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见过那里的乡村吗，朋友？你驾车去过那里吗？到处是山峦、峡谷和溪流。我猜他们冲出悬崖跌入了峡谷。我认为到冬天树叶掉光时，会有人发现下面岩石丛中的汽车残骸。嗯，我要走了。祝你好运。他是一个好青年。”
私家侦探回到了特拉夫尼克，建立起一间小小的兼作居所的办公室，并招聘了一位很乐于受雇的当地人——易卜拉欣作他的向导和翻译。
他带着一部电话、几只备用电池和一台扰频设备，跟伦敦总部通话时候能够防止窃听。
他相信有四种可能性。其中最小的可能是，里基·科伦索决定偷走那辆越野吉普车，驾着它南下去了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卖了它，抛弃以前的生活方式，成了一个流浪汉。他否定了这个可能性。这不是里基·科伦索的为人，而且如果他外公能买下一座工厂，那他为什么还要去偷一辆吉普车呢？
第二个可能性是，法蒂尔·苏勒耶曼说服里基驾车去外面兜风，然后杀了这个美国人，以谋求那条钱包腰带和那辆汽车。有可能。但作为一个没有护照的波黑穆斯林，法蒂尔不能逃到克罗地亚或塞尔维亚这两个对他来说都有敌意的国家，而且一辆崭新的越野吉普车在市场上是很容易发现的。
三是他们遇到了不认识的人，同样为谋财而被杀了。当时局势很乱，不少自由杀手在外游荡，随便杀人。有几个来自中东的狂热的穆斯林小组，来波黑帮助他们受迫害的穆斯林同胞。这伙人杀害了两个欧洲雇佣兵——本来这些人跟他们应该是同一阵营的——还有一个救援人员和一个不愿捐献汽油的穆斯林加油站老板。
但可能性最大的还是约翰·斯莱德的说法。于是私家侦探带上易卜拉欣日复一日地沿着从特拉夫尼克出去的各条道路进入山区。私家侦探步行，波黑助手驾车缓慢地跟在后面，他仔细地察看了伸到下面山谷里去的每一个路边陡坡。
他正在做着他最拿手的事情。慢慢地、耐心地寻找，不错过任何蛛丝马迹：轮胎的印迹、磨碎的路沿、滑行的痕迹、捣碎的植被和被轮子压平的青草。有三次，他用绳子一头栓住吉普车，拉住绳子下到深谷里去，那里的一丛植被也许遮掩着一辆坠毁了的越野车。但没有。
他坐在路边，用一架望远镜去扫视下面的山谷，搜寻那里是否有金属或玻璃的闪光。没有。到第十天结束的时候，他深信斯莱德搞错了。如果那种型号的越野吉普车在转弯时冲下路面，是会留下痕迹的，即使很不明显，即使过了四十天时间。而他肯定会发现这些痕迹。没有，特拉夫尼克周围的山谷里没有坠毁的车辆。
他发布了一条悬赏线索的启事，其酬金之高，令人垂涎欲滴。这条新闻在难民营里传播开了，那些怀着领奖希望的人纷纷前来报告情况。但他得到的最有用的消息是，那辆汽车在穿越城镇时被看见过。目的地不知道，行驶的线路也不知道。
两个星期之后，他结束搜寻行动，转移到英国维和部队的驻地维特茨。
他在一个主要接待英国媒体的招待所里找到一个空房间。招待所是由学校改建的，在一条被称作电视巷的小街上，就在英军院子的外面。在情况严峻时，这是一个安全的处所。
他了解大多数军人对新闻媒体的看法，因此他收回了“自由记者”的身份，以他前特种部队军人的身份，找机会与英军上校指挥官会面。
上校恰好有一个弟弟在伞兵部队。共同的背景，共同的兴趣。没有问题，有什么能帮忙的吗？
没错，他听说过那个失踪的美国小伙子。太不幸了。他的巡逻队一直在留心，但什么也没有发现。私家侦探提到，他的主顾愿意为部队的慈善基金捐献一大笔款项。于是上校安排了一次空中侦察，从炮兵抽调了一架轻型飞机。私家侦探登上飞机与飞行员坐在一起。他们在山峦和溪谷上空飞行了一个小时。什么情况也没发现。
“我认为你应该转向谋杀方面去调查。”吃晚饭时，上校提议说。
“穆斯林狂热分子？”
“有可能。你知道，这帮人是一群匪夷所思的暴徒。他们一看到你不是穆斯林，甚至虽然你是穆斯林、但还不够是一个原教旨主义者，他们就会立即杀了你。五月十五日……我们才刚到这里两个星期，还在熟悉地形。但我查阅过事件记录本，当时那个地区没有什么特殊事件发生。你也可以去查一查ECMM的形势报告。大多数资料没什么用处，但我的办公室里有一本，查查无妨。应该还有五月十五日的例行记载。”
ECMM是欧洲共同体监视委员会的缩写。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的欧盟一直想渗入欧洲的一些事务，但影响力有限。波黑争端早前一直是联合国的事务，直至最后在万般无奈的时候由美国接手才得以解决。但布鲁塞尔也想发挥作用，所以组织了一批观察员去了解事态的发展。这就是ECMM的任务。第二天，私家侦探翻阅了一大叠报告。
欧盟观察员主要是从欧盟国家的部队里抽调出来的无所事事的现役军官。他们分散在波黑各个地区，都配有一个办公室、一套公寓、一辆汽车，还能领到一份生活津贴。有些形势报告读起来更像是一篇社会日记。私家侦探集中精力查阅五月十五日或者此后三天的记载。五月十六日班亚-卢卡的一份报告引起了他的注意。
班亚-卢卡是塞族人的一个大本营，位于特拉夫尼克北面和弗拉西奇山脉另一边。驻那里的欧盟军事观察员是一位丹麦少校，名叫拉塞·布耶利加德。他记录说，头天晚上，即五月十五日，他在波斯纳旅馆里喝酒时，听到两个穿着迷彩军服的塞族人一阵激烈的争吵。其中一人显然对另一个人愤怒至极，用塞尔维亚语对他尖叫辱骂，接着打了他好几个耳光，但受辱的那人不敢还手，清楚地表明打人者是上级军官。
事情结束后，少校想从酒吧老板那里了解情况。这个老板懂英语，而且丹麦人英语说得也很清楚，但老板耸耸肩粗鲁地走开了，根本不像他的为人。第二天上午，那些穿军服的人走了，丹麦少校再也没有见过他们。
私家侦探认为这简直是他一生中最艰巨的一项任务。他打电话给在班亚-卢卡的欧盟观察员办公室，又换人了，这次是一名希腊军官。是的，那个丹麦人上星期已经回家了。私家侦探打电话到伦敦总部，让总部去询问丹麦国防部。三个小时后，伦敦回电了，幸好那人的姓氏不是很常见。布耶利加德少校在休假，他的私人电话号码显示是在欧登塞。
那天晚上私家侦探打电话找到了他，他刚刚带全家经过一天的水上游玩回到家里。布耶利加德少校尽可能提供了帮助。他还清楚地记得五月十五日晚上的事情。毕竟一个丹麦人在班亚-卢卡没有多少重要的事情可做，那是一个十分孤独和单调的任务。
那天，与每天晚上一样，少校在七点三十分去那家酒吧，喝一杯晚饭前的啤酒。大约一小时后，一小组穿着迷彩军服的塞族人走进了酒吧。少校认为他们不是南斯拉夫军队，因为他们没有部队的肩章。
他们似乎很自信，点了东南欧地区的烈性梅子酒加啤酒。这是最容易喝醉的组合。几巡酒过后，丹麦少校正要去餐厅，因为这里的噪音太大了，这时候另一个塞族人进了酒吧。他似乎是指挥官，因为其他人都安静下来了。
他用塞尔维亚语对他们说话，肯定是命令他们跟他走。于是这些人开始把啤酒杯往后一推，把香烟和打火机放进军服口袋里。这时，其中一个人表示要买单。
指挥官怒不可遏。他开始朝那个下属尖叫。其余的人变得死一般静寂。其他顾客也一样，还有酒吧老板。谩骂仍在继续，还伴随着两记耳光。还是没人敢提出异议。最后，那个军官气急败坏地冲了出去，后面跟着其他人。没人支付账单。
丹麦少校曾试图询问酒吧老板。几个星期在这里喝酒，他已经与他混熟了。但那人脸色一片煞白。丹麦人以为，他也许是看到酒吧里的这种情景而在生气，但他看上去更像是恐惧。丹麦人追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耸耸肩，高视阔步地走到酒吧内已是空荡荡的另一头，故意去看其他方向。
“那个指挥官也责骂了别的人吗？”私家侦探问道。
“没有，只是那个想付款的人。”来自丹麦的声音说。
“为什么只是他呢，少校？你在报告里没有提到理由。”
“哦，我没有说明吗？对不起。我认为是因为那人试图用一张百元美金付账。”