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达米兰二十四小时后，他终于再次回到他的房间。他冲了个澡，洗去一天的劳顿，把自己漂亮的双手在一盆冷水里泡了一会儿，然后穿戴整齐，去吃晚饭喝鸡尾酒去了。
在进酒吧享受自己常喝的康帕利和苏打水之前，他在前台停了下来，告诉服务员晚餐后帮他把账结清。他订了次日早上五点半的叫早服务，还要了杯茶。
他又享用了一顿丰盛的晚餐，然后用剩下的里拉结了账，七点刚过就上床睡觉了。
杰斯佩尔·奎格利爵士背着手，俯视着外交部窗子下面一尘不染的近卫兵阅兵场。一队近卫骑兵秩序井然地踏着步点，穿过砾石路，向着白金汉宫的方向走去。
这是一副令人赏心悦目的景致，让人印象深刻。很多个早上，杰斯佩尔爵士都是这样站在自己英国外交部的办公室窗前，注视着这一极富英国特色的场景。每当站在窗边，沐浴着阳光，看着身着蓝色军服的骑兵经过，游客们翘首欣赏，听着穿过广场传来的马具和马刺碰击的叮当声，精神抖擞的马匹打的响鼻儿声以及老百姓的惊讶赞叹声，常常让杰斯佩尔爵士感到，所有在此之前在其他小地方做大使的那些虚度的岁月都得到了补偿。每当看到这个情景，他总会肩膀微微后张，扎在条纹裤子里的小腹轻轻收紧，一股由衷的自豪感让他下颌抬起，连脖子上的皱纹都“熨”平了。有时候，听到马蹄踏在砾石路面的嗒嗒声，他会从办公桌旁起身，站到新哥特式风格的窗前，看着马队经过，然后才回去处理文件或是国家大事。不过有时，回想起巴黎人半长的皮靴和柏林人的长筒马靴曾经试图跨越海峡改变眼前这一切，用皮靴的践踏声取代马刺磕碰的叮咚声，他就觉得鼻子一酸，眼睛一热，急忙回到他的案牍里去了。
不过今天早上却不然。这会儿，他正怒气冲冲地瞪着窗外，用力抿紧双唇，以致本来就血色不多的薄唇，几乎看不出了。种种迹象表明，杰斯佩尔·奎格利爵士正处于盛怒中。当然，他这会儿是独自待在办公室里。
他是法国科的负责人，但关于海峡两岸国家间的友谊问题从不需要他去裁决。所谓友谊，他这一辈子都没体会出分毫。他只是外交部一个科室的负责人，职责是研究那个该死的地方的各种事件、野心、行动，以及不时出现的阴谋，然后向常务次官报告，并最终送达女王陛下的外交大臣手中。
他具备一切必需的条件，不然他也就不会获得这一任命了。他在法国以外的地方从事外交工作多年，成绩卓著；具备一贯恰当的政治判断——虽然总是犯错，但也都是为了与他当时的上司保持一致而不得不那样做的；他个人的记录非常好，值得引以为豪。他既没有犯过大错，也从没有“对”得令人难堪；他从不支持非主流观点，或是提出与整个体系中最高层中占绝对优势的观点相左的意见。
他与当时英国驻柏林大使的女儿的婚姻自然也不会有任何害处。事实上，那个女人真不是个结婚的好对象，但他的岳丈后来成了国务副大臣助理。同时，这也使得一份一九三七年他从柏林发出的倒霉的备忘录被人们遗忘了——那份备忘录上说，德国重新武装从政治意义上讲对西欧的未来没有实质影响。
战争期间他回到伦敦，有一阵子在巴尔干科。他力主英国支持南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游击队[36]。当时的首相毫无理由地偏听另一位默默无闻的年轻上尉的意见，年轻的奎格利因此被调到了法国科。那个上尉名叫菲兹洛伊·麦克里恩，他曾伞降在南斯拉夫，他建议支持一个叫铁托的可怜的共产党人。
到法国科之后，他成为鼓吹英国支持阿尔及利亚吉罗将军的主要人物，并因此声名鹊起。如果吉罗不是被另一个驻在伦敦的资历更浅的法国将军取代的话，这原本也应该是个不错的政治方略。那个法国将军一直致力于组建一支叫做“自由法国”的部队。至于温斯顿·丘吉尔为什么对这位法国将军一直念念不忘，哪个行家都猜不透。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法国人都有用，所以也没人能说杰斯佩尔爵士（一九六一年，杰斯佩尔因在外交界的“卓越”服务，被授予爵士爵位）缺乏成为一名优秀法国科领导的基本资质。一九六三年一月十四日，戴高乐总统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反对英国加入欧共体。发布会结束之后，杰斯佩尔爵士与法国外交大臣进行了二十分钟颇不愉快的会晤，这使他对于法国总统本人更加没有好感了。
有人敲门。杰斯佩尔爵士从窗边转过身来，从面前的记事本上拿起一张薄薄的蓝色纸页，仿佛刚刚开始阅览一般。
“进来。”
年轻人走进办公室，关上门走到办公桌前。
杰斯佩尔爵士从半月形的眼镜片上面打量了一下他。
“啊，劳埃德。我正在看你晚上递交的这份报告。有趣，很有趣。一个法国高级探长向一位英国高级警官做出的非官方请求。之后该请求被转给一位英国政治部资深警司。该警司认为应该向一位年轻的情报处成员咨询，当然也是非官方的。是这样吧，嗯？”
“是的，杰斯佩尔爵士。”
劳埃德望着站在窗边的这位外交家的瘦小身形。他正在看着自己的报告，好像之前从没读过一样。他知道，杰斯佩尔爵士至少已经好好读过内容了。现在这样浑不在意的研究很可能只是一种姿态。
“而且，这位年轻军官认为，他可以帮助政治部的官员，因此并没有向上级请示便向其提供了某些意见。该意见毫无根据地认为，一名表面上是商人的英国公民实际很可能是一个冷血杀手，对吗？”
劳埃德心想：这个老混蛋究竟要说什么？
很快他就明白了。
“让我感兴趣的是，我亲爱的劳埃德，尽管这个请求——当然，是非官方的——是昨天早上做出的，而外交部和法国事务关系最密切的部门负责人却是在二十四小时之后才被告知。这件事有点古怪，你说是吗？”
劳埃德明白他的意思了。这是部门之间的钩心斗角。不过他也清楚，杰斯佩尔是一个相当有权势的人，他在官场混迹数十年，精通权力斗争。和国家大事比起来，这些特权机构的人通常会花更多的心思在权力纠纷上。
“尊敬的杰斯佩尔爵士，托马斯警司于昨夜九点对我提出请求。正如您所说，是一个非官方的请求。而我的报告递交时间是当天夜里十二点。”
“对对。但我也注意到，他的请求同样是在当天夜里十二点前被执行的。现在你能告诉我那是为什么吗？”
“我以为这种请求，是在正常的部门合作范畴内的。”劳埃德回答。
“你现在还这样认为吗？现在还这样认为？”杰斯佩尔爵士已经放弃温和询问的姿态，有些恼羞成怒了，“但显然不是你们情报处和法国科之间的内部合作是吧，嗯？”
“杰斯佩尔爵士，我的报告现在正在您手里。”
“有点儿晚啊，先生，有点儿晚。”
劳埃德决定反击。他知道，如果他在是否该请示上级的问题上犯了错的话，那也该向他自己的主管领导汇报，而不是杰斯佩尔爵士。情报处的头儿深受下属的爱戴，因为他不允许除了他本人之外的任何人训斥他的下属，所以法国科负责人这样的官僚不喜欢他。
“什么太晚了，杰斯佩尔爵士？”
杰斯佩尔爵士抬起头恶狠狠地看着他。他并不打算掉到陷阱里——承认自己不愿意向托马斯提供线索。
“你肯定认识到，这里涉及一位英国公民的姓名。他被怀疑却没有任何根据，更不用说什么证据了。你不认为，以请求的标准来说，用这样恶意的方式讨论一位绅士的姓名和名誉，是一种非常奇怪的程序吗？”
“我认为，向政治部警司透露一名男子的姓名只是为调查提供一种可能性，这并不能被称为恶意的讨论，杰斯佩尔爵士。”
外交官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愤怒，嘴唇抿得更紧了。傲慢无礼的小子，不过很狡猾。必须小心提防。他压住火儿。
“我明白，劳埃德，我明白。显然你想向政治部提供帮助，是一个非常值得赞赏的行为，当然如此。但是，要求你在行事之前先和上级商量一下是对你要求太高了吗？”
“您是在问，杰斯佩尔爵士，为什么没有通知您吗？”
杰斯佩尔爵士脸涨红了。
“是的，先生，我是这个意思，先生。这正是我对你的要求。”
“杰斯佩尔爵士，我对您很敬重。但我想我必须请您注意我隶属情报处这样一个事实。如果您不认可我昨天晚上的做法，您应该和我的上司谈，比直接找我本人更合适些。”
合适？合适？这个年轻人傲慢又自负，他是在告诉法国科负责人做什么合适，做什么不合适吗？
“我会的，先生，”杰斯佩尔爵士怒气冲冲地说，“我会的。而且措辞将十分严厉。”
劳埃德没有请求允许，便转身离开了办公室。那老家伙不会让他好过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他能够解释的也只有布莱恩·托马斯的请求看来很紧急，时间可能很紧迫之类。如果他的上司也认为他应该走正常的程序，那他就得自认倒霉了。不过至少他那是被自己的上司责骂，而不是这个奎格利。哦，这个该死的托马斯。
不过，杰斯佩尔爵士这会儿正在为是否该去告状犹豫不决。从理论上讲，他是对的。有关凯斯洛普的信息，尽管已湮没在长期弃置的档案里，也还是应该经由上级主管批准才能对外透露的，但不需要他的批准。作为法国科的负责人，他只是情报处材料的使用者，而不是他们的领导。他可以去向那个主管情报处的爱唱反调的天才告状，也许能让他好好收拾劳埃德一顿，毁了那个小混蛋的前程。但他可能也会被对方反唇相讥——未经他的允许，私自召唤一名情报处军官，那他可就是自讨没趣了。而且，情报处的负责人似乎与某些最高当局的人关系极为密切。他们经常一起打牌，去约克郡打猎。还有一个月就要到主显节[37]了，自己还希望届时能收到请柬呢。最好还是别管这事了。
“不管怎么说，事情已经做错了。”他一边望着近卫骑兵的行进队伍，一边想着。
“不管怎么说，事情已经做错了。”刚过一点，他在俱乐部对和自己一起午餐的客人说，“我估计他们会继续这样的，而且还会与法国人合作。希望他们不要干得太卖力，对吧？”
这个玩笑开得很不错，他自己也很得意。不幸的是，他并不很了解和他一起午餐的这位客人——此人也和最高当局的某些人关系密切。
下午四点前，首相在下院答复质询后返回唐宁街十号，杰斯佩尔爵士的这个不错的小玩笑便传到了首相的耳朵里；几乎与此同时，一份都市警务处长的个人报告也被送达首相眼前。
四点十分，托马斯警司办公室的电话就响起来。
整个早上和下午的大多数时间，托马斯一直在努力追踪一个除了名字他一无所知的人。和平常一样，调查一个已知肯定在国外的人，总是从护照处开始。
早上九点护照处一开门，托马斯就去了一趟，拿回了六个查尔斯·凯斯洛普申领护照的表格影印件。不幸的是，他们都有中间的名字，而且全都不一样。他还拿到了每个人的照片，不过他保证过，复印完毕就归还护照处资料室。
有一本护照是一九六一年一月提出的申请，在此之前，这个查尔斯·凯斯洛普从没有申请过护照的记录，尽管这个情况很重要，不过并不能说明什么。如果他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用的是别的名字，那后来的传闻又怎么可能把被称做凯斯洛普的他和刺杀特鲁希略联系到一起呢？托马斯决定把这份护照申请书先放下。
另外五个人中，其中一个看来太老了，一九六三年八月的时候他都六十五岁了。剩下的四个有可能。他们是否符合勒贝尔描述的“高个子、亚麻色头发”的特征并不重要，托马斯就是想把所有可能都排除掉。如果所有六个人都可以排除嫌疑，不是豺狼，那更好。那他就可以据此无愧于心地答复勒贝尔了。
每份申请都有一个地址，两个在伦敦，两个在外省。仅仅打个电话，找查尔斯·凯斯洛普先生并问他一九六一年是否到过多米尼加共和国是不够的。即使他到过那儿，他现在也可以否认。
四个列在最上面的嫌疑人在职业一栏里，没有一个写的是“商人”。这也无法得出结论。劳埃德的报告说，那时候酒吧里传闻说他可能是商人，但那也有可能是错的。
早上的时候，接到托马斯电话要求的几个郡和自治市镇的相关人员都开始追踪那两个在外省的凯斯洛普。一个仍然在上班，计划周末带家人去度假。中午吃饭时间他被警察护送回家，护照被仔细检查了一下。上面没有一九六〇年或者一九六一年进出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签证章。护照只用过两次，都是去的西班牙，一次是去马略卡，另一次是去科斯达布拉瓦。而且，在他工作的地方调查发现，这个查尔斯·凯斯洛普在一九六一年一月从未离开过他供职的汤品工厂会计部。他在那个工厂工作已经十年了。
另一个凯斯洛普被查到正在伦敦郊外布莱克普尔的一家酒店。他身上没带护照。他被劝说同意授权他居住城镇的当地警察从他隔壁邻居处借得他住所的钥匙，并到他写字台最上边的抽屉里查看他的护照。这本护照上也没有多米尼加警察的签证章。调查这个人的工作地发现，他是个打字机维修技师，一九六一年里，除了夏季休假，他一直都没离开过他工作的地方。他的保险卡和考勤卡都证实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