司、半山、江口、石山背、西岸市、山口、高坪、茶溪、梅口、长铺子、河口、洪江至黔阳。
第四道堡垒线：自新宁经安心关、武冈、田心铺、药园、瓦屋堂、西坡、袁马、洪江至黔阳。
这四道堡垒线共修成的堡垒约二百余座。
除此堡垒线外，追剿军总司令何健，根据蒋介石的命令，为加强集中指挥以适应对红军的围追堵截，把分散的五路兵力编组为两个兵团，以刘建绪为第一兵团总指挥，指挥原一、三、五路的兵马及第十九师五十五旅并补充四团；以薛岳为第二兵团总指挥。
指挥原二、三两路部队。
这样，敌人以其主力十五个师的兵力，部署于新宁、城步、绥宁、武冈、靖县、洪江、会同一带并以一部兵力配合桂军尾追，妄图把中央红军消灭在去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的途中。
当时广西军阀组织了两个追剿队，以其十五军军长夏威率两个师为第一追剿队；以其第七军军长廖磊率两个师为第二追剿队。
敌人共集结部队二十余万人，摆在三万多红军——疲劳之师的面前。这种严重的态势，在地图上标示出来，一目了然，可是，一目了然并不保证没有争议。
毛泽东认为这些堡垒是难以突破的，必须转向贵州，因为湘黔桂各方兵力比较，贵州军阀的兵力是当时最薄弱的一路：名义上有一个军，实际上派系林立，内部矛盾重重：将领无指挥才能，双枪（步枪和烟枪）兵战斗力又弱。贵州省主席兼国民党二十五军军长王家烈为一派，副军长侯之担是一派。犹国才为一派，蒋在珍又是一派。口头上各派都听命于王家烈，实际上王家烈并不能调动他们的部队，他能直接调动的只有两个师所辖的五个旅十五个团。
因此，毛泽东认为向贵州进军是适宜的。
二、都是假定
周恩来在头脑中久久萦绕的迷茫之感，薄雾似的散开了。共产国际框定的战略目标：首先争取一省或数省的胜利，就是悲剧的根本原因，遵从这个战略目标的措施不可能结出胜利的果实。
如果在这里，花过多的笔墨去展示会议的场景气氛和争议的过程，似乎没有必要。
争论的问题是很简单的，是不是改变原定计划，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
毛泽东的判断是对的！
但这时只是绕道，并未转兵，“最高三人团”并未改变与二、六军团会合的方针。在七天之后到达黎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才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走向新的方向。
但通道会议却是黎平会议的前奏曲。
博古和李德却认为这些堡垒线是可以绕过的，而敌人的追剿部队可以让他们超越红军而过。红军则突然北上与二、六军团会合！
李德的计划并不是没有道理，也不是没有诱人之处。
“绕过敌人堡垒线，把追击之敌让过去，这不正符合运动战，与敌人绕圈子的法则吗？”李德在会议上表现出极端的愤慨：“一会儿批评说：你是逃跑主义，你是避战主义。
那么真正要和湘军大干一下了，反而又不对了，那么向贵州进军，是不是更是避战主义逃跑主义呢？”与会者瞠目而视。李德又说：“目前我军是疲惫之师，很需要立足之地以求休整，目前我军兵力单薄，需要与二、六军团合力拒敌，合则两利，分则两损。……湘江之战，是受了巨大损失，不能因此我们就都是错的了！”
这里，毛泽东和李德对与二、六军团会合，各自提出了自己的假定：毛泽东认定会失败；李德认定会胜利。
然而历史只给人们作出一个答案：非此即彼。
在这个答案未作出之前，很难说向贵州进军就是绝对地好，去跟二、六军团会合就是绝对的坏！
即便后来证明向贵州进军取得了胜利，仍然不能证明向湘西进军与二、六军团会合就会失败，也可能取得比向贵州进军大得多的胜利呢？
在这个会上，有人想得更远、如果暂时放弃与二、六军团的会师，会不会带来一个更大的会师——到川陕与四方军的会师呢？
作战局又向会议介绍了四方面军的目前态势。
在当时来看，这个设想是极不现实的，从湘南到川陕，那是名副其实的万水千山，比与二、六军团会合，要难上十倍，那就等于说：既然我们跳不过三米宽的水沟，那就跳条十米宽的小河试试。
这个提议是不值得一驳的，当时，认为切实可行的是向贵州开进。
在通道会议上，即使在后来的遵义会议上，也没有一个人预见到将来，首先不是与二、六军团会合，而是与远在川陕的红四方面军会师！
博古、李德犯了错误，张国焘也犯了错误，所以他们做的事情几乎没有一件是好的，没有一件不是错的。
第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没能粉碎三十余万敌人的四次“围剿”进行了一次战略大转移，而后才有了川陕根据地，才有了八万主力红军，是好事还是坏事呢？这就是历史难定功过是非之处。
第一方面军的战略转移，有许多地方是与红四方面军相像，它未能粉碎五十余万敌人的“围剿”，而想西征湘鄂西，与二、六军团会合，开辟新建的苏区——第一个川陕式的新的根据地，是不是也是合理的呢？
如果不如此，结果是会更好些还是更坏些？是一无是处还是情有可原呢？
三、李德的痛苦
在通道临时中央负责人会议上，决定转向贵州时，博古和周恩来都看清了李德脸上出现了难以想象的变化。他面色青灰，蒙着一层悲苦的暗云。暴皮开裂的双唇，颤动着，抖索着，歪曲着，饱含着一派怒意。脸色严肃，近于阴森，两只眼眶塌陷下去，蓝色的眼睛散射出一种恨意。
进军路线的改变，给李德梦寐以求的与二、六军团会合的战略以毁灭性的打击。
他怀着痛苦的心情愤然离开会场。
他隐约地意识到命运的作梗与嘲弄，世上许多事情，并不是单凭毅力与意志就能强求其成的。他的心情处于极端复杂的状态。泛起一缕不可名状的空虚和沮丧。
他明白，他的指挥权力在湘江之战以后，产生了根本的动摇。在三十九年之后．在《中国纪事》中记载了这次会议，尽管不够准确。却可以大致上反映了此次会议的部分情况：
毛泽东又粗暴地拒绝了这个建议，坚持继续向西进军，进入贵州内地，这次他不仅得到了洛甫、王稼祥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当时就准备转向“中央三人小组” 一边的周恩来的支持。因此，毛的建议被通过了。他乘此机会以谈话的方式第一次表达了他的想法，即应该放弃长江以南同二、六军团会合一起建立苏区的意图，向四川进军，去和四军团（系指红四方面军）会师。
（这里，李德记错了。毛泽东提议的是向贵州进军，而不是向四川开进。是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而不是去与四方面军会合。）
李德的激动是可以理解的：他作为一个国际顾问，终究是个客人，他无须在异国他乡争权夺利，他在完成自己的使命之后，总是要走的。那么，他要在他的任期内，尽他的聪明才智和不懈努力，奉献给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除了他希望用他的心血汗水所换来的贡献之外，还有什么可求呢？当然，他希望荣誉、威望和尊严，这些都是伴随着成就才能得到的！
李德的经历是不平凡的，三十二岁被派往一个泱泱大国当军事顾问绝不是无能之辈。当他接受来中国的使命时，他曾对自己的能力发生过心虚胆怯式的忐忑不安，信心不足。这种无法摆脱的力不从心的感觉，往往妨碍艺术家和军事统帅的能力发挥。
可是，当他被博古完全委以重任，而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头衔下红军指战员对他的尊重与服从，使他对自己的力量深信无疑了！
这种顽强的自信，自然带来正反两面的效果：他可以充分发挥他的指挥艺术；同时对别人如何想、如何评论他全不放在眼里。
自以为是，这是一般人常犯的错误，被这种错误葬送的不仅是常人，而且有许多伟大的人物。
他总觉得自己是对的。把一切挫折看成了客观原因。
李德原来想干得比任何一个国际顾问更为出色的呀！
一个心胸不太狭隘的民族，本来不应过分责备那些到自己家中真诚帮厨而又把饭菜烧糊的客人。
但是，李德也应该想想，他忘记了原本不该忘记的事情：他在一个陌生的民族，一个陌生的国家，一个陌生的军队里，瞎指挥是危险的！想获取荣誉，得到的可能是耻辱。
他那沸腾的日耳曼人的热血，浸透了失意的悲凉，痛苦噬着他的心！
他的思绪经过了一个逆向转变之后，却转不回来。
四、《勒洛莱》
“人败言微！”李德怀着愤慨和委屈的情绪，怒气冲冲地离开了会场，下意识地走到了城郊，警卫人员远远地跟着他。这种冲动，反映了他缺少领袖人物应有的耐心。
他感到照耀自己命运的星辰陨落了。他逃避什么人追踪似的盲目地乱闯，一条潺谖的小溪流挡住了他的脚步，溪边有一丛稀疏的杂木林。林下是富有弹性的荒草，上面还开着他不知名的小小的紫花。
他无法排遣胸中的郁闷，也无法填补内心的空虚。他钻进杂木林里，拨开打脸的枝条，只管沿着小溪向前走，没有任何目标，他的思想很乱，正像脚下铺满的败叶、乱石和枯草。
这时，他看见不远的山坡上布满了人，那是中央纵队的人，他们好像在挖掘什么。
既不像掩埋牺牲的战友，也不像挖掘堑壕，他不带翻译，就无法与人交谈，平时，他就憋闷得要死，幸好，他能够把全副精力放在敌情研究和军事指挥上，而现在，他被慢慢排斥在指挥圈外，几乎成了多余的人了。这使他不但有一种失落感，而且产生了一种愤懑之情，太不公正了！现在无条件无保留地支持他的大概只有两个人：博古和凯丰。
而凯丰，这位共青团书记，在军事上是无足轻重的。
四周有散落的小屋，但已经化为灰烬，群众都已经避进了山林，这是白崇禧的毒计。在通过乡村政权发动群众坚壁清野的同时，派特务扮作工农红军，进行烧杀抢掠。
李德在他的军事学中，没有这一章。他佩服白崇禧奸机诈，的确给红军造成很大的困难，尤其是食粮。这时，他才忽然领悟到，在小山上的人群是在挖吃的，但他不知道挖什么。警卫人员就在二十步开外，他不想问。
李德百无聊赖地走着，草丛渐深，无路可寻。他坐在一块冰冷的岩石上，思绪一个接着一个，像溪边的又冷又硬的乱石蛋子，压在他心头，几片枯叶在溪水中漂荡，那片落叶随水流去，似乎就是他生活前景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