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有一份报纸也许会对此大肆宣染，因为他有一位熟人在那家报社。他与《埃德蒙顿和托特纳姆快报》的一位记者一起吃了顿午饭。这是覆盖着与“多佛尔监狱”管辖范围相同的本地报纸。那位记者做了笔记并答应尽力去办。
民事法庭也许会在夏天休庭度长假，但刑事法庭从来不会停止工作。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违法事件是由地方法院审理的，执法工作差不多一星期七天，全年每星期都在进行。日常的许多工作是由非职业治安法官承担的，他们不拿报酬，而是作为履行公民义务来工作的。他们处理大量的轻量级违法事件——交通违章、签发拘留令或搜查令、饮酒执照延长、小偷小摸和公共场所的打架斗殴。还有批准警方提出的延长拘留，以及还押监狱等待开庭的要求。如果地方法庭遇到严重违法案件，现代的惯例是由一位领薪的地方法官——即一位合格的律师，来进行审理。
那天下午，海伯利科尔内法院的三号法庭是由三位非职业治安法官负责的，庭长亨利·斯佩勒是一位退休的校长。案件非常简单，只花了一点点时间。
审理结束后，普赖斯和科尼什被带走，用车送回了多佛尔街。杰克·伯恩斯向帕菲特警司进行汇报。
“这件事你办得怎么样了，杰克？”多佛尔街警署刑事调查局警司问道。
“遇到了挫折，先生。开始时发展得很快、很好，有一位目击者声称从头到尾看见了事件的全过程。是马路对面的一位受人尊敬的店主，一位好公民，对指认身份毫不犹豫，并准备作证。我还缺少从受害人那里偷走的钱包，以及普赖斯和科尼什当时在现场的证据。我已经知道了普赖斯鼻子受了伤，以及三个小时后在圣安妮路治疗鼻子的情况。这与证人的陈述完全相符。”
“那么，你遇到了什么挫折呢？”
“我需要得到能与恶棍联系起来的钱包，需要取证工作加快速度，还需要了解受害人的身份。他现在依然是一个UAM。”
“你准备指控他们吗？”
“如果帕特尔先生明天能在队列中指认他们，我是想指控的，先生。他们休想逃脱这个案子。他们两人都有罪。”
艾伦·帕菲特点点头。
“好吧，杰克。我会尽量催促取证小组。有情况随时告诉我和皇家检察院。”
在皇家伦敦医院，黄昏又降临了，但重症监护室里的那个人没能看见。手术之后已经过去了四十八个小时；麻醉的效力早就消失了，但他一动也不动。他的思绪依然在某个遥远的地方。
第四天，星期五
报纸上刊登了那篇报道，按卢克·斯金纳的要求，安排在了一个较好的版面上：头版第二条新闻。记者为文章起了一个很好的标题：“警察询问：神秘的跛脚男子——他是谁？”该报道还附有对袭击事件的描述，并提及两位当地人“在帮助警察查询”。这与医院发布的公告差不多，常常把极度痛苦的人描述成为相当“舒适”，其实恰恰相反，而且人尽皆知。
记者详细描述了受害者，他的身高、体型、短短的灰白头发以及明显的跛脚，然后用黑体大写字母的询问作为结束：“有人见过这个跛足的男人吗？”斯金纳警长抓起一份报纸带着去食堂吃早餐。他对报道的内容相当满意。一条小小的侧边栏提及了对疑犯的拘留更新并延长了二十四个小时。
十一点钟，普赖斯和科尼什乘面包车去到圣安妮路上的身份辨认场所。伯恩斯和斯金纳与帕特尔先生一行也随后抵达。辨认安排了两个队列，各有一名疑犯和八名长相类同的群众。由于普赖斯鼻子的伤情，他所在队列里，其他八个人也在鼻梁上敷了石膏。
帕特尔先生毫不犹豫。在二十分钟时间内，他成功指认了那两个人，并再次确认，愿意为自己的证词出庭作证。伯恩斯很高兴。两个歹徒都没有看见他，都没有帮派同伙，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帕特尔先生不会受到恫吓。
他们驾车把帕特尔送回他的小商店。志愿者们得到报酬后离去了。普赖斯和科尼什又被关进了囚室。伯恩斯打算回去后对他们提起正式指控。
伯恩斯和斯金纳刚走进警署准备安排起诉事宜，前台的一位值班警长叫住了他们。
“杰克，有人打电话找过你。”他看了下记事本，“阿米蒂奇小姐，一位花商。”
伯恩斯感到糊涂了。他没有订购过鲜花。不过话说回来，妻子珍妮再过一星期就要回来了。一束鲜花倒是有助于增添浪漫气氛。好主意。
“是关于一位跛脚男人的。”警长说。
伯恩斯拿起地址，与斯金纳一起回到了车上。
阿米蒂奇小姐还有个孪生姐妹。她们在上高街上开了一家小小的花卉店，一半商品摆放在店堂里，另一半陈列在外面的人行道上，面对着川流不息的去往南方海伯利或者北方工业区的车河，承受着如波浪般翻滚而来的汽车尾气。
“也许是那个人，”维里蒂·阿米蒂奇小姐说，“他似乎与描述的相符。你们说是星期二上午，对不对？”
伯恩斯督察与她确认，星期二上午没错。
“那人买了一束鲜花。不是很贵的那种，实际上，差不多是店里最便宜的花。六枝法兰西菊。从样子上来看，他没有多少钱，真是个可怜的人。现在报纸上说他被打伤了。”
“受了重伤，小姐。他不能说话，处于昏迷状态。当时他是怎么付费的？”
“哦，他付的是现金。”
“是硬币吗？从裤袋里掏出来？”
“不。他拿出了一张五英镑纸币。从一只钱包里。我记得当时他把钱包掉在了地上，是我替他捡起来的，因为他脚不太利索。”
“是什么样子的钱包？”
“便宜货，塑料的，黑色。然后我就还给他了。”
“你看见他把钱包放在哪里了吗？”
“放进他的口袋里了。夹克衫口袋。内袋。”
“你能让我看一下法兰西菊吗？”
他们返回多佛尔街警署食堂吃午饭。伯恩斯因为失望而显得忧郁。信用卡是会留下记录的：姓名，还能从信用卡公司获知地址或银行账号。但是现金……
“在八月份的一个下午，手里拿着一束鲜花？会去干什么呢？”他问斯金纳。
“把花献给女朋友？送给母亲？”
两个人都把盘子推到一边，对着茶杯皱起了眉头。
“先生？”
这是一声羞怯的呼唤，来自于长餐桌的另一头，是由一位刚从培训学校毕业的非常年轻的女警官发出来的。杰克·伯恩斯朝桌子那一头看去。
“嗯？”
“我有个想法。请问你们是在谈论那个跛脚男人吗？”
“是的。我正需要别人能给个好主意。你有什么想法呢？”
她脸上一片绯红。年轻的新警察通常是不会去打断资深刑警谈话的。
“先生，如果他是在那个地方，那么应该是走向前方五百码远的公路和公交车站。而他身后五百码处，有一个墓地。”
伯恩斯放下了手中的茶杯。
“你现在做什么工作？”他问那姑娘。
“档案分类，先生。”
“那可以留着以后再做。我们去墓地看一看。来吧。”
与往常一样，斯金纳开车。出身当地的这位女警察指引方向。那是一个很大的墓地，排列着几百个墓穴。墓地由当地市政府所有，但疏于管理。他们从一个角落开始，一排排墓碑逐个巡视。差不多一个小时后，姑娘先找到了。
当然，花已经凋谢了，但确实是法兰西菊，在一潭污水中淹淹一息。墓碑上显示，里面埋葬着梅维斯·琼·霍尔的遗骨。上面还标有生卒年份、日期以及“安息吧”的字样。死者是一位老妇人，去世时已经七十岁，现在又过去了二十年。
“看她的出生日期。一九〇六年八月。上星期二是她的生日。”
“但她与跛脚男人是什么关系呢？”
“也许是他母亲吧。”
“有可能。那么他也许是姓霍尔。”伯恩斯说。
回去时，他们在经过阿米蒂奇的花店时停了下来。维里蒂·阿米蒂奇小姐证实那些法兰西菊应该是从她的店里购买的。回到多佛尔警署后，斯金纳与失踪人口调查局联系，要求查找姓霍尔的人。失踪的霍尔有三个，但其中两个是女的，另一个是小孩。
“肯定有人知道这个家伙。可为什么没人报告他的失踪呢？”伯恩斯怒气冲冲地说。现在的挫折是一个接着一个。
那位聪明漂亮的女警察回档案室了。伯恩斯和斯金纳去了普赖斯和科尼什的羁押室。这两个歹徒已被正式起诉恶意伤害一个身份不明的成年男子。四点差一刻，两位警察出发去海伯利科尔内法院。法院的书记官长已经努力在最后一刻把这个案子排上了日程。这一次，两个歹徒不会返回到多佛尔街了。照伯恩斯的意思，他们应该在一个星期的在押候审后，被关进一座真正的监狱。很可能是彭顿维尔监狱。
法院里的情况发生了变化。这次他们被安排在一号法庭，被告席设在中央，面对着法官席，而不是在角落里。这次的地方法官是乔纳森·斯坦，他是一位领薪的法官，经验丰富，审案老练。
普赖斯和科尼什再次坐警方面包车抵达，但另有一辆标有“英国皇家监狱管理服务部”字样的面包车候在一旁，准备把他们送进大牢。卢·斯莱德先生坐在面向法官席的桌子边，而检察院方面，一位年轻的律师将提出候押申请。
多年前，一直是由警方充当公诉人到各地方法院提出诉讼的，而且许多老派人都喜欢那种方式。但后来，从初次出庭到最后的审判，所有的起诉事宜都移交给了统一的公诉机构：皇家检察院。他们的其中一项工作，是评估警方准备的案子在法官和陪审团面前是否具有定罪的实际可能。如果检察院没有认可，则案子就要被撤回。已经有不止一个心怀不满的刑警，在经过辛勤工作和艰苦努力之后，眼看就要把真正的歹徒推上被告席，案子却遭撤回，因此，他们把皇家检察院（Crown Prosecution Service）的缩写名字CPS戏称为“罪犯保护院”（Criminal Protection Service）。双方的关系并不是一直都很好。
皇家检察院的一个大问题是经费不足、摊子太大、薪水不高。可以预见，有时候该机构只是被当作垫脚石，年轻人和经验不足的生手在这里干了一阵子后，跳槽去民营的律师行挣大钱。
检察官普拉芭妮·森德兰小姐聪明又漂亮，是她出生于斯里兰卡的父母的掌上明珠。她也是第一次接手大案，但这案子应该不成问题。
还押将是一个手续。法官斯坦先生不会同意让普赖斯和科尼什假释的。他们两个的暴力前科很是吓人，斯坦法官现在已经把他们传唤到了面前。还押期只能有一个星期，所以在辩护方选定、准备和备妥之前，还会有几次还押。然后是收监的过程，在指控证据全部呈交后，地方法官会把这两个歹徒送交刑事法庭，由法官和陪审团出席审判。到那时候，森德兰小姐将会协助一位由检察院选定的经验丰富的律师——甚至是王室的法律顾问——竭尽所能给嫌疑人定罪。她要做的无非是装装样子。这是程序，只是程序。
在斯坦法官点头之后，森德兰站起来，看着笔记，简要地提出了指控。被告律师斯莱德站了起来。
“我的当事人否认指控，而且到时还会准备进行全面抗辩。”他说。
“我们要求一个星期的还押羁留，法官。”森德兰小姐说。
“斯莱德先生？”地方法官是在询问斯莱德先生是否打算保释。斯莱德摇摇头。斯坦法官冷笑了一下。
“很好。还押一个星期。我将会……”他从半月形的眼镜上方瞟了一眼两位律师，“在下星期五上午再次听取你们的意见。”
整个法庭内的人全都明白，他的意思是，他将会听取并同意再还押羁留一个星期，并依此类推，直至控方和辩方都做好了上刑事法庭的准备工作。
普赖斯和科尼什仍戴着手铐，但现在是被狱警押着，朝着彭顿维尔监狱的方向去了。斯莱德先生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等到星期一上午，应该就能得到他的司法协助申请的答案了。他的当事人没有财产支付辩护费，他不得不从伦敦的四个法学院中，找到一名可以以极低的报酬接手这个案子的律师。
他心里已经有了几个人选，那些神通广大的书记官长会考虑这个案子，但他也有可能去找一个刚刚获得资格、正需要积累经验的新手，或者是一个想赚点钱的老行家。这都无所谓。在一个暴力犯罪不断增多的社会里，一宗严重的人身伤害案是不会激起太多浪花的。
杰克·伯恩斯回到了多佛尔街。他的办公桌上堆满了文件卷宗。为使工作不致积压起来，他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关于这个跛脚男人的案件，他还有些问题要解决。
第五天，星期六
神经外科医生保罗·威利斯大夫按照承诺，于星期六上午九点钟来到了病房。他的病人没有任何变化，这让他很担心。再次扫描拍片之后，这位外科医师仔细审视了检查结果。
肯定没有新的脑出血导致持续的昏迷。经他结扎的血管也没有损伤。没有淤血在压迫大脑。大脑已经很迅速地充分扩张到了原来的体积。其他部位也没有新的出血形成压迫。
然而颅内的压力依然偏高，血压也是。他开始害怕神经外科医生的噩梦会成真。要是踢打造成了灾难性的弥漫性轴突损伤，那是根本看不出来的，即使扫描拍片也无法察觉。但如果脑干或大脑皮层遭到了无法自我修复的损伤，病人会变成植物人，直到生命维持系统关闭，或者直接死掉。他决定过了周末做脑干测试。现在，他的妻子正等在楼下的汽车里，热切盼望去牛津郡，与他们在希腊科孚岛认识的那帮人一起参加午餐会。他又看了眼躺着的病人，然后就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