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毓并字芝岩，介休张原村人，清康熙、乾隆年间著名皇商。早在明代，范毓并远祖范至刚就是“市易边城”的商贾。历经八代，传至范永斗，时值满清入关前。处于东北一隅的满清，甚需内地的多种物资。遂要通过蒙古地区从张家口的贸易市场取得，而操纵张家口贸易的是晋商“八大家”，其中之一就是范永斗。他除积极为满清提供军需物资外，还不时提供内地有关情报，关系十分密切。满清入关定鼎北京后，顺治皇帝不忘“八大家”之功，“承召入都，宴便殿，蒙赐上方服馔”，封他们为皇商，籍隶内务府广储司。从此，八家取得了政治经济特权，依附于清廷，并利用特权经商牟利，且可子孙世袭。
当时清廷铸钱需要大量铜，范父范三拔请减价包运铜货，经清廷批准，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开始了进口日铜的中日贸易。此时，20岁的范毓并带着船帮经商于塞北各地。当其父承办进口日铜不久，因病休养，他便挑起进口日铜的重担，带领船帮往来于中日之间进行贸易。每年进铜数百万斤，均用最低价卖给国家。与范氏一起承办者共有6人。其他5人经常任意挥霍钱财，满足私欲，10多年共亏损银83万两，按理当受国家处罚。他付出巨大牺牲，独立进行了补偿，使大家免于受罚。后来由于日本限制日铜出口，清廷出现铜荒，于康熙五十五年改由8省承办，范氏暂停止了对日贸易。
到乾隆时更立新法，决定铜斤“每年以四百万为率，滇、洋两处各办二百万斤”。并重新起用范毓并办铜。《墓表》中有所记述：“乾隆三年，奉命采办洋铜运京局，以抵分限应输之数……铜产东南外长崎诸岛，贾舶风帆，出没洪涛礁屿中，倭夷居奇留难。承办官羁不得如额，指为畏途，府君曰：吾受恩重，此吾份也。立遣人驾巨舟赴洋采办。其始终任事，不择险易，类如此。”
这一时期承准赴日贸易者，除范氏外尚有数家民商，为二商并办。但清政府对民商贩来之日铜，不仅价格优厚于范氏，且允输入之铜，半数交官收售，另半数则听凭民商按市价出售。而范氏却享受不到上述待遇，仍照旧额低价交售政府，尚且不允许其私售。范氏在此艰难处境之下，自难完成办铜任务，每每不能按期回棹。杀鸡取卵的清政府，仍不放松对范氏的驱使，鉴于他的实际困难，不得不一再减少其办铜任务。到乾隆十五年（1750年），规定准范氏派三艘船只赴日，岁办铜50万斤。就这样，仍然难以完成任务，亏损日重，直到破产边缘。
就在范氏对日贸易步履艰难之际，范毓并不幸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病逝，享年79岁。
此后，范氏家庭主持对日贩铜贸易已由毓字辈过渡到其子侄清字辈经营，其子清注、清洪、侄清济都先后苦苦支撑赴日办铜贸易，虽经大动心机，多方努力，兴利除弊，开源节流，作了一番调整，但客观环境是无情的，贸易情势急剧逆转，加之海运途中屡遭厄运，弄得拮据已极，打破了复苏之望。他们在绝望之中，曾拟“弃产变价，告退招商”，奏请准其摆脱是业，但清廷不允，只得苦撑待毙。
范毓并热衷开发的对日办铜贸易事业，终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以亏损拖欠朝廷一百五六十万两白银和误运误课罪而被治罪，落得个满门查抄、家产充公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