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港城坐落在俾路支斯坦的西南角，几乎到了伊朗的边境。瓜达尔曾经是一个默默无闻、臭气熏天的渔村，现在已发展成一个大港口和货物集散中心，走私贸易猖獗，尤其是鸦片。伊斯兰教反对吸食毒品，但那是针对穆斯林而言。如果西方的异教徒愿意花大笔的钱毒死自己，那与信仰真主的善男信女毫不相干。
于是伊朗、巴基斯坦，尤其是阿富汗，都在大量种植罂粟，然后罂粟在当地被提炼成最基本的吗啡，再走私运输到西方，成了海洛因，成了死亡。在这个神圣的贸易中，瓜达尔的作用不可小觑。
在基达，马丁尽可能避免与普什图人交谈，以免被识破。他找到了另一个俾路支族卡车司机，要南下去瓜达尔。到了基达他才获悉他的人头值五百万阿富汗尼，但缉捕令只限于阿富汗境内。
在听到那句“祝你好运，老板”后第三天早上，马丁从那辆卡车上跳下来，走进路边的一家咖啡店，坐下来开始舒适地享用甜绿茶。有人在期盼着他，但不是本地人。
二十四小时前，两架“掠食者”侦察机中的第一架已经从阿曼苏丹国图姆莱特起飞了。这两架无人驾驶飞机将轮换着对指定区域进行每天二十四小时的侦察巡逻。
由美国通用原子公司制造的“掠食者”UAV RQ-1无人驾驶侦察机，看上去其貌不扬，很像是飞机模型爱好者随意涂鸦的小东西。
它只有二十七英尺长，像铅笔那样纤细。它的梯形海鸥式机翼翼展是四十八英尺。尾部有一台“罗塔克斯”发动机，从容量为一百加仑的油箱里吸取燃油，为螺旋桨提供飞行动力。
然而这种简单的动力却能使它达到一百一十七节[22]的航速，或者以七十三节的速度巡航。它的最大飞行时间是四十八小时，但它更多的是执行基地周围、半径四百海里以内的任务，二十四小时后就返回基地。
由于发动机是后置式的，导向控制设备能够安在前部，可以由控制员进行手动操作，也可以通过计算机程序遥控操作，让它执行得到的指令。
掠食者真正的关键设备安装在它的圆鼻子里，那里配备着可拆卸的“天球”航仪吊舱。
吊舱里头所有的通讯器材都是面朝上安装的，可以与太空中的人造卫星通话，可以接收照片和图像，并把监听到的会话一起发送到基地。
朝下的设施是“天猫座”合成孔径雷达和L-3“威斯卡姆”照相装置。这种摄影设备的最新型号，与在阿曼上空所使用的一样，配有分光定位系统，能穿透黑夜、云雾、雨雪和冰雹。
美英入侵阿富汗后，发现有时看到目标却不能及时实施打击，于是回去找掠食者的制造商，于是一种新的版本开发出来了。它携带着“地狱火”导弹，给空中的眼睛配上了相应的武器。
两年后，来自也门的“基地”组织头目离开他那座十分隐蔽的院子，与四位同事坐上一辆“陆地巡洋舰”越野车。他完全不知道，好几双眼睛在佛罗里达州通过一个屏幕在注视着他。
一声令下，“地狱火”导弹离开了掠食者的机腹，几秒钟之后，那辆陆地巡洋舰连同它的乘客一起灰飞烟灭了。这一切全都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块等离子屏幕上全景显示出来。
现在从图姆莱特起飞的这两架掠食者并没有配置武器。它们的全部任务是在无人能看到、听到，雷达也探测不到的两万英尺高空执行巡逻，监视身下的地面和海面。
瓜达尔有四座清真寺，英国人悄悄地询问了巴基斯坦的联合情报局后，得知第四个也就是最小的那个是煽动原教旨主义的温床。与大多数伊斯兰小型清真寺一样，这个小寺院只有一名伊玛目，靠善男信女的捐助维持。它的创立者和管理者是伊玛目阿卜杜拉·哈拉比。
他熟知这个地方的全体教徒，当他在那把高椅子上引领祈祷仪式时，他一眼就发现来了一个新人。即使是在寺院的后部，那块黑色的塔利班头巾仍然没能逃过他的眼睛。
随后，那个留着黑胡子的陌生人还没来得及换回凉鞋，消失在街上的人群中，伊玛目便拉住了他的袖口。
“我们仁慈的真主向你表示问候。”他咕哝着说。他讲的是阿拉伯语，而不是乌尔都语。
“也问候你，伊玛目。”陌生人说。他回答的也是阿拉伯语，但伊玛目注意到了普什图语口音。疑问得到了确认，这个人来自部落地区。
“朋友们和我现在要去休息室，”他说，“跟我们一起去喝茶好吗？”
普什图人想了想，然后严肃地点点头。大多数清真寺都有一间休息室，可供祈祷者休闲、聊天、社交和进行宗教培训。在西方，对青少年进行极端主义思想灌输常常就是在那种地方完成的。
“我是伊玛目哈拉比。请问我们这位新祈祷者的姓名？”他问道。
马丁毫不犹豫地报出了阿富汗总统的名字和特种部队准将的姓氏。
“我叫哈米德·尤素夫。”他回答说。
“好，欢迎你，哈米德·尤素夫。”伊玛目说，“我注意到你戴着塔利班的头巾。你曾经是其中的一员吗？”
“自从一九九四年我在坎大哈加入毛拉奥马尔那时候起，一直都是。”
休息室是清真寺后面一间破败的棚屋，里面有十几个人。茶端了上来。马丁注意到其中一个男人在凝视着他。随后，这个人急切地把伊玛目拉到旁边，狂乱地耳语起来。他解释说，他是做梦也不会想去看电视及其肮脏的画面的，但他经过一家电视商店时刚好看到橱窗里的电视机。
“我敢肯定就是这个人，”他压低声音说，“他从喀布尔逃脱了，就在三天前。”
马丁不懂乌尔都语，更不用说带着俾路支口音了，但他知道他们正谈论他。那位伊玛目也许会强烈反对所有西方的、现代的东西，但与大多数人一样，他发现手机是一件很方便的工具，虽然是西方基督教国家芬兰的诺基亚公司生产的。他让三个朋友去稳住那个陌生人，与他攀谈，设法不让他离开。然后他回到自己那间简陋的居室并拨打了好几个电话。在他返回时，他感到大有所获。
此人一开始就是一个塔利班战士；家人和亲属都死于美国人之手；在美国佬入侵期间指挥塔利班部队在前线抵抗；后参与卡拉伊贾吉监狱的暴动；在美军的关塔那摩湾地狱被关押了五年；最近在亲美的喀布尔政权手中逃脱——这个人不是一名难民，而是一个英雄。
伊玛目哈拉比是巴基斯坦人，但他厌恶与美国合作的巴基斯坦政府。他完全同情“基地”组织。公平地说，能使他后半辈子富足的五百万阿富汗尼赏钱丝毫没有打动他。
他回到休息厅，把那个陌生人招呼过去。
“我知道你是什么人。”他低声说，“你就是他们要找的那个阿富汗人。你和我在一起是安全的。但瓜达尔不行，联合情报局的密探到处都是，他们在悬赏你的人头呢。你住在哪里？”
“我没有住所。我从北方过来，刚刚抵达这里。”马丁说。
“我知道你从哪里来，新闻一直在播放。你留在这里，但不能久留。你还是要离开瓜达尔的。你将会需要新的证件，新的身份证，安全地离开这里。我认识一个人。”
他派遣他的古兰经学校里一个小男孩去了港口。他要找的那条船没在港内，得在二十四小时后才能抵达。小男孩在它通常会停泊的码头上耐心地等待着。
费萨尔·本·萨利姆是阿拉伯湾的卡塔尔人。他出生在海湾旁的一座渔民棚屋里，附近的渔村后来成了繁忙的首都多哈。不过，那是在发现了石油，英国人撤退、美国人到来以后，在金钱像潮水般涌进来之前。
童年时，他就尝到贫困的滋味，自觉地尊敬那些傲慢的白皮肤外国人。但他从小就立志要出人头地，混出个模样来。他所选择的人生道路是他唯一了解的——海洋。他做了一艘沿海货船的水手。那艘船的航线是在阿曼国佐法尔省的马西拉岛、萨拉至波斯湾纵深处科威特和巴林的众多港口之间，凭着他聪敏的脑袋，他学到了许多东西。
他知道，总有人想出售某些商品，而且愿意低价出售。而在某个地方，也总有人想购买这些商品，而且愿意高价购买。在两者之间，就是那个叫作海关的监管机构。费萨尔·本·萨利姆通过走私发了财。
旅途中，他看到了许多他喜欢的东西：漂亮的布匹和挂毯、古老的伊斯兰艺术品、珍贵的手稿和富丽堂皇的清真寺。他还看到了他鄙视的东西：富裕的西方人、在太阳底下被烤得发红的猪一般的脸、令人作呕的穿着比基尼的妇女、醉鬼，以及所有的不义之财。
他还发现，海湾国家的统治者们从沙漠里滚滚流淌的石油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他们也崇尚西方的习俗，喝洋酒泡洋妞，因此他也鄙视他们。
二十年前，他四十五岁时，费萨尔·本·萨利姆身上发生了两件事。
当时，他已经积聚了足够的金钱，买下了一艘运输木材的独桅三角帆船。那是阿曼最好的工匠打造的，名为“珍珠”。他已经成了一名狂热的瓦哈比主义者。
当新的先知们起来响应穆杜迪和赛义德·库塔布的教导时，他们向异教和衰退势力宣布圣战，他加入了他们。当年轻人去阿富汗抗击信仰无神论的苏联人时，他祝福他们。当有人劫持客机撞向西方的摩天大楼时，他跪下来祈祷他们能真正进入真主的花园。
在世人面前，他保持做事认真、彬彬有礼、生活俭朴的形象，是珍珠号帆船虔诚的船长和船主。他装上货物，在波斯湾和阿拉伯海航行。他从不制造麻烦，但一旦真正的教徒有求于他，不管是要救济金还是去避难，他都乐意相助。
他已经引起了西方情报机关的注意，因为在哈德拉茅被抓获的一名沙特“基地”组织成员在利雅德招供时，无意中说出了一条极为重要的信息：传递给本·拉登的绝密情报，有时候是口述给一名信使，该信使必须用心记住并做好被抓住之前自杀的准备；之后信使坐船离开阿拉伯半岛，他会在巴基斯坦西南方的俾路支沿海上岸，然后北上把口信带给居住在瓦济里斯坦某个洞穴里的本·拉登酋长。这艘船就是珍珠号。经巴基斯坦联合情报局的同意并在他们的协助下，英美情报机关没有拦截这艘船，而是严密监视着它。
费萨尔·本·萨利姆抵达了瓜达尔，满载着在迪拜的免税货栈里购买的家用电器。这些电冰箱、洗衣机、微波炉和电视机，比自由港外的商店零售价要便宜很多。
回程他接了一单从巴基斯坦运送地毯到海湾去的业务。这些地毯是由童工用纤细的手指编织的，注定要被正在迪拜和卡塔尔附近海岛上建造豪华别墅的富裕西方人踩在脚下。
他认真倾听了那个小男孩带来的口信，点了点头。两个小时后，在他的货物没有惊动海关、安全地卸上岸以后，他把珍珠号留给他的阿曼水手照看，自己则信步穿过瓜达尔街巷，走向那座清真寺。
与巴基斯坦人打了多年交道之后，这位温文尔雅的阿拉伯人能说一口流利的乌尔都语，他和那位伊玛目就用这种语言交谈起来。他品了几口茶，吃了几块甜饼，用一块小小的麻纱手绢擦了擦手指。他不时点点头，瞟一下那个阿富汗人。听到从囚车成功逃脱那里，他赞许地微笑起来。然后他开始用阿拉伯语说话：“你想离开巴基斯坦吗，兄弟？”
“这里没有我的容身之地。”马丁回答说，“这位伊玛目说得对。秘密警察会找到我，把我送回喀布尔的那些走狗手里。那我宁愿在此之前结束我的生命。”
“真遗憾，”卡塔尔人耳语着说，“你的这些遭遇……那么，如果我把你带到海湾国家去，你会做些什么呢？”
“我会努力寻找到真正的信徒，向他们贡献我的力量。”
“那又是什么呢？你能干什么呢？”
“我能战斗。我愿意为真主的圣战而牺牲。”
文质彬彬的卡塔尔船长想了一会儿。
“那批地毯将在黎明时装船。”他说，“这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要装在甲板下面，以免被浪花打湿。然后我将驾船离开，首先会贴着港口的防波堤尽头驶过。这时如果有人从堤岸跳上船，没人会注意到的。”
礼节性的互相致意之后，他离开了。黑暗中，马丁由那个男孩引领着到了码头。他在那里审视着珍珠号帆船，以便次日早上他能够认出它。
上午十一点不到，珍珠号从防波堤旁经过。船身与岸边距离八英尺，马丁经短距离助跑后纵身跳上了船。
那位阿曼水手在掌舵。费萨尔·本·萨利姆带着和善的微笑招呼了马丁。他给客人端来了淡水让他洗手，还拿来了从马斯喀特棕榈树上摘下来的美味枣子。
中午时分，年长的卡塔尔人在宽敞的舱口旁边铺上两片蒲席。两个男人并肩跪下来做午间的祈祷。对马丁来说，这是他第一次不是在人群中做祈祷。如果是一大群人，有一个音跑调会被其他人的声音淹没，但此时他必须说得一字不差。
当特工被派往国外去从事危险任务时，管理员会在国内焦急地等待着某种信号——他是否还活着，是否还是自由的，是否还在活动。这种信号可以是他本人发过来的，比如电话、在一份报刊上登载一条特定的信息、某面墙上的一个粉笔记号，或是通过事先约定的“死信箱”；也可以是没有直接接触、但一直在观察的盯梢人员报告回来。这种信号被称为“活着的信号”。经过几天的沉默，等待“活着的信号”的管理员开始变得十分焦躁。
这会儿阿曼南方的图姆莱特是中午，英国苏格兰是早饭时间，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坦帕还是凌晨。图姆莱特和坦帕的美国人能够看到掠食者侦察机拍到的情况，但不知道有什么意义，因为他们并不知情。但苏格兰的埃泽尔空军基地却知道这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