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滢
周恩来是举世公认的伟大的外交家，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杰出的领导人之一，是世纪伟人。
马歇尔说：“周恩来将军是一个很厉害的谈判者；一个吸引人的谈判者，也是一个很难对付的谈判者。总之，是我遇到的最能干的谈判者。”
一位西方记者说：“周恩来在万隆的表演完全证明了他是世界上最有经验，最有才干的外交家之一。”
尼克松说：“他是一个伟人，本世纪罕见的伟人。”
日本友人竹入义胜说：“他是中国对世界的‘代表’，这个‘代表’赢得了世界的信任与支持，把中国推向了大显身手的舞台。”
这些并不是溢美之词，而是对周恩来谈判艺术的客观评价。周恩来对政治谈判有极其丰富的经验，他在谈判中的杰出表现固然和他的智慧、机敏、风度等素质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他能站在正确的立场，对客观事物有深刻的了解，能顺应历史潮流。因此他能在变幻无常、错综复杂的谈判天地里自由地翱翔。
延安谈判是1936年4月9日，为争取东北军同红军携手共同抗日反蒋，周恩来同张学良在延安天主教堂进行的一次谈判。人们通常认为，这是他外交生涯的开始。
第一，谈判是对等的，不是一方向另一方投降，因此要选择时机，在有谈判的可能时，才能提出谈判的任务。周恩来与张学良的延安会谈，是形势发展促成的，也是中共中央努力推动的结果。
1931年“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根据蒋介石“绝对不抵抗”的命令，带领几十万东北军退入关内，东北三省沦于敌手。1935年“华北事变”，中华民族陷入更加深重的民族危机，而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却被蒋介石派往西北“剿共”。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同时决定成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书记，开展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193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等20位红军领导人，联名发出了《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信中揭露说：“蒋介石叫东北军打红军，让中国人自相残杀，让东北军受牺牲，其目的，是要消灭东北军。”“好教日本帝国主义少一个敌人，好使蒋介石少一个对头。”“你们想，蒋介石卖国贼的毒计可恨不可恨？”“你们想，东北军的前途危险不危险？”公开信表示，愿与任何抗日队伍联合起来，尤其愿首先同东北军联合起来，共同进行抗日战争。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及我党为实现这一政策的巨大努力和诚意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也推动了国民党内部分化。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杨虎城为首的第十七路军，在陕北进攻红军屡遭失败之后，受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人民抗日运动的推动，日益不满蒋介石的内战政策。
1936年初，红军将被俘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释放，让他去做张学良的工作。经高福源牵线，王以哲在陕北洛川与李克农进行了会谈，双方达成协议：由毛泽东或周恩来中的一人，与张学良当面会晤，共商救国大计，地点初步定在肤施城，时间由中共方面决定。周恩来基于对这一形势的正确认识，抓住有利时机为谈判创造条件。
第二，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周恩来对谈判对手有深刻的了解，因此谈判时能够对对手做出正确的判断，采取相应的对策。
不久，张学良接到毛泽东、彭德怀发出的急电，称：甲、敝方代表周恩来偕同李克农于八日赴肤施，同张先生会商救国大计，定7日由瓦窑堡启程，8日下午6时前到达肤施城。关于入城之安全，请张先生妥为布置。乙、双方会商之问题，敝方拟为：
（1）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
（2）全国红军集中河北抵御日帝迈进问题；
（3）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具体步骤及政纲问题；
（4）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
4月8日，周恩来到达肤施东北的川口。周恩来让跟随的电台与张学良联系，不巧电台发生故障，一时联络不上，直到第二天上午，张学良才得到了周恩来到达川口的消息。这时张正在洛川，他一面急电驻守肤施的一二九师师长高福源准备盛情接待，一面亲自驾机带领王以哲等人飞往肤施，在东北军工作的中共党员刘鼎也随张学良同机到达。刚一落座，周恩来就说，张将军，我也是在东北长大的，那时在奉天第六两等小学堂读书。现在多么想回去看看，可惜回不去了。提起东北，令张学良感到亲近，又引起了张学良的感触。他说，周先生的经历我了解，在东北的情况，我听我的老师张伯苓说过。周恩来很奇怪，就问，张先生是我在天津南开学校时的校长，怎么会是你的老师？张学良爽快地回答，我原来抽大烟，打吗啡，后来听了张先生的规劝完全戒除了，因此我就拜张先生为师，咱们是同师啊。于是谈判在轻松亲切的气氛中开始了……
第三，谈判时，在牢牢掌握主动权的同时，时时为对方着想，坦诚相待，在异中求同。
首先，他们谈到了国家的前途。张学良认为国民党已经没有希望了，当前中国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走共产党的道路，一条是走法西斯的道路。两年前他从意大利回国，曾经相信法西斯主义可以救中国，因为德国、意大利都是在法西斯统治下强大起来的，所以张学良主张拥护蒋介石做领袖，实行法西斯主义，领导全国抗战。但现在看来，现实与他的想法并不一致，内战不停，何时才能把日寇赶出中国呢？周恩来静心听着张学良的讲述，脸上的表情和善而庄严。他对张学良说：“张将军既是集家仇国难于一身，也是集毁誉于一身的。张先生处心积虑要雪国耻报家仇的心情，只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了解、同情，并会帮助你，可惜张先生把路走错了。法西斯就是军事独裁、专制，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最反动的产物。袁世凯搞过军事独裁，失败了；吴佩孚要武力统一中国，也失败了。这些张先生都知道并经历过，谁想在空前国难中搞独裁，而不去抗日救国，谁就是历史罪人、民族罪人，必然要失败。因此要抗日就不能仿效这两个国家，讲法西斯只有投降帝国主义，不能抗日。张先生要是真想抗日的话，就一定要实行民主，走人民群众的路线，只有实行民主，才能调动起千百万人民群众的抗日力量，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把中国引向光明。”
接着，他们又讨论了对蒋介石的态度。中共原来是主张反蒋抗日的，此时，周恩来真诚而虚心地说：“我们原来是主张反对蒋介石的。不过在今天的形势下，我们愿意重新考虑这个问题，关于这一点，我们愿意听听张将军的见解。”
张认真地说：“我认为蒋介石是现在中国实际上的统治者，中国现有的主要地方都是他在统治着，全国的主要军事力量，都被他掌握着，其他如财政、金融和外交大权，也都掌握在他手中。我们现在想壮大抗日力量，为什么要把他掌握的这股力量排除在外呢？据我多方观察他还是有抗日的可能和诚意的。在国民党的要人中，一些人也佩服蒋介石尚有民族情绪和领导能力，故希望他抗日。”“而且我们东北军是他的部下，财政上也靠他，如果提反蒋抗日，工作起来有困难。”关于张与蒋的关系，他表示他现在不能反蒋，将来蒋如果真降日，他一定离开蒋另做打算。
周恩来说：“张将军的意见很重要，值得我们重视，共产党由土地革命的阶级斗争，转到各党派联合抗日的民族革命已经变了一步。我现在可以表示，我同意张先生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的主张，不过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针政策问题，我愿意把这个意见带回去，提请我们中央郑重考虑以后，再作最后答复。”张学良说：“我很清楚红军是真心抗日的，剿共和抗日不能并存，联共抗日才是前途。这要做艰苦的工作，你们在外面逼，我在里面劝，内外夹攻，一定能把他扭转过来。但是，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我还不能不接受蒋介石的命令进驻苏区。蒋介石已经有电报骂我隔岸观火，不过我们仍然可以合作。”双方就此谈定，红军可在适当时候，退出某些地方让东北军进驻，以打假仗的方式应付蒋介石。
第四，周恩来谈判时始终切中要害，不离开主题，尽量争取谈判有结果。
双方就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的联合问题及联俄、通商等问题，作了具体商谈，达成了以下口头协议：
（1）关于国际联合问题，双方一致同意联合苏联。中共的代表由新疆、东北军的代表由欧洲去苏联，争取苏联对中国抗日事业的援助。
（2）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加强部队抗日教育与培训抗日干部。双方决定：红军开办红军大学，东北军创办军官训练团，彼此合作。
（3）双方互派有政治头脑而色彩不浓之人在他处做事。
（4）关于红军东征，张学良认为红军去河北恐不利，在山西也难立足，最好出绥远，靠外蒙，但如红军决定出河北，他可通知东北军万福麟部不加阻挠。
（5）关于经济通商，普通购物，红军可以在东北军防地设店自购，军用品由东北军代购，子弹可供给。
谈判整整进行了一个通宵，双方共誓“永不毁约”。张对谈判结果十分满意，称“座谈竟夜，快慰平生”。
延安会谈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著名谈判，它沟通了中共中央与东北军的高层联系，为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在西北，乃至在全国的实现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次会谈，在张学良曲折坎坷的戎马生涯中也掀开了崭新的一页，对于他和东北军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起了决定性作用。后来张学良对周恩来有这样一段评价：“美髯公周先生的确是位伟大的政治家，共产党有这样的人物，必将成大功。我很钦佩他对事物的洞察力，他提出的办法是切合实际可行的，尤其令人敬重的是他那种虚怀若谷倾听意见的作风。天主堂我结识了美髯公，是很有收获啊。”
有了延安谈判的良好开端，便有了以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便有了他和国民党的多次谈判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便有了重庆谈判和《双十协定》……有了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的大放异彩，有了中美、中日关系的邦交正常化。
周恩来一生的谈判，为中华民族，为中国共产党赢得了荣誉和朋友。谈判的一生，使周恩来将对立双方的谈判演化为一门极富表现力和感染力的艺术，令对手为之叹服，令世人为之瞠目。他那超人的智慧、机敏的语言、严谨的思维、灵活的策略、坚定的原则，以及善于求同存异的斗争艺术，将与他高尚的品质、完美的人格，一起光照日月，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