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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那位年轻的塔利班保镖知道打手机会让自己丢了小命，那他就不会打了。但是他不知道，所以他打了手机，所以他死了。
二〇〇五年七月七日，四名炸弹袭击者把他们的帆布背包留在了伦敦市中心。有五十二个上下班的市民在这场袭击中丧生，七百人受伤，其中至少一百人终身致残。
这四名恐怖分子中有三个是在英国出生、长大的，但他们的父母都是巴基斯坦的移民。第四个人在牙买加出生，后来入籍英国，并转而信奉伊斯兰教。他和另一个人还不满二十岁，还有一个二十二岁，组长三十岁。四人都在英国本土的激进清真寺中接受过激进的说教，或被极端主义洗脑，成了激进分子。
爆炸后不到二十四小时，警方就已查明了他们的身份，并追踪到了英格兰北部城市利兹附近他们各自的居所。四人都操着带有约克郡口音的英语；组长是一位专业技能教师，名叫穆罕默德·西迪克汗。
在对他们的住所和财物进行搜查时，英国警方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并决定不予公开。四张发票显示，两名年长者中的一人曾经购买过即买即用的一次性手机，这种手机有三个频段，可在全球各地使用。每部手机还附有一张预付二十英镑话费的SIM卡。手机都是用现金购买的，现在都已经不见了。但警方追查到了手机的号码，并对其发出了红色警报，以防止它们再次使用。
警方的调查还发现，西迪克汗与其在小组里的密友——一个名叫什哈扎德·塔维尔的年轻的旁遮普人[1]——曾在去年十一月去过巴基斯坦，并在那里逗留了三个月。他们在那里见过什么人警方目前还不清楚，但在爆炸之后的几个星期，阿拉伯半岛电视台播放了一段由西迪克汗制作的关于他计划自杀式袭击的挑衅视频，该视频显然是他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逗留期间制作的。
直到二〇〇六年下半年才搞清楚，其中一名炸弹袭击者将一部这种无法追踪的手机送给了他的领导——一位“基地”组织的教官。英国警方现已确认，如果没有外界的指导，那几个人是制造不出炸弹的。
不管这个“基地”组织的教官是谁，他似乎又把这部手机作为礼物敬献给了奥萨马·本·拉登核心组织的一名高层成员。此时本·拉登正匿身于白沙瓦以西，沿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境延展的南瓦济里斯坦[2]荒凉群山间。这部手机应该只在遇到紧急情况时才能启用——“基地”组织的所有指挥官都对手机的使用很小心，但这位献礼的教官当时不可能知道，那个英国的狂热分子居然会愚蠢到把发票留在了英国利兹市居所的书桌里。
本·拉登的核心组织共有四个部门，分别负责行动、财务、宣传和教义。各部门都有一个首领，这四个首领只有本·拉登和二号人物艾曼·扎瓦希里才可以领导他们。二〇〇六年九月的时候，整个“基地”组织的财务总管是扎瓦希里的埃及同胞——塔菲克·库瓦。
九月十五日那天，塔菲克·库瓦经重重身份伪装，刚刚从山区之外的据点巡游回来，正潜伏在巴基斯坦白沙瓦市内，等待一位向导的到来。那个人会带他去瓦济里山区，参见酋长本人。
为保证库瓦在白沙瓦短暂逗留期间的安全，“基地”组织已为他指派了塔利班在当地的四名狂热分子。他们是最合适的人选，因为他们生长在巴基斯坦西北部山区，那里的部落错综复杂，是连政府都管理不了的边境地区。从国籍上说，他们是巴基斯坦人，但从部族角度来说，他们是瓦济里人。他们讲普什图语而非乌尔都语，而且他们也只效忠于普什图人——瓦济里是普什图的一个分支。
这四个警卫员从小都是在思想极端的伊斯兰教学院里长大，属于坚定的伊斯兰瓦哈比教派——这是伊斯兰教中最清苦、最严厉的教派。除了背诵经文，他们别无其他知识和技能，因此，就像其他几百万从此类宗教学院里毕业的年轻人一样，他们根本找不到工作。但对于部族首领布置下来的工作，他们会拼死去完成。那年九月，他们受命去保护那位操尼罗河阿拉伯语、但也能说一些普什图语的中年埃及人塔菲克·库瓦。四名年轻的保镖中有一个人名叫阿卜德拉希。他骄傲和欢乐的源泉，是他拥有一部手机。不幸的是，手机没电了，因为他忘了充电。
时间已是午后，这时候出门去当地的清真寺做祷告太危险了。库瓦已经在顶楼的公寓里与警卫员们一起做了祈祷，然后吃了一点点食物便去休息了。
阿卜德拉希的兄弟居住在几百公里以西同样是原教旨主义[3]的城市基达，而他们的母亲病了。他想问候母亲，所以取出手机想打。不管他要说什么，都是要紧的，就像全世界五大洲每天通过太空进行的几万亿次通话一样。但这部手机没法通话了。他的一位同伴指了一下手机屏幕上的电量显示，解释说要充电了。这时，阿卜德拉希看到了那位埃及人放在客厅手提箱上面的那部备用手机。
那部手机充足了电。他想了想，觉得没什么不妥，于是便拿起来拨打了他兄弟的电话号码，听到了从遥远的基达传来有节奏的振铃声。在巴基斯坦反恐中心设在伊斯兰堡的一个地下监听站里，一只小小的红色警示灯闪烁起来。
在当地居民眼中，汉普郡是英格兰最美的郡。它位于南部海岸，面临英吉利海峡，拥有大型商港南安普顿以及军港朴次茅斯。它的行政中心是历史名城温切斯特，市内坐落着拥有上千年历史的大教堂。
在汉普郡中心，远离高速公路和主要公路的乡间，是静谧的梅恩河谷地。蜿蜒流淌的河流两岸分布着足可上溯到撒克逊时代[4]的小村庄。
河谷地带唯一的一条A级公路自南而北穿行而过，其余的则是由林木、树篱和牧场隔出来的蜿蜒小路结成的路网。这里曾是农牧地区，田地的面积要么在十英亩以下，要么在五百英亩以上。许多农舍都是用古老的木梁和砖瓦盖起来的，其间穿插着一片片高大漂亮的古代建筑。
有一个人正站在这样的一座谷仓屋顶上，俯瞰整个梅恩河谷，以及相距只有一英里的梅恩斯托克村。此刻，在相隔几个时区的东方，塔利班保镖阿卜德拉希正在拨打他生命中的最后一通电话；而屋顶上的这个人擦去额头上的汗水，继续小心地搬移那些几百年前就已经铺上去的瓦片。
他本该雇用一组专业的房屋翻修工人。他们会围着整座谷仓搭起脚手架，这样就能更快、更安全地完成这项工作，但费用要高得多。这就是问题所在。屋顶上拿着羊角锤的这个人当过兵，经历了二十五年的军旅生活后刚刚退伍。他已经花去了大部分的退伍金来购买他的梦想：最终在乡间拥有一个可以叫作家的地方——这座谷仓和旁边的十英亩土地，还有一条土路，能连接附近的小径继而通到村里去。
但军人并不是全都善于理财。对于把这座中世纪的谷仓改造成一幢乡间别墅和一个温暖舒适的家，专业房屋修建公司报出来的价格使他倒吸一口凉气。于是他决定无论花多长时间，他都要自己动手翻修改造。
他凝视着这片田园牧歌般的土地，脑海里飞快地盘算着。屋顶已修复成早先的防漏形式，保留着原先十分之九的完整瓦片，其余十分之一是从旧房建材销售处购来的；小梁上的椽子依然完好，如同当初从橡树上砍下来时一般，但格条木必须拆下来，换上现在好用的房顶油毛毡。
他想象着他即将在脚下尘土飞扬的地方打造出客厅、厨房、书房和门厅。他知道需要由专业人员来铺设电路和管道，不过他已经报名参加在南安普顿技术学院的夜校培训班，学习泥工、木工和漆工等课程。
有一天，这里将会有一座铺有石板的庭院和一个花园；那条土路将变成一条砾石车道；羊群将会在昔日的果园里吃草。每天晚上他在围场的帐篷里宿营时，将能享受着夏日的热风以及青草、泥土的芳香。他估算了一下工程进度和开支状况，认为只要有足够的耐心和勤劳，是可以凭借他那不多的预算生活下去的。
他现年四十四岁，橄榄色皮肤，黑头发，黑眼睛，身体精瘦，肌肉发达。他已经经历得太多了：太多的沙漠丛林，太多的烈日酷暑，太多的蚊叮虫咬，太多严寒刺骨、令人战栗的夜晚，太多难吃的垃圾食品和四肢的僵硬酸痛。从现在起，他要在当地找一份工作，养一条拉布拉多或两条罗素梗犬，或许还可以找个女人和自己共度余生。
屋顶上的那个人又搬动了十二块瓦片，留下十块完整的，把破碎的两片扔了下去。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那只红色警示灯闪烁起来。
许多人认为手机使用预付的充值SIM卡，以后就不会产生话费的结算事宜了。对手机和SIM卡的购买者和使用者来说确实如此，但对服务商来说则不然。除非手机是在购机地点的周边范围内拨打使用，否则还是会有账目需要结算的，但这些账目只需在通讯公司之间进行结算，而且是由电脑完成的。
当阿卜德拉希的电话被他在基达的兄弟接听时，他就在使用设在白沙瓦的无线电发射塔了。这座发射塔属于巴基斯坦电信公司。所以该公司的电脑开始探寻这部手机在英国的供应商，也就是用电子信号发话：“你的一位客户在使用我的时间和信道，因此你欠费于我。”
多年来，巴基斯坦反恐中心一直都要求巴基斯坦电信公司和它的一家对手公司把所有拨打和接听的电话都转发给反恐中心监听站。而且在英国的提示下，反恐中心已经在他们的窃听电脑里安装了英国的软件，其程序可以截取某些特定号码。其中的一个号码突然被激活了。
一个能说普什图语的年轻的巴基斯坦陆军中士，按下了控制板上的一个按钮，他的上级军官来接听了。那位少校听了一会儿，然后问道：“他在说什么？”
中士听了听，回答说：“有关发话人母亲的一些事情。他好像是在和他的兄弟通话。”
“从哪里打来的电话？”
又核查了一下。“白沙瓦发射台。”
无须多说。整个通话将被自动录音，以供今后分析研究。眼下要做的是确认发话人的地点。当天值班的这位反恐中心少校深知，仅靠一次短暂的通话是无法确定发话地点的。这个傻瓜总不会在线聊很久吧？
在地下室上层他的办公桌上，少校按了三个按钮。通过快速拨号，反恐中心白沙瓦监控站主任办公室的一部电话响了起来。
多年前，早在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纽约世贸中心遭袭，即现在众所周知的九一一事件之前，巴基斯坦的联合情报部门，简称ISI，从军队接纳了许多原教旨主义的穆斯林。这就是它的问题所在——在与塔利班及其客人“基地”组织的斗争中变得相当不可靠。
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将军别无选择，只能听从美国的强烈“忠告”，清理门户。一种方式是通过持续的工作调动把极端激进的官员从情报部门清退回军队；另一种方式则是在ISI中创建精英的反恐中心，配之以与伊斯兰恐怖主义没有瓜葛的年轻有为的军官。前装甲兵指挥官阿布杜尔·拉扎克上校就是其中一个。他是白沙瓦反恐中心的负责人，下午两点半，他接听了这个电话。
他认真倾听着他的同事从首都伊斯兰堡的来电，然后问道：“多长时间了？”
“到现在为止，大概三分钟。”
拉扎克上校的运气很好。他的办公室与巴基斯坦电信发射塔只相距八百码，通常定位测向仪能够有效工作的范围是半径一千码，他正好处在此范围之内。他叫上两名工程技术人员，匆匆跑上办公楼的天台，开始用定位测向仪扫描整个城市，以便把那个信号源锁定在一个更精确的范围之内。
在首都伊斯兰堡，那位负责监听的中士向他的上级军官报告：“通话结束了。”
“该死，”少校咒骂了一声，“三分四十四秒。恐怕无能为力了。”
“但他似乎没有关机。”中士说。
在白沙瓦老市区的一套顶楼公寓里，阿卜德拉希犯下了他的第二个错误。听到那个埃及人从房间里出来的声音，他仓促地结束了与兄弟的通话，把手机塞进了旁边的一个坐垫底下。但他忘了关机。在半英里之外，拉扎克上校的定位测向仪把范围越缩越小。
英国秘密情报局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正在巴基斯坦开展着一些大行动，原因很明显，巴基斯坦是当前与恐怖活动作战的一个主战场。而西方盟国在这场战争中的一大优势便在于，英美两大情报机关早在一九四五年就开始通力合作了。
当然，这两个情报机关之间也有些嫌隙，尤其是一九五一年的英国特工人员菲尔比、布基斯和麦克莱姆的叛逃事件之后。但随后，美国人发现他们自己也有一帮叛徒在为莫斯科工作，于是两个情报机关间的互相指责停止了。一九九一年，冷战的结束使大西洋两岸的政客们作出了愚蠢的推测，他们认为和平终于来临，并将永驻。其实，新冷战正在孕育，它悄悄地隐藏在伊斯兰深处，正经历着降生前的阵痛。
“九一一”以后，两个情报机关再也没有竞争了，甚至连传统的讨价还价也结束了。现在的游戏规则变为，如果我们有，你们的人最好也能分享，反之亦然。于是工作方向转为共同努力从外国情报机构获得情报，但什么也比不上英语国家情报人员之间的紧密合作。
美英两国驻白沙瓦的情报负责人，拉扎克上校都认识。从个人感情上说，他与英国秘密情报局的代表布里安·奥多德更亲近些，而且这部捣蛋的手机也首先是在英国发现的。所以他从屋顶上走下来后，先把这个消息通报给了奥多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