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商程化鹏，山西忻州人。自幼聪颖过人，从小于归化（今呼和浩特）习商，经商颇具魄力，且善分析商情，捕捉战机。咸丰初年，中俄贸易前景看好。他就由内地加工贩运茶叶及棉布、绸缎、器皿等抵西伯利亚转售俄国商人，大获其利。
当时，中俄已在恰克图建立了贸易市场，双方在此均设立了专门管理机构，中方由理藩院派遣一名监视官进行管理。清廷对华商入恰克图贸易规定极严：凡入市贸易者必须持有张家口衙门报理藩院颁发的“信票”，无票不准入市。若无票入市，则视为走私，除没收其货物，还受重罚。一张信票，只准10人、20辆货车进入市场，且只准使用一次，用毕缴回，以旧换新，再行贸易。俄方茶叶需求量大，茶贸一业获利颇丰，山西茶商趋之若鹜。后来者领不到信票，便以入蒙经商为名，几经辗转周折，暗地里将茶叶、布、绢等转售于俄国人，提心吊胆地干着“走私”的买卖。这不仅要承担很大风险，而且一些贪官污吏也常以“走私”罪名，趁机敲榨勒索。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三月，山西汾阳商人朱成地在中俄边界与俄商贸易，以茶叶、布匹、绸缎、器皿等货物折换骆驼、马匹，因无信票，依“走私”论处，结果他用20车茶叶、丝绸等中国商品换来的12峰骆驼、120匹马、16头牛全被官府没收（见《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资料汇编》第一编）。类似情况，时有发生。由此可知，这种以旧换新领取信票的规定，虽然一定程度上巩固了山西茶商在恰克图独帮经营对俄贸易的特权，但却严重遏制了山西茶商的发展，致使从雍正到咸丰初年相当长的时间，赴恰克图贸易的晋商只有五六十家。程化鹏以其敏锐的目光看到了这一规定的弊端及山西茶商蒙受的损失，毅然赴京上书理藩院，详陈华茶出口之利，然后着重列举领取信票制度的“病商业、损国课”的种种弊端，并指出这“大非国家保商裕饷之本旨”，请朝廷放宽贸易规定，允许更多茶商赴恰克图与俄国人直接贸易；同时要求明确规定税则。清廷认为，程化鹏所奏，既可清除吏役对商民的勒索，安定商民情绪，又可增加国货输出，以利征收税款，增加政府收入。于是咸丰皇帝批曰：“准行。”从此，归化、多伦衙门都可承办发放信票，且允许茶商在归化设肆，将茶叶运至恰克图、塔尔巴哈台等处，与俄国人直接交易。于是山西茶商蜂拥而至。清廷为嘉奖程化鹏上奏之功，还特准其代发信票。由此，恰克图的山西商号迅速翻倍，增至120多家。茶叶销售额亦逐年增加，由年输出额600万卢布增加到1000万卢布以上。程化鹏之举，不同凡响，并为山西商人开辟了一大利源，大受山西商界赞赏，被誉为“商家领袖”。
第二次鸦片战争至同治初年，沙俄与腐朽的清政府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北京条约》、《中俄陆路通商章程》等许多不平等的条约，取得了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琼州、天津诸海口通商特权及减免关税待遇。此后，俄国商人长驱直入，侵入我国内地进行商业活动。他们学会了制造砖茶，在湖北产茶区建立了茶厂，直接收购加工茶叶，通过货轮运输回国，不再与恰克图的山西茶商交易。其时，山西茶商茶叶加工技术和运输工具均落后于俄商，而运输又须经过数十道关卡，所付关税还大大高于俄商，故根本无法与俄商竞争。山西茶商纷纷破产，勉强维持者也赔累不堪，延至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恰克图的山西商行只剩4家苦苦支撑，已到山穷水尽的境地。晋商凋谢恰克图的惨状危及到了清王朝的经济命脉。在此关键时刻，程化鹏和余鹏云、孔广仇等山西茶商挺身而起，力挽颓势。他们请绥远城将军裕端转呈朝廷，要求“由恰克图假道俄边行商”，并奏请减轻山西茶商关税。清廷出于维护政权的需要，批准了程化鹏等人的请求，关税由每票（约12000斤）50两减至25两，并下令取消一切浮费。程化鹏等为山西茶商争得了重振旗鼓的机会，晋商迅速重返恰克图。程化鹏还和不少茶商深入俄国境内，建立分号，开展贸易，与俄商争夺利源，一比高下。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晋商从恰克图出口茶叶11万担，与俄商从中国内地贩出量持平。此后逐渐超过俄商。如同治十一年（公元1871年），山西茶商从恰克图输出茶叶增至20余万担，高出俄商从中国内地输出量近一倍。程化鹏等为晋商争气，为中华民族争气，敢于率众与俄商抗争的精神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