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烟店老板的儿子吓坏了，他的父亲也是如此。
“发发慈悲吧，把你所知道的事情告诉他们，我的儿子。”他对孩子哀求道。
科威特抵抗运动委员会的两名代表彬彬有礼，他们向烟杂店老板作了自我介绍，并坚持希望他的儿子能对他们坦率地说真话。
烟店业主虽然知道客人告诉他的是假名字，但他明白他正与同胞中的重要人物说话。更糟的是，原来他的儿子在参加积极抵抗，这使他大为吃惊。
最糟糕的是，他刚刚获悉他的儿子参加的不是正式的科威特抵抗运动，而是在一个他闻所未闻的怪异土匪的指使之下，被人家看见在伊军卡车底下安放炸弹。任何一个父亲听到这种事都会心脏病发作。
他们四人坐在位于凯番的烟杂店老板的舒适的客厅里。其中一位客人解释说，他们不会去为难那个贝都，只不过想与他联系上，以便能够合作。
于是，男孩把发生的事情从头说起。他的朋友如何准备向一辆路过的伊军卡车射击，又如何被人从石堆后面拖住。一切从那一刻开始。客人们静静地倾听着，只有那个提出要求的人偶尔插了几个小问题。而那个戴着墨镜、没有说话的人是阿布福阿德。
提问者对学生们与贝都会面的那座房子表示出特别的兴趣。小伙子给出了地址，然后补充说：“我认为你们去那里找他是没什么意义的。他非常警觉。我们的一个人有一次去那里想与他谈话，但那地方上着锁。我们认为他不住在那里，可他知道我们去过了。他警告我们以后千万不能这样做。他说如果再这样的话，他就不与我们联系，我们就再也见不到他了。”
阿布福阿德坐在角落里，他点点头表示赞同。与其他人不一样，他是一位受过训练的军人，他知道，对方也是一个受过训练的高手。
“你们下次什么时候会面？”他静静地问道。
那孩子可以传递信息，这样就有机会邀请他会谈。
“现在他只与我们其中一人联络。被联络人再通知大家。这也许要过一段时间。”
两个科威特人离开了。他们现在知道了两辆汽车的大概样子：一辆破旧的皮卡，伪装成从乡下往城里运送水果的市场摊贩用车；以及一辆适合沙漠行驶的大马力四轮驱动吉普车。
阿布福阿德通过交通部的一位朋友，对汽车牌照进行了查核，但是追踪中断了。两个号码都是假的。唯一的线索只剩下身份证——那人必须携带身份证，才能通过伊拉克人到处设置的路障和检查点。
通过委员会，他联系上了内务部的一名公务员。他的运气来了。那人回忆起，他曾给一个来自贾赫拉的摊贩做过一份假身份证。那是六个星期前他应百万富翁艾哈迈德·阿尔卡里法的要求帮忙做的。
阿布福阿德欣喜若狂，并产生了兴趣。那富翁在抵抗运动中是一个有影响的、受人尊敬的人物。但大家认为他仅限于提供资金，而不是参加行动。他究竟为什么要充当那个神秘的、致命的贝都的恩人呢？
在科威特南方国境对面，美军如同潮水般地涌进来。当九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过去时，在沙特国防部大楼地下室办公的多国部队总司令诺曼·施瓦茨科普夫上将知道，他终于有了足够的兵力可以保卫沙特阿拉伯免受伊拉克的进攻。
在空中，多国部队空军司令查尔斯（昵称查克）·霍纳中将已经建立起一顶钢铁防护伞，配备了能够快速抢占制空权的大量战斗机中队、攻击地面目标的战斗轰炸机队、空中加油机队、重型轰炸机队，和对付坦克群的雷电攻击机队，并进行频繁的空中巡逻，足以从地面和空中摧毁来犯的伊拉克军队。
他的空中技术能通过雷达覆盖伊拉克境内的每一寸土地，能感应到每一台重型金属设备在道路上行驶、穿越沙漠或试图升空，能截听到通过电波传输的伊拉克人的每一次通话，并能确定任何热源。
在地面上，诺曼·施瓦茨科普夫确信已经有足够的机械化部队、轻重装甲部队、炮兵和步兵，可以迎战任何伊军进攻纵队，拖住他们，包围他们，歼灭他们。
在九月的最后一周，在绝对保密的条件下——对盟国也没有透露过——美国开始制订从防御转为进攻的作战计划。尽管联合国的命令仅限于保卫沙特阿拉伯和海湾国家的安全，仅限于此，但美国还是制订了攻入伊拉克的计划。
但施瓦茨科普夫也有问题。其中一个是，针对多国部队布置的伊军兵力、大炮和坦克，已经是他们六周前抵达利雅得时的两倍之多。另一个问题是，在解放科威特时，他需要的多国部队兵力比保卫沙特阿拉伯的兵力多一倍。
诺曼·施瓦茨科普夫是一个牢记乔治·巴顿格言的人：死一个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或任何其他联军战士都嫌太多。在他发动进攻之前，他有两个要求：一，把他目前的兵力增加一倍；二，实施空中打击，确保边境北面的伊军减少百分之五十。
这就意味着更多时间、更多装备、更多大炮、更多坦克、更多部队、更多飞机、更多燃油、更多粮食和更多的钱。他告诉国会山那些目瞪口呆的空想拿破仑们，如果他们想打赢战争，那么最好快把这些东西全都给他。
实际上，这些话是由更文雅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鲍威尔转述的，他把话说得婉转了一些。政客们喜欢与军人玩游戏，但不喜欢直接听到军人的语言。
总而言之，九月底制订的计划绝对保密，后来结果也表明该计划正是时候。一直在抛出和平计划的联合国，要等十一月二十九日才授权多国部队可以使用一切必要手段发起进攻把伊拉克赶出科威特，除非伊拉克在一月十五日前撤出。假如拖到十一月底才开始制订计划的话，一切都来不及了。
艾哈迈德·阿尔卡里法感到很为难。他当然知道阿布福阿德，知道他是什么人，是干什么的。况且他也很理解阿布福阿德的要求。但他有过承诺，他解释说，他不能违背诺言。
即使是对科威特同胞和抵抗运动成员，阿尔卡里法也没有透露那个贝都其实是一名英国军官。但他还是同意在某个地方给贝都留下一张纸条。贝都迟早会发现条子。
第二天上午，在基督教墓地一等水手谢普顿的大理石墓碑下，他留了一封信，并附上了他的个人意见，请求贝都同意会见阿布福阿德。
伊军的巡逻小分队共有六名士兵，由一名中士带队，当贝都从街角上转出来时，他们与他一样大吃一惊。
麦克·马丁刚把那辆微型卡车停在车库里，锁好，正步行穿越城市向他选定过夜的别墅走去。他太累了，所以一反常态，警惕性迟钝了。他看见了那些伊拉克人，并且知道对方也看见了自己，忍不住咒骂了自己一声。他的工作中，只要一秒钟的松懈就可能送命。
时间早已进入了宵禁，尽管他已经相当习惯穿越空荡荡的、只有伊军巡逻兵巡视的街道，他还是会选择灯光暗淡的小道，越过黑暗的废弃场地，穿行在小巷子里，而伊军一般都守在主要公路的十字路口。这种方法使他和伊拉克人各自相安无事。
但自哈桑·拉曼尼返回巴格达以来，尤其是针对常规军的无能提交了一份充满尖刻批评的报告之后，情况变了。伊拉克特种部队——绿色贝雷帽士兵——开始在科威特市街头出现了。
虽然不能与精锐的共和国卫队相提并论，但绿色贝雷帽部队至少要比常规军那些乱糟糟的应征士兵更守纪律。现在静静地站在卡车旁边的就是六名绿色贝雷帽士兵，那里通常是没有伊拉克人的。
马丁正好有时间重重地倚在他随身带着的一根手杖上，扮起了一个老头的样子。这倒是一个好主意，因为在阿拉伯传统中，老人是受到尊敬的，或者至少是受到同情的。
“喂，你，”那中士喊道，“过来。”
四支步枪对准了戴着格子茶巾的孤独的身影。老人停顿了一下，然后一瘸一拐地走上前来。
“这么晚了你还在干什么，贝都？”
“只是一个老头子想赶在宵禁前回到自己家里去呀，赛义德。”那人呜咽着说。
“现在已经过了宵禁时间了，笨蛋！过了两个钟头了。”
老头迷惘地摇摇头。
“我不知道，赛义德，我没有手表。”
在中东，手表并不是必备的，而是一种供收藏的珍贵物品，也是财富的象征。进入科威特的伊军士兵很快都有了手表——白拿来的。
中士咕哝了一声，这个借口倒也站得住脚。
“证件。”他说。
老人用那只空着的手拍了拍他沾满尘土的袍子。
“我好像丢了证件。”他哀求着说。
“搜他。”中士命令道。一名战士走了上来。一颗手雷绑在马丁的左大腿内侧，像一只西瓜垂在那里。
“别碰我的蛋蛋。”老贝都尖利地说。那战士停住了。后面的一名士兵咯咯地笑了起来，中士尽力屏住不笑。
“怎么啦，上呀，朱海尔。搜他。”
年轻战士朱海尔犹豫了，脸涨得通红。他知道这个玩笑是针对着他的。
“只有我老婆才能碰我的蛋蛋。”贝都说。两名战士大声笑起来，并放下了他们手里的步枪。其他人也跟着放下了枪。朱海尔仍畏缩着不肯走上前去。
“跟你们说，这对她没有任何好处。我可是早就过了干那种事情的年纪。”老人说。
太过分了。巡逻队爆发出一阵狂笑。那位中士也忍不住张口笑了。
“好吧，老头，回家去吧。以后天黑后不要出门。”
贝都一瘸一拐地走向街角，一边用手在衣服下面抓痒。在街角上他转过身来。那颗手雷掠过鹅卵石街面停留在朱海尔的脚边。六个人都凑上去看，接着它就爆炸了。那是这六名士兵的最后一天，也是九月份的最后一天。
那天晚上，在遥远的以色列特拉维夫，摩萨德局长科比·德洛尔将军坐在哈德尔·达夫纳大厦的办公室里，正与一位老朋友和老同事施洛莫·格桑（大家都叫他沙米）一起喝酒。
沙米·格桑是摩萨德的战斗部主任。他的部门负责操纵外勤特工，是危险的锋口间谍行动。当局长向美国人奇普·巴伯说谎时，他是在场的两名属下之一。
“你认为我们不应该告诉他们吗？”格桑问，因为这个话题又冒了出来。
德洛尔抓起啤酒瓶，往嘴里猛灌了一口。“去他们的，”他咆哮着说，“让他们自己去招募宝贝内线吧。”
一九七六年春天，当四个阿拉伯国家准备与以色列一次性算总账时，德洛尔还是个不到二十岁的战士，在沙漠中蹲伏在巴顿坦克下等待战斗。他还记得，外界全是对以色列的一片责备声。
在一名二十岁小伙子的指挥下，他和其他坦克手在米塔拉山口轰开一个缺口，把埃及军队打回苏伊士运河去了。
他仍然记忆犹新，同是西方的媒体，在五月份时还对他的祖国的生死存亡表示深切忧虑，当以色列在六天之内打败四个国家的陆军和空军时，却反过来指责他们是靠恐吓和欺骗打胜的。
从那时起，科比·德洛尔的哲学观点就形成了：去他们的。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没有大卫·本-古里安等人那样的高瞻远瞩，更没有他们的耐心。
在政治上他忠诚于极右翼的利库德党，与贝京和沙米尔同属一个党派。
有一次他坐在教室里听课，他手下的一名教官正在培训新招聘的特工学员。当他听到教员说出“友好情报机构”这个短语时，他起身接管了这堂课。
“世上没有以色列的朋友这种事，除了在国外散居的犹太人。”他告诉学生们，“这个世界分成两个部分：我们的敌人和中立国。我们的敌人，我们知道该如何对付。至于中立国，攫取一切，什么也不给他们。朝他们笑笑，拍拍他们的背，向他们敬敬酒，奉承他们几句，谢谢他们透露的消息，什么也不告诉他们。”
“嗯，科比，我们希望他们永远发觉不了。”格桑说。
“他们怎么可能发现？只有我们的八个人知道。而且都在局里。”
肯定是因为啤酒。他忘了还有一个人。
一九八八年春天，一个叫斯图尔特·哈里斯的英国商人在巴格达参加了一个工业展览会。他是诺丁汉一家筑路机械公司的一名销售董事。展览会是伊拉克运输部主办的。与绝大多数西方人一样，他也下榻雅法街上的拉希德宾馆。该宾馆系涉外宾馆，时刻处于监控之下。
展览会的第三天，哈里斯回到自己的房间时，发现从门缝下塞进了一只普通的信封。信封上没写名字，只有房间号码，而房间号码没搞错。
里面有一张纸和另一只普通的航空信封。纸片上以大写的英语字母写着：“你回到伦敦后把这封信原封不动地交给以色列使馆的诺尔曼。”
就这些。斯图尔特·哈里斯吓得魂不附体。他知道伊拉克的名声，知道秘密警察的手段。不管这个平常的信封里装着什么，都会使他遭到逮捕、拷问，甚至丢命。
他努力保持冷静，坐下来，试着理清事情的头绪。首先，为什么找他呢？英国人在巴格达有几十个，为什么选中了斯图尔特·哈里斯？他们不可能知道他是犹太人，他们不可能知道他父亲是一九三五年从德国去英国的。难道他们知道？
他永远不会知道，这都是因为两天前伊拉克运输部的两位官员在一个公共食堂里无意间说过的几句话。其中一人向另一人讲起，他前一年秋天曾去诺丁汉的工厂参观访问，哈里斯在头两天一直陪着他，然后消失了一天，然后又回来了。他曾打听哈里斯是不是病了。一位同事笑着告诉他，说哈里斯是庆祝犹太教赎罪日去了。
两名伊拉克公务员后来再也没去想过这件事，但旁边桌子的一个人却记住了。他把这次对话向他的上司作了汇报。这位上司似乎并不在意，但后来考虑了一番后，去查了诺丁汉的斯图尔特·哈里斯先生，查到他在拉希德宾馆的房间号码。
哈里斯坐在房间里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有理由认为，即使那个匿名的送信人已经发现他是一个犹太人，但有一件事他们不可能知道，绝不可能。很巧合的是，斯图尔特·哈里斯是一名沙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