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
下雨了。雨水像一道缓慢移动的幕墙降落到伦敦市内的海德公园，在轻微的西风的吹拂下，又像一道下落的水帘，飘向公园小径和分隔南北向车道的狭窄的悬铃木绿地。一个湿淋淋的忧郁的男人站在光秃秃的树下观察着。
格罗夫纳豪斯酒店的舞厅入口在弧光灯和连续不断的照相机闪光灯照耀下，如同白昼一般明亮，里面温暖、舒适、干燥。门前的雨篷下只有一片受了潮的人行道，穿制服的看门人站在那儿，熠熠发光的雨伞拿在手里随时准备待命；豪华轿车一辆接一辆地驶上前来。
每当一辆被雨水打湿的轿车在雨篷下停住时，就会有一个看门人跑上前去，为低头弯腰的电影明星或名人撑起雨伞，为他们在汽车到遮篷的几步路上遮风挡雨。然后他们便可以挺直身体，把面孔转向镜头，绽放出训练有素的微笑。
狗仔队们站在雨篷两侧，浑身湿漉漉的，还要尽力保护他们那些珍贵的采访设备免受雨淋。他们的叫喊声越过马路传到了树下那个人的耳朵里。
“这里，迈克尔。这边走，罗杰。笑得灿烂些，夏奇拉。真可爱。”
电影界的名人和要人们朝溜须谄媚者和蔼地点点头，对着照相机和摄像机镜头，同时也对遥远的影迷观众露出笑容。他们没理会那几个身穿带帽防水夹克、流露出恳切目光的奇怪而又执著的签名收集者，如同轻风一般飘进了酒店。在那里，他们将被引到预留给他们的桌前。他们会不时停下脚步，面带微笑与熟人打招呼，准备参加一年一度的英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奖[1]的颁奖仪式。
树下的小个子男人继续观察着，眼里饱含壮志未酬的渴望。他也曾梦想有一天自己也许会加入其中，成为一位电影明星，或至少为自己的同行所知晓。但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现在不可能了，太晚了。
三十五年以来，他一直是演员，演的几乎全部是电影。他扮演过一百多个角色，从没有台词的群众演员开始，转而扮演微不足道的跑龙套的小角色，但从来没有演过真正的大角色。
他曾经是与彼得·塞勒斯[2]擦身而过的旅馆行李搬运员，并在银幕上出现了七秒钟；他曾经是军用卡车司机，让彼得·奥图尔搭车进入开罗；他曾经手持一把古罗马长矛，立正站在距麦克·帕林咫尺之遥的地方；他曾经是飞机机械师，帮助克里斯托弗·普卢默爬进一架“霹雳火”战斗机。
他曾经扮演过服务员、行李搬运员，以及从《圣经》到二战时突出部战役里每一支军队中的战士。他曾经出演过出租车司机、警察、同席的客人、过马路的人、推着小车的叫卖小贩和人们能够想象出来的任何角色。
但情况总是相同：在拍摄地待上几天，在银幕上出现十秒钟，然后是老朋友再见。他曾经在赛璐珞胶片里与每一位已知的明星仅仅相隔咫尺距离，曾经见过好人与坏蛋，见过遵守纪律的和爱耍脾气的演员。他知道他可以绝对令人信服地出演任何角色；他知道他是人类里的变色龙，但没有人认识到他坚信自己所具有的那份天赋。
因此他在雨中注视着他的偶像们纷纷下车进入晚会大厅，并在此之后返回他们入住的那些豪华气派的高级公寓和套房。当最后一位名人进去之后，灯光暗淡了下来，他步履艰难地顶着风雨，走回位于马伯拱门的公交车站。在公共汽车上，他站在走道里，雨水一直从他身上滴滴答答地往下流淌。下车后，他又步行了半英里路，才回到位于白城区和牧羊人森林地区之间的一套一居室公寓里。
他脱下已被雨水淋透了的衣物，用一条从西班牙的旅馆里拿来的旧毛巾睡袍裹住身子（当时在拍摄由彼得·奥图尔主演的电影《梦幻骑士》，他在影片中牵着马），然后打开了一台单管取暖器。湿衣服里的水汽会在夜里蒸发，到第二天早晨，就只剩下一些潮气了。他知道自己现在穷困潦倒，一无所有。已经有几个星期没找到工作了；这个职业即便对于矮个子的中年男人来说，竞争也相当激烈，而且前景黯淡。他的住宅电话已经停机，所以，如果他想与他的代理人联系，只得亲自找上门去。这事他已做好决定，明天就去。
他坐下来等待。他总是坐着等待。这是他生活中的片场。终于，办公室的门被打开，他认识的一个人走出来。他跳了起来。
“你好，罗伯特，记得我吗？我是特鲁比。”
罗伯特·鲍威尔[3]吃了一惊，显然记不起眼前的这张面孔。
“《意大利任务》，都灵。当时我驾驶出租车，你就坐在后排座位上。”
罗伯特·鲍威尔一贯的幽默反应救了这个场面。
“哦，是的，在都灵。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怎么样，特鲁比？过得好吗？”
“还好。不太坏，没什么可抱怨的。突然来到这里，就是想看看你的熟人是不是有什么活可以让我干。”
鲍威尔注意到对方的衬衫和旧防水风衣袖口已经磨损。
“我会让他留心的。很高兴再次见到你。祝你好运，特鲁比。”
“也祝你好运，老朋友。振作起来，对吗？”
他们握手后分开了。代理是一个好心人，可是没有工作能让特鲁比干。一部古装戏要在谢珀顿开拍，但演员都已选定。这是一个竞争十分激烈的行业，唯一的动力是保持乐观并相信明天会轮上一个大角色。
回到公寓后，特鲁比绝望地盘算着。每星期可以领到几英镑的社会救济金，但伦敦物价十分昂贵。他刚刚与房东科扎基斯先生又进行了一次交涉。科扎基斯再次催讨拖欠的房租，并称他的忍耐并不像他故乡塞浦路斯的阳光那样没有限额。
情况很糟；实际上，没法更糟糕了。当暗淡的太阳钻进院子对面的高楼后消失时，这位人到中年的演员走到碗柜前，取出一件用麻布包着的物品。多年来，他常常自问，为什么要保留这件讨厌的东西。毕竟这不符合他的品位。是感情用事，他猜测。三十五年前，他还是一个二十岁的毛头小伙子，还是一个被剧团认为将来会成为明星、聪明而又渴望成功的年轻演员时，他的米莉姑奶奶留给他的。他打开了包裹着的粗麻布。
这是一张不大的油画，不包括镀金画框在内的话，约十二英寸见方。多年来他一直没拆开过包装，但即便在他刚得到的时候，油画就已经很脏了，布满了污垢和积尘，使得画中人物成了模糊的轮廓，只比影子稍微清楚一点。尽管如此，米莉姑奶奶在世时，总是声称它也许值几个英镑，但这很可能只是老太太的美好遐想。至于它的来历，他一无所知。实际上，这幅小小的油画还真有一个故事呢。
一八七〇年，一个会说点意大利语的三十岁英格兰人，怀着发财致富的梦想，带着他父亲的一小笔赠款，移民到了意大利佛罗伦萨。那时是英国维多利亚王朝的顶峰时期，女王的沙弗林金币很是吃香。相比之下，意大利则处在其习以为常的混乱之中。
五年之内，这位极富开拓进取精神的布莱恩·弗罗比舍先生做成了四件事。他在基安蒂山区发现了一种美味的葡萄酒，于是开始用大木桶把它们出口到他的故乡英格兰，以较低的价格与传统的法国葡萄酒抢生意，由此奠定了滚滚财源的基础。
他购置了一套漂亮的连排别墅，还添了马车、雇了马夫。他娶了当地一位贵族的女儿为妻，为新房置备了许多装饰，还在韦奇奥桥附近码头边的一家二手商店购买了一幅小油画。
他并不是因为这幅油画很有名或摆放得很显眼才买的。它积满灰尘，而且几乎是藏在店铺最深处。他买下这幅画是因为他喜欢。
三十年来，他成了英国驻佛罗伦萨的副领事，成了布莱恩勋爵，这画一直挂在他的书房里，而且三十年来，每一天的晚上，他都会在油画下抽一支饭后雪茄。
一九〇〇年，一场流行性霍乱横扫佛罗伦萨。病魔夺走了弗罗比舍夫人的生命。葬礼之后，这位六十岁的商人决定返回他先辈的故土。他典卖家当，回到英格兰，在萨里郡购置了一座漂亮的庄园，还雇了九个佣人。最低级别的是一个当地村庄的姑娘，名叫米莉森特·戈尔，她是位用餐女侍。
布莱恩爵士一直没有续弦。一九三〇年，他在自己九十岁的时候过世了。他曾经从意大利带回来差不多一百只木条箱的物品，其中一只箱子里装的是一幅现在已经褪了色的小小的镶金框架油画。
因为这是他送给夫人露西亚的第一件礼物，而且她一直都很喜欢，所以他又把画挂在了书房里。在那里，烟尘和污垢把曾经鲜亮的色彩熏黑了，画中人物的形象也变得越来越难以辨认。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又结束了，战争使这个世界的格局发生了变化。因为投资在俄国皇家铁路的股票在一九一七年化为泡影，布莱恩勋爵的资产所剩无几。一九一八年以后，英国也发生了一场新的社会变革。
佣人们四散离去，但米莉森特·戈尔留了下来。她从用餐侍女升为管家助理，一九二一年以后又升为管家和室内的唯一佣人。在布莱恩勋爵生命中最后的七年时间里，她像护士般照顾着体弱多病的主人。在他一九三〇年去世前，他没忘记她。
他留给她一座小屋的终身租赁权和一笔信托资金，据此，她可以过上不愁吃穿的小康生活。他的其他房地产通过拍卖兑换了现金，但有一件物品除外：一幅小小的油画。她为这幅画感到自豪，因为它来自于一个陌生的地方：外国。她把画挂在她那座小屋的小客厅里，离一口敞开的柴灶不远。在那里，油画变得越来越脏。
戈尔小姐终身未嫁，忙于村里和教区的工作，于一九六五年去世，享年八十五岁。她的哥哥结过婚，育有一子，儿子又生了一个男孩，是这位老太太唯一的侄孙。
她过世时没留下什么遗产，因为小房子和那笔基金属于她恩人的不动产，但她把油画留给了侄孙。又过去了三十五年，这幅肮脏的、沾有污渍和尘垢的艺术品，才在伦敦牧羊人森林地区的一套破败单室小公寓里被拆开，重见天光。
第二天上午，油画的主人来到享有盛名的专门从事美术品拍卖和估价的达西大厦前台，他将一件用麻布包裹的物品紧紧抱在胸前。
“我知道你们可为公众提供艺术品估价服务。”他对坐在办公桌后面的一位年轻女士说。她也注意到了顾客身上穿着的衬衫和防水风衣已经破旧磨损。她给他指了指标有“估价”字样的一扇门。室内的装潢没有前厅那么豪华，里面有一张写字台和另一位姑娘。这个穷演员重复了一遍他的询问。姑娘伸手取出一张表格。
“姓名，先生？”
“我的名字叫特鲁平顿·戈尔。嗯，这幅画……”
“地址？”
他报出地址。
“电话号码？”
“呃，没有电话。”
她瞟了他一眼，似乎他刚才说的是他少了颗脑袋。
“是什么东西，先生？”
“一幅油画。”
慢慢地，有关该艺术品的具体情况从他口里被套了出来，而她的表情也越来越厌烦。年份？不知道。流派？不知道。时期？不知道。画家？不知道。国家？估计是意大利。
估价室的这位女子对“经典酒会”里的一位年轻人十分动心，而现在是半晌午，正是去街角乌诺咖啡馆喝咖啡的时候。如果这个带着拙劣图画的矮男人能够离开，她就可以和女伴一起溜出去，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还能抢到阿多尼斯[4]旁边的那张桌子呢。
“最后，先生，你自己对此估计多少？”
“我也不知道。所以我带它过来。”
“我们必须要有顾客的估价，先生。保险起见，我说一百英镑怎么样？”
“好的。你能告诉我什么时候会有消息吗？”
“到时候会通知你的，先生。储藏室里有大量艺术品等待鉴定。要花时间的。”
显然，以她个人的观点，那样的东西只要看上一眼就足够了。老天，有些人把破烂货放到她案头，他们还以为发现了稀世珍宝呢。
五分钟之后，特鲁平顿·戈尔先生已经在表格上签好字，取走了他的那一联，把麻布包裹留下后，他便踏上了骑士桥附近的街道。他仍然赤贫如洗，只能步行回家。
用麻布包裹的那幅油画被放进了地下储藏室，在那里，它被标上写有“D 1601”的识别标牌。
十二月
二十天过去了，“D 1601”仍然包着麻布倚靠在地下储藏室的墙边，特鲁平顿·戈尔仍在等待消息。得到的解释很简单：工作大量积压。
与所有著名拍卖行一样，达西大厦拍卖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油画、瓷器、珠宝、佳酿、猎枪和家具，都是他们知道来路并已经过核实的。出处或来源的提示常常出现在预售目录中。“一位绅士的财产”是一件珍品的常见介绍。“来自于已故的某某的遗产”也很寻常。
有人不赞成对公众开放免费估价业务，其理由是，这样会带进来太多浪费时间的破烂货，而达西真正希望拍卖的物品又太少。但这一业务是其创始人乔治·达西爵士想出来的，已经成为传统被保留了下来。偶尔也有个别运气好的人，发现其爷爷留下来的一把旧银制鼻烟壶原来是乔治时代的珍宝，但这样的事毕竟不常有。
在早期绘画大师作品方面，鉴定委员会每两星期召开一次会议，由打着领结、生性挑剔的部门主管塞巴斯蒂安·莫特莱克主持，并由两位副手协助。离圣诞节还有十天时，莫特莱克决定清理所有积压下来的鉴定工作。
这次清理的结果是连续开了五天的会，最终把他们全都搞得筋疲力尽。
莫特莱克先生很看重画作送过来时所填写的厚厚的表格。他最喜欢艺术家的信息已经写明的作品，这样至少可以为最终的目录编写者提供一个名字和大致日期，这样作品的信息自然一清二楚。
他选定的可进行拍卖的作品被放置在一边。秘书会写信给作品的主人，询问其是否愿意按建议的估价出售。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在原先的表格上就会设定一个条件：该画作不得被挪往别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