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梯是绕着电梯通道盘旋向上的，在楼的后部的每个转弯处都有一个小平台。每隔两层，这个小平台靠楼后墙的位置有一个门，通向钢制的太平梯。在顶层的第六个转弯处（除了阁楼这是最高的一层），他打开门向下望了望。太平梯通向一个天井，周围是其他楼房的后门。那些楼房构成了豺狼身后的广场一角。在天井的远端，有一条狭长的小巷，向北穿过天井。
豺狼轻轻关上门，重新插上门闩，走完最后的半段楼梯就到了六楼。在走廊的尽头有一截质量不太好的楼梯通向阁楼。走廊里有两扇门通向朝着天井的公寓，另外两扇通向临街的房间。他的方向感告诉他，这些临街的公寓都有窗户，从这里要么可以俯视雷恩大街，要么可以侧视广场，广场再远处就是车站前广场。这些窗户就是他在下面街上观察已久的那些。
他现在面对着两间公寓中的一间，门铃边的名牌上写着“贝朗瑞小姐”。另外一间的名牌上写着“夏里埃夫妇”。他听了一会儿，两间公寓里都没有声音。他检查了一下门锁，两把锁都嵌在木头里，很厚很结实。锁舌很可能是那种法国人喜欢的钢制粗棒双锁型的。他知道要打开这种房门必须有钥匙。贝特太太的小屋里肯定有每间公寓的钥匙。
几分钟后，他像来时一样，轻轻地跑下楼梯。他在这幢楼里待了不到五分钟。看门人回来了。他透过她的安乐窝门上的毛玻璃看了她一眼，转身走出拱形大门。
他向左顺着雷恩大街走过两幢公寓楼，来到一家邮局前。他沿着邮局的墙走了进去。邮局的尽头是一条被遮住的狭窄小巷。豺狼停下来点了一支烟，打火机点燃的瞬间他瞥了一眼，发现有条小路与这个小巷相连。从这里，电话交换台的夜班员可以进入邮局的后门。通道的尽头是个院子，阳光可以照得到。他从这里可以辨出远端阴影里他刚刚离开的那幢楼的消防通道的楼梯。杀手深吸了一口烟，继续向前走去。他已经找到逃离的路线了。
走到小巷的尽头，他再次左转上了弗吉拉尔街，然后走回它与蒙帕纳斯大道的交叉口。他来到拐角处，在大街上前后张望，想叫一辆出租车。这时有个摩托车骑警冲到十字路口，突然刹住车，站在路口中间命令车辆停下来。他吹着哨子，让所有从弗吉拉尔街开来的车和从车站开往林荫大道的车都停下来。所有从杜洛克路开往林荫大道的车都停在了马路的右半边。他刚指挥这些车停放好，杜洛克方向就传来警笛的尖叫声。豺狼站在拐角处，看着蒙帕纳斯大道的远方。五百码外有列车队从荣军院大道快速驶入杜洛克十字路口，向他迎面开来。
领骑的是两个身穿黑色皮衣的摩托警，鸣着警笛，白色的头盔在太阳下闪着光。在他们后面是能看出两辆鲨鱼鼻的DS19的雪铁龙轿车。豺狼前面的警察笔直地站着，看都不看他，左臂笔直地指向十字路口南边的缅因路，右臂弯向胸前，手掌向下，示意驶来的车队优先通过。
两辆摩托车向右倾斜着驶入缅因路，后面跟着两辆轿车。第一辆车上的保镖双眼紧盯着前方，在他和司机后面的后座上，笔直坐着一个身穿深灰色套装的高个子。在车队即将消失前，豺狼飞快地扫了一眼那个挺立的脑袋和绝不会弄错的鼻子，默默地告诉这个就要离开的形象：“下一次我就是在瞄准镜的准星里看你的脸了。”然后他找到一辆出租车，乘车返回酒店。
在道路的更远处，靠近杜洛克地铁站出口的位置，有个女人刚从那里出来。她对总统的经过也表现出非同一般的兴趣。她正要穿过马路，警察挥手示意她退回去。几秒钟后，车队开出荣军大道，穿过大鹅卵石铺就的路面，驶入蒙帕纳斯大道。她也在第一辆雪铁龙车后座上看到了那个与众不同的侧影。她的眼睛里闪动着仇恨，甚至在车队过去后仍然继续看着，直到发现警察正在上下打量她，才连忙继续穿过马路。
雅克利娜·迪马现年二十六岁，长得很漂亮。她在爱丽舍田园大街后面的一家高级美容院做美容师，所以她知道怎样最大限度地展示自己的美丽。七月三十日的晚上，她正赶着回家——那个坐落在布勒特依广场旁边的小公寓——为晚上的约会做准备。她知道，几个小时之后，她就会全身赤裸地被她所憎恨的情人搂在怀里。她得尽可能地打扮得漂亮些。
几年前，在她的生活里最重要的事就是和男人的下一次约会。她有一个很美满的家庭，家人之间的关系相当亲密。父亲是一家银行的职员，很受人尊敬；母亲是一位典型的法国中产阶级贤妻良母；她自己刚刚修完美容师课程；弟弟让-克洛德在服兵役。全家住在勒维齐奈的郊外，虽然算不上奢华，但仍然是很好的房子。
一九五九年快到年底的时候，有天早餐时，陆军部来了一封电报。电文里说，陆军部极为遗憾地通知阿兰德·迪马先生及其夫人，他们的儿子，第一殖民伞兵部队的列兵让-克洛德在阿尔及利亚阵亡了。他的个人物品将尽快退还给居丧的家庭。
有那么一阵，雅克利娜的世界破碎了。无论是勒维齐奈家庭的安宁，还是其他女孩在美容院热议的伊夫·蒙当[22]的魅力，或是刚从美国传来的摇摆舞热潮，一切似乎都失去了意义。只有一件事在她脑子里反复敲打着，就像一盘不断播放的磁带，那就是她的小让-克洛德，她亲爱的、孩子一样的弟弟，那么脆弱而温和的弟弟，憎恨战争和暴力的弟弟，只想一个人看书的弟弟，她只想去宠爱的弟弟，在阿尔及利亚一条干涸的河谷中的战斗里，被打死了。她恨，是那些阿拉伯人干的，那些令人憎恶的、肮脏的胆小鬼、傻瓜。
这时候弗朗索瓦来了。一个冬天的星期日早上，雅克利娜的父母出去看亲戚了，弗朗索瓦突然出现在这个家。那时是十二月，街面上盖着雪，花园的小路上也结了一层冰。其他人都冻得面色煞白，愁眉苦脸，而弗朗索瓦的皮肤却是那种晒出来的棕褐色，看起来十分健康。他询问是否可以和雅克利娜小姐讲话。她回答说：“我就是。”并且问他有什么事。他回答说，他指挥的那个排有一名叫让-克洛德·迪马的列兵被打死了，他带来了一封信。雅克利娜把他请进了屋。
这封信是让-克洛德死前几个星期时写的。他在山区搜寻一队刚刚洗劫了一户移民家庭的穆斯林游击队时，把信装在了衣服的里面口袋里。他们没有找到游击队，而是遭遇了一个营的训练有素的叛军部队。在黎明的曙光中，这场遭遇战进行得异常惨烈。战斗中，让-克洛德肺部中了一枪。他在临终前将这封信交给了他的排长。
雅克利娜读完信又哭了一会儿。信里没有说最后一个星期的事，都是在君士坦丁军营里的闲话家常，攻击训练和军纪之类的。其他的事情她是从弗朗索瓦那知道的：敌军从侧翼包围了他们，步步逼近。他们在丛林里后撤了四英里，用无线电不断呼叫空中支援。早上八点钟轰炸机才赶到，轰炸机引擎的尖叫声和火箭弹的轰鸣声响成一片。他还告诉她，她弟弟是自愿参加攻坚部队的，他是一名真正的男子汉。最后在一块岩石的后面，他趴在一名下士的膝盖上不断咳嗽，血都咳出来了。他像一名真正的男子汉那样死去。
弗朗索瓦对她非常温和。四年的殖民地战争把他打造成了一名职业军人。作为一名男子汉，他像殖民地的岩石一样坚硬。但他对自己手下伞兵的姐姐很和气。她为此很喜欢他，接受了他在巴黎请她吃饭的邀请。另外，她也担心她的父母回来会被吓着。她不想让他们知道让-克洛德是怎么死的。因为她的父母花了两个月才好不容易从失去爱子的悲痛中渐渐恢复正常。席间她请求中尉保证对此事保持缄默，他同意了。
然而，她却很想了解发生在阿尔及利亚的战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战争究竟是为了什么，政客们在玩什么把戏。戴高乐去年一月从总理的位置上被一股爱国的热潮推进爱丽舍宫，他做了总统，人们相信他既可以终止战争，又能使法国继续保有阿尔及利亚。她从弗朗索瓦口中第一次听到，她父亲崇拜的那个人被称做法国的叛徒。
在弗朗索瓦休假期间，他们一直在一起。一九六〇年一月，她刚从培训学校毕业就开始在这家美容院上班。现在她每天从美容院下班后，晚上都和弗朗索瓦在一起。她从他那里了解了法国武装部队的叛乱，巴黎政府与被监禁的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艾哈迈德·本·贝拉进行的秘密谈判；以及阿尔及利亚即将被移交给那群傻瓜。
一月中旬，他返回战场。八月，他设法在马赛休假一周，而她则抓住点滴时间和他待在一起。她一直在等他，在她的心中，他被塑造成了品行优良、纯洁、有男子气概的法国青年的象征。一九六〇年的整个秋天和冬天，她都在等他。白天和晚上睡觉前，她都把他的照片放在床头柜上，睡觉时则放在睡衣里贴着肚子的地方。
一九六一年春天他最后一次休假，再次来到巴黎。他们一起在街上漫步，他穿着军装，而她也穿着她最漂亮的衣服。她觉得他是这个城市里最帅、最强壮、肩膀最宽的男人。和她在一起工作的一个女孩看到了他们俩，第二天美容院里就都在议论雅克利娜的英俊伞兵。她那时正在休年假，不用上班，整日都和她的伞兵在一起。
那时，弗朗索瓦听到一些风传的消息之后十分激动。和民族解放阵线的谈判已经是公开的新闻了。他肯定，军队，真正的军队不会忍耐太久。阿尔及利亚必须留在法国的版图里，这对于他们两人——被战争磨砺得更加坚韧的二十七岁军官和崇拜他的二十三岁准妈妈来说，是一个坚定的信念。
弗朗索瓦永远不会知道他要做父亲了。一九六一年三月他返回阿尔及利亚。四月二十一日，有几支法国军队哗变了。第一殖民地伞兵部队几乎全部参加了叛军，只有少数新兵跑出兵营，聚集在省长的办公室里。工作人员让他们离开。在一个星期里，在叛军和忠于政府的部队之间，战斗不时发生。五月初，在和一支忠于政府的部队的冲突中，弗朗索瓦阵亡了。
雅克利娜从四月起就再没等到过弗朗索瓦的信，但她一直没有怀疑过什么。直到七月，她被告知了这个消息。她悄悄在巴黎郊区租了间便宜的公寓，企图开煤气自杀。由于房子到处漏风，她没能成功，不过腹中的胎儿却夭折了。八月，父母带着她一起外出休养了一段日子。回到巴黎的时候，她看起来已经复原了。十二月，她成为“秘密军组织”的一名活跃的地下组织成员。
她加入组织的动机很简单：弗朗索瓦，然后就是让-克洛德。无论采用什么手段，需要她付出怎样的代价，或是把别人怎么样，她都要为他们报仇。除此以外，她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什么别的心愿了。她相信自己可以做更多的事，而不只是跑跑腿，捎个信，或是偶尔在她的购物袋里放一个塞有塑料炸弹的面包；当然也不只是在咖啡馆和电影院的炸弹爆炸后，站在街角眨眼示意。一般爆炸之后都会临时调查过路人，但她只要扇扇她的长睫毛，撅撅嘴，就会被放行了。
在小克拉马尔事件之后，其中一个在逃的刺客在她布勒特依的公寓里藏了三天。那三天对她来说是她生命中的重要时刻，但他很快就走了。一个月后刺客被捕了，但他对曾在她的寓所住过只字未提，也许他忘了吧。但为了安全起见，她的基层领导指示她几个月内不要再为“秘密军组织”做任何事，等形势有所缓和再说。一九六三年一月，她又开始传递消息。
生活就这样一直继续，直到七月，有个男人来找她，她的基层领导陪着一起来的，对此人非常尊重。他没说自己的姓名，只是问她是否愿意为组织做一项特殊的工作。当然，这件事也许有危险，而且令人恶心。她的回答是：“没关系。”
三天后他们坐在车里，停在一幢公寓的附近。那人指给她看一个刚从里面走出来的男人，并告诉她这个人是谁，是什么职位，还告诉她该怎么做。
七月中旬，她便和那个男子见面了，表面上看来很偶然。那天她在一家餐馆里，坐在他旁边的座位。她害羞地冲他微笑，请他把他桌上的盐瓶递给她。他和她搭讪起来，她表现得含蓄而端庄。她的反应无疑是对的。她的庄重让他很感兴趣。似乎是无意间，两人聊了起来，那个男子主讲，她顺从地回应着。不到两个礼拜，他们之间就有了暧昧关系。
她很了解男人，能够判断出他们的基本喜好。她的新情人早已对放荡妖冶的女人感到厌烦了，而她则装出一副害羞的样子，体贴但纯洁；表面上很含蓄，可又不时地暗示一下她那美妙的胴体总有一天不会浪费。这个诱饵很有效。对这个男人来说，彻底征服女人才是最重要的。
七月下旬，她的基层领导告诉她，他们应尽快开始同居。问题是这个人和他的妻子以及两个孩子住在一起。七月二十九日，他们全家去了位于卢瓦尔河谷的乡间别墅，而丈夫则因为工作被留在了巴黎。他的老婆孩子刚离开几分钟，他就打电话到美容沙龙，坚持要雅克利娜和他当晚在他的公寓共进晚餐。
雅克利娜·迪马一回到房间就看了一眼表。她还有三个小时的准备时间。尽管她打算把自己打扮得完美无瑕，但两个小时也足够了。她脱了衣服冲了个澡，然后在衣柜门背后的全身镜前把自己擦干，看着毛巾滑过自己毫不情愿的皮肤。她把胳膊抬高，让自己那对有着玫瑰色乳头的乳房高耸地挺起。不过它们丝毫没有从前当她知道它们就要被弗朗索瓦握在手中时的那种期待着的欣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