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俄图书版权贸易
在前苏联时代，中国曾出版过众多前苏联作品，前苏联也曾出版过少量的中国作品。但中俄图书版权贸易的正式开展应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1992年10月中国先后加入《伯尔尼公约》与《世界版权公约》，俄罗斯(前苏联)原是世界版权公约成员国，从1993年起，又加入了《伯尔尼公约》。这些都为两国版权贸易的开展奠定了法律基础。
1989~1995年间，在中国内地出版的外国图书中，俄罗斯(包括前苏联)占有重要地位。1989年中国出版前苏联图书387种，占出版外国图书总数的11%，居国家排名的第三位；印数在227万余册，占总数的1.3%。1995年中国内地出版俄罗斯图书139种，占总数的7.22%，居国家排名的第四位；印数超过113万册，占总数的7.42%。1992年9月，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与俄罗斯著作权协会(俄最大的版权代理机构)签署了合作议定书；1994年9月，两机构又进一步签订了具体的工作协议。此后，两国的版权贸易逐步开展起来。截至1996~1997年，双方每年签订的版权合同都超过50份，涉及的作品已超过300余种。中俄间的版权贸易主要是中国从俄罗斯引进作品。1998年和1999年，中国内地分别从俄罗斯引进图书版权34种与30种，分别居中国当年引进地排名的第五名、第七名。中国对俄罗斯输出图书版权数则非常少，1999年有4种，2003年有1种，2005年有6种。
中国从俄罗斯引进的作品绝大多数是文艺作品。俄罗斯文学在世界文坛一直有着自己独特的地位，而由于历史的缘故，前苏联时期的诸多文学作品在中国有着极广泛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后，前苏联作品的影响开始明显减弱；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些文学作品又开始有新的读者群产生。近些年中国内地引进的俄罗斯作品有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毁灭》，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费定的《早年的欢乐》，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战争三部曲》，爱伦堡的《风雨》、《解冻》，卡维林的《船长与大尉》，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邦达列夫的《选择》、《岸》，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与库尼亚耶夫的《叶赛宁》等。到目前为止，前苏联在版权保护期内的著名作品多已为中国出版社引进。除文学作品外，还有少量的传记类、人文科学类作品被引进，如戈尔巴乔夫的《不屈的人们》、亚科夫列夫的《朱可夫传》、沃罗宁的《巴甫诺夫传》及亚科布松的《情感心理学》等。
中俄图书版权贸易呈现以下特点：一方面，图书品种较为单一，主要集中在文学和语言方面。前苏联在20世纪50~60年代出版过李白和杜甫的诗集、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以及现当代文学家鲁迅、茅盾、老舍等的作品。近年来，俄罗斯读者对东方文化的兴趣日渐浓厚，领域也有所拓展。另一方面，双方版权贸易不平衡。1996~1999年，双方每年签订的版权贸易合同都超过50份，涉及的各类作品达300~400种。而中国对俄罗斯版权输出较少，1999年仅为4种。
中国内地引进俄罗斯版权有许多成功案例。例如，1999年，新华出版社出版了苏共中央宣传部长雅科夫列夫的《一杯苦酒》；2000年，译林出版社花巨资引进了叶利钦自传——《午夜日记》，在国内畅销一时；2001年，中国财经出版社引进了青少年科普丛书“认识世界”一套5本，5000套很快售罄。
目前俄罗斯急于引进的中国国内畅销图书包括：传统中医中药、养生、气功、保健、传统文化、古代文学作品、近当代领导人传记、现当代文学和反映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经验的图书。另一方面，俄罗斯文化和中国文化跨度较大，俄罗斯文化不代表世界流行文化方向，在国内热销的财经、计算机和英语教育读物俄罗斯也不具备领先优势，因而无法引起我国读者的广泛兴趣。
（六）中日图书版权贸易
日本是中国图书版权贸易最重要的几个合作伙伴之一。它既是我国版权贸易重要的引进地，也是重要的输出地。1991~1996年底，在我国内地出版社向外国输出的395种图书版权中，向日本输出为74种，占我国内地对外国输出版权总数的19%，排名居第二位。1998年和1999年，日本分别居我国内地对外国输出地排名的第二位与第四位。在引进版权方面，1998年和1999年我国内地出版社分别引进出版日本图书629种与207种，印数为750万册与106万册，分别占当年引进外国图书总数的18%与7%。在我国翻译出版外国图书的排位中，1989年和1995年日本分别居第二位与第三位（1995年与第二位的英国仅差一种）。在1998年和1999年，我国内地出版社分别从日本引进了454种与577种图书版权，分别占当年引进总数的20%与9%，在引进地国家排名中，日本排在美、英之后，列第三位。可见，日本在我国图书版权贸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引进日本图书版权方面，我国内地出版社从日本引进的图书不仅数量多，内容也十分广泛，涉及诸多方面。除曾经畅销一时的文学类、漫画类图书外，电子信息、企业管理、财经、艺术、生活及语言等类别的图书也占有非常大的比重。以与讲谈社的合作为例，中国出版社引进日本图书的特点，一是“部头大”，如河北教育出版社欲引进的《平山郁夫美术全集》(共7卷，每卷定价8000多日元)等，所支付的版权费用不菲；二是成系列、成规模，如中国纺织工业出版社、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引进的图书，每套都在十几册以上，且引进书目较系统。
在对日图书版权输出方面，1991~1999年间，我国内地年对日版权输出数量变化不大，但总体呈增长趋势，对日输出版权数量分别为1991年4种、1992年14种、1993年9种、1994年17种、1995年13种、1996年13种、1998年24种、1999年10种。对日输出的图书从总体上可大致分为四类，按数量排列分别为传统文化(文史哲医)、当代政经、艺术(包括漫画)及语言文学。
有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文学、历史、哲学、医学类书籍，是日本出版界最感兴趣的书籍，这类作品的输出也最多。输出的此类书籍包括《中国鬼文化》、《中国禁书大观》、《权力塔尖上的奴仆——宦官》等。“三国”题材的书籍一直是日本读者所喜爱的图书品种之一。1995年前后，日本出版界出现了“三国热”，从《曹操大传》、《诸葛亮大传》到各类漫画书层出不穷。中国的“三国”书自然也受到了日本出版社的青睐，输出的此类书籍有《“演曹操”——吴晗文集》、《三国演义中的悬案》等。输出的哲学宗教类图书有《中国佛教史》、《宗教故事丛书(道教)》、《中国民间秘密宗教》等。有关中国传统医学养生类的书籍也很受日本读者喜爱，输出的此类作品有《中国药膳大词典》、《中医十大类方》、《中医辨证学》、《中国民间疗法》、《散手入门》、《太极拳基本功》等。
其次输出的是有关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类书籍。日本时刻关注着中国，日本出版界自然也不会例外。于是，有关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从领导人的著作、经历、当代历史，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发展的重要统计材料、教育等的各类图书，都有可能成为输出的对象。这一时期输出的此类书籍包括《邓小平文选》(1~3)、《邓小平的历程》、《她还没叫江青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演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白皮书：中国经济形势与展望(1994～1995)》、《中国石化总公司年鉴(1994)》、《中国农业发展报告(1995)》、《1996年中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报告》等。此外还有《中国高校大全》、《中国民工潮》等。
中国传统艺术方面的书籍如中国书法、美术、服饰、民俗风情等也是日本出版界较感兴趣的项目。输出的此方面书籍有《丝路传说》、《敦煌》、《齐白石作品集》、《中国篆刻大辞典》、《中国书法史图录》、《中国历代妇女妆饰》、《北京老天桥》等。日本是漫画王国，日本人对任何事情也都喜欢通过漫画来体现，所以有关中国题材的漫画在日本也会有读者，如《绘画本中国古典文学讲经故事丛书》、《绘画本中国通史》、《孙子兵法连环画》、《小平说：什么是社会主义》等。
输出到日本的语言类与文学类书籍不多，曾经输出的几种包括《中国语动词活用词典》、《汉日辞典》、《例解新日汉辞典》、《战后日语新探》等，以及老舍、钱钟书、王蒙、苏童、莫言等作家的作品。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有关中国当代政治、经济与社会类书籍在日本并没有多大的销售市场，但对日本了解中国却是必不可少的。于是就有一些日本出版社在做较为系统的引进工作，为日本深入全面地了解中国做着非常认真而精细的服务与积累，这是值得我国出版社学习与借鉴的。顺便补充一点，日本在引进外国版权方面无论是数量还是速度都是全球排在前列的国家。但凡它认为对其有些价值的作品，就要设法引进，以便尽快掌握外国的最新信息与经验，了解消化，为其所用。这也是其成为世界强国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